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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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4）
我认为，这些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主流。那种把“资产阶级软弱性”说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本性，而大加鞭搭的做法，明显的带有偏激情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本身与他们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相比，确实处于“软弱无力”地位，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知识立足于社会，既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不掌握政权，更没有军队。它推动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主要手段是知识，靠“一支笔”（著书立说、写文章）“一张嘴”（教学讲课，演讲）造舆论、发议论、宣传其主张。而它所面临的社会，是极其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既无议会可利用，又无言论、出版等自由，一切靠“枪杆子”说话。此时的知识分子人单力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很难施展才华，实现抱负。
中国近代工商业和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治活动有没有影响呢？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发展很晚，始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很迟，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处于形成过程中。这就使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有强国富民、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却很少能从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获得思考和研究的丰富材料，从而形成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坚实的思想理论。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往往只是借鉴了西方经济理论观点，而缺少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思考。据19世纪长期在中国办报的李提摩太讲，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有一半以上都为当时中国国内各报纸所转载过。他的著作《时事新论》和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几乎是当时谈洋务、讲维新的人所家喻户晓的。“这些外国侵略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知识是十分浅薄的，……由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多半没有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学术训练，不容易直接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吸取所需要的理论观点。相比之下，倒是这些外国侵略分子所介绍的零散的、浅薄的知识，还较容易为他们所理论和吸收” 。思想浅薄，缺少现实的深厚根基，缺乏理论的力度，是构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软弱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新兴资产阶级对近代知识分子提倡改革、推动现代化的政治态度，各不相同。中国较早的和较大的企业，除外资创办者外，许多都是由大官僚们首先着手经办的，他们经济实力强，政治势力大，如对10个纺纱厂的创办人的调查，能查出身份的有9人，7人是现任官僚和退职官僚，包括当朝宰相、头号大官僚李鸿章，这些人虽然也赞成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但积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反对搞君主立宪，不赞成政治体制的改革。另一部分民办企业家发展较晚，再加上受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控制，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都远不如官僚资本。以近代著名的资本家张謇为例，他自己没多少资本，所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主要得到了两江官方（主要是刘坤一）的支持。又由于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联系，其企业才得以较为迅速的发展。这就决定张謇虽有改革要求，却对封建势力表现出更大的妥协性和保守性。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变法维新运动时，张謇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却不肯积极参加变法活动，并且一再劝康、梁“勿轻举” 。至于民办企业家的中下层，处境更为艰难，其态度显得十分无奈。《徐愚斋自述年谱》的作者徐润评说道：“＇官方经理＇有强权而无公理，何以服人……余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势，无可如何，只可随众而已” 。因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推动政治改革、呼唤现代化的活动，很难得到正在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
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于贫穷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也表现出反抗和斗争精神，如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但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盲动性、保守性。太平天国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种，有饭同食，有衣同衣，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纲领和义和团盲目排外的“保清灭洋”口号，更能激起广大农民的情绪，他们对知识分子宣传的政治改革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则一时还感到距离太远，十分陌生。再加上知识分子个体脑力劳动所固有的传统弱点，自命清高，轻视实践，轻视群众，更加深了与农民群众的隔阂。使得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很难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著名作家鲁迅在其小说《药》中，曾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一个知识分子为革命英勇奋斗，最后被统治者杀害。面对革命者的壮烈牺牲，许多群众持冷眼旁观的麻木态度，有的还议论：“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吗？”“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一个农民为封建迷信思想所驱使，竞用热馒头去蘸烈士的鲜血，做为儿子治疗肺痨病的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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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5）
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各阶级、阶层状况，以及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传统弱点，使得他们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和实现现代化，初登政治舞台，就涂上一层浓浓的悲剧色彩。著名的知识分子谭嗣同，为变法维新而血洒京城时，慨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悼念牺牲的战友刘道一赋诗云：“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1）
初登历史舞台的近代知识分子们，成立“强学会”、“保国会”等各种组织，在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而又面临重重危机的中国，第一次高扬自由、平等、民权、立宪的旗帜，大力宣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发动了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他们之中产生了一批叱咤风云、永垂青史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等。然而历史给予他们的机遇并不算长，其中一部分人很快角色转换，由改革维新的领袖、旗手、先锋，转换为守旧、保皇、成为历史继续前进的落伍者。如何认识这一现象，不仅关系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代人的评价，而且成为如何认识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值得进一步研究。
1、由维新派旗手到保皇党领袖的康有为。
康有为，广东省南海县人，1858年生于一个富有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接受过正宗的儒家教育。22岁那年到过香港，此行使他“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制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此后，学习了不少西方政治理论书籍和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思想逐渐有了变化。1884年开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后改名为《大同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久远的名著。《大同书》为世人勾画了一幅“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力高度发展，一切生产劳动皆用机器，“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劳”，工人地位最高，“工最贵，人之为工者亦最多”，既是工人，又是“学人”。
康有为一方面靠著书、写文章、办学讲学，宣传他的思想主张，一方面利用进京赶考等机会，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改革。其中一次，由他起草，发动并组织有一千多应考举子联名上书皇帝，即有名的“公车上书”。后来，曾参与联名上书的举子们惟恐惹乱子而妨碍自己的功名，纷纷散去时，康有为又不顾风险，以个人名义上书皇帝。上书到达光绪皇帝手中，得到认可。1898年6月的一天，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委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遂后颁布法令，实行变法维新。变法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对，再加上维新派本身指导思想和策略上的失误，推行百日，即宣告失败。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被迫出走日本，许多人被捕或被罢官，其中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血洒京城，为实行变法付出宝贵的生命。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不少维新派拥护者，看到依靠皇帝搞君主立宪的一套行不通，遂转向革命，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等革命派曾邀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 。康不仅自己不参加，还阻挠弟子们参加，后来又组织“保皇会”，在华侨中开展活动，与革命派兴中会对抗，极力反对革命。他撰写《答南北美州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物质救国论》等文章，散布革命必使天下大乱，“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鼓吹“坚守保皇会义，圣主必复，中国必全，幸福必至”。他在“物质救国论”中专门写了《论中国近数十年变法皆误行》一节，宣布变法活动是错误的，完全变为政治上保皇复辟，文化上尊孔复古的封建主义的卫道士。1927年康有为逝世前，曾接前清末代皇帝溥仪为康七十寿辰的贺礼，立即诚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