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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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显得牵强附会。
1、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早于民族资产阶级。
中###史和近代史讲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之一是，它诞生于外国在华工厂企业和官办洋务企业中，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看法，也完全适合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国最初的一批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外国教会学校，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一批官办学校的兴起，使近代知识分子的队伍迅速扩大，70年代开始外派留学生，90年代民办学校出现，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据清朝学部统计，宣统元年（1909年）各省学生数达1626720人 。康梁维新变法运动，标志着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正式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一支推动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活跃的社会力量。
与之相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要晚了许多。学术界一般公认的看法是：“中国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自一八八0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地生长起来” 。民族资产阶级“无论上层和中下层势力在七八十年代都还没有形成为一种阶级力量” ，“一###四年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洋务派‘新政’的破产。洋务派把持工业的失败，给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有机会反对‘官办’工业，，以求自己的发展” 。直到1900年间，“私人资本的工厂共为七十九个，其资本总额为一千七百多万元，这个数目是很小的 。民族资本企业的初步发展并形成一个兴旺局面，是在20世纪初。可以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仅不是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儿、附属品，而恰恰是催促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与发展的呼唤者。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长处与弱点，并不是某一个阶级属性的翻版，而是中国近代历史环境、社会总的状况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综合产物。我们应该为首尝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禁果的东方亚当与夏娃们，重新填写“出生证”。
2、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忧患与追求的历史大环境中，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政治的热情。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忧患意识，苏轼的名句：“人生识字忧患始”，陆游的《病起抒怀》：“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充分表达了这一心态。到近代，由于列强的入侵和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无能，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整个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许多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情绪，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成为变革时代一支最为活跃的力量。如早期的著名知识分子魏源（1794—1857），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曾积极参加抗英斗争。失败以后发奋著书，主张变法改革，向西方学习，提出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的长篇巨著《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五大州几十个国家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政情，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探索强国御海之道。该书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影响，可惜并未得到当权者的重视。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反响，政界人士争相阅读。1854年至1856年间，日本出版选译本21种，有的地方还把它当作教科书，以至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起了促进作用。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中介绍了这一历史情况：“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另一位著名知识分子郑观应（1842—1922），从19世纪70年代起，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表达了强烈炽热的爱国图强思想。我们从他的文章题目即可领略一斑：《论吏治》、《论练兵》、《论水师》、《论商务》、《论税务》、、《论交涉》、《论船政》、《论边防》、《论传教》、《论机器》等等。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普遍的注意，直到若干年后，青年毛泽东也是这本书的热心读者，并点燃起他的救国救民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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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2）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发动的维新运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正式以群体形式走上政治舞台，变法失败以后，不少知识分子摒弃改良主义，积极投入军事和革命活动，到辛亥革命前，“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辛亥革命参加者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说：“庚子以后，士人多投笔从戎，不以仓头为耻，甚至累年不迁，亦安之若素。遇有风潮，则易名再入他营。极少以从军为终南捷径，借吾党势谋飞腾者。所以无营不有知识分子，……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该书第234页）。据统计，1905年至1907年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出身可考者有379人，其中学生354人，占93％以上。
3、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各种新式学校中，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朝前意识。
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出现，使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摆脱了“读书——科考——做官”的独木桥，人生之路变得开阔了，许多人开始从事各种自由职业，如教员、编辑、记者、自由投稿人、工程师、医生等等，人们的命运不再一切由统治者的意志决定，自主意识逐渐增强了。新式学校的学生，摆脱了科举制度造成的知识结构凝固化，知识陈旧、视野狭窄的缺陷，学习西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开扩了视野，活跃了思想，不少人具备了朝前意识。从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20年代，形成一个各种思想十分活跃，也可以说是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且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这里介绍几则前人谈独立思考和思想解放的言论，即使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读起来也还是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深邃的启迪力。
梁启超《思想解放》一文摘录：
“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
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
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
“我中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
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
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
那么，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经一番刮垢磨光，越发
显出他真价。倘若对于某家学说不许人批评，倒象是这家学说经不起
批评了”。
“因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爱说抉破藩篱的话，有时也说得
太过，那些坏人就断章取义，拿些话头做护身符，公然作起恶来。须
知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为他本来是满腔罪恶，从前却隐藏
掩饰起来，如今索性尽情暴露，落得个与众共弃，还不是于社会有益
吗？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
心的大君子，不必反对这个潮流吧”。
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摘录：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
学与人权并重”，“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
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
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
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
特别历史国情之精神，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
之智识。国民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25日发表的《佩服与崇拜》（雁冰）一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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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3）
“中国人崇拜心一向很重要；几千年来入儒家名流的人，对于孔
二先生，没有一句话是错的，这是一层崇拜；”
“我以为我们不论对于古人或今人，只有佩服没有崇拜；而且佩
服的也决不是这‘人’，却是这人的‘某话’、 ‘某行为’。换一句话，
即是佩服的是真理，不是其人”；
“凡是佩服，一定是先了解其人的话；就是听了这句话后，先经
过自己理性的审考，……否则，这是盲从”，“崇拜的心理，易使行为
入于盲从”；
“要晓得大家都是朝无尽长的阶段爬；我们千万不可自傲，不可
看人不起，却也不可崇拜什么人”，“我们若将崇拜心掯牢，便见不到
这境界，不但害了自己，也累了那爬到第十级的苦人儿，生生地做成
了个偶像”。
后来，沈雁冰又专门写了《谈独立思考》一文，对反对个人崇拜做了重要补充：
“教条主义是独立思考的敌人，它的另一敌人便是个人崇拜。如
果广博的知识是孕育独立思考的，那么，哺育独立思考的便应是民主
的精神”，“井底之蛙恐怕很难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声虫大概从没有
感到有独立思考之必要。而且驰百里的驿马虽然见多识广，也未必善
于独立思考”。
“前人的经验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应当是后人所借以进行独立思
考的资本，而不是窒息独立思考的偶像”。
该文还告诫人们：“常常思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的人，他们面
前的可能的危险是：让‘独自’思考顶替了独立思考”。
上述文章的观点表明，所谓“自主意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固然有个人摆脱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和“一日无君，六神无主”的奴才心理的方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重要的是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自主意识的核心是民主意识。所谓“朝前意识”，就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如此落后和民众精神如此愚昧的情况下，能够以比较科学的观点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朝前意识就是科学意识。康有为谈及富国之道时曾明确的表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原因在于“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分之二十”，“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 。康有为一个世纪前讲的话，中国的许多人几经折腾，饱尝教训，才在近20—30年真正有所领悟。直到近几年仍然把“知识差距导致国力差距”当成最新的理论加以宣传 。
4、中国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社会总的状况，决定初生的近代知识分子处于软弱无力的社会地位。
长期以来有一种影响颇深的看法：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近代知识分子具有软弱性。这一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认识上有很大的片面性。理论上也有简单化、贴标签的毛病。知识分子在一定时期，曾扮演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的呼唤者和政治理论代表的角色，并非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奴仆。马克思曾讲过：“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 ，“不管资产阶级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