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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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年派7名青年军官赴法国学习军事，1877年派12人赴英国学习轮船驾驶，14人赴法国学习制造。直到辛亥革命前，留学欧洲各国的学生平均每年500人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生，如罗丰禄、严复等人，到欧洲以后放弃学航海，改攻读政治和化学。洋务派青年幕僚马建忠，到巴黎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严复、马建忠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19世纪末，又开始向日本派留学生，到1905年底，留日学生增至8000—10000人，1906年估计人数为6000—20000人。其中仅弘文学院前后就接收7192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思想家、革命家、作家的黄兴、鲁迅、陈独秀等。留学日本的郭沫若，20世纪50年代曾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袭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 。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教育史简编》（毛礼锐主编），总结这一时期外派留学生的历史，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话：“洋务派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培养办洋务的人才，用以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出乎封建统治者意料，除出现少数洋奴外，大多数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并且使中国有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企业管理人才、海军人才、外交人才 。我认为应该补充的是，这批留学生中还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
进入19世纪90年代，一些维新派思想家认为：“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在乎学校”，他们和各地士绅也努力开办了一批民办新式学校。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
万木草堂，1891年由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在广州创办。其办学宗旨是：“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聘著名学者讲授“中西之学”、“救中国之法”。课程设置也是融儒、佛、西学于一体，有哲学思想、史地学、数理化学、政治学、语言文字学，以及体育、音乐等。如政治学中，既学习和研究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也学习和研究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教学方法生动活泼，贯彻讨论、辨证和批评精神，每月初一、十五，举行学术讨论会，康有为鼓励学生“古今言论，以理为准，不以圣贤为主”（《实理公法》）。这一套教学内容和方法，很受学生欢迎，曾在该校学习和工作过的梁启超说：“于学术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另一位著名人物张元济作诗《追述戊戌变法杂咏》，赞扬万木草堂：“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万木草堂从成立到停办，共六年多，其中康有为亲自领导并讲学，有四年零八个月。学生最初不足20人，后来发展到“徒侣云集”，“动至数百千人”，为维新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如梁启超、麦孟华、陈千秋、欧榘甲、韩文举等。
1897年4月（一说秋天），维新派人士和湖南地方绅士黄遵宪、谭嗣同、江标、陈宝箴等，在长沙又创办另一所新式学校——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总教习，唐才常为助教。教学贯彻“经世致用”精神，课程内容中学与西学并重，“西学占突出地位”。包括自然科学、历史、法律学、政治学，同时也有大量的儒家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梁启超亲自讲民权学说，他指出，国家非一人一姓之私产，乃“国民之公器”，要复兴国家，必须提倡民权，“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 。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著名将军蔡锷以及李炳寰、林圭等，都是该校的高才生。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4）
1894年严复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1897年谭嗣同等创办浏阳算学馆。与此同时，一批中产阶级革命家也开始筹建民办学校，如1897年在日本横滨成立华侨子弟学校（后改名中西学校、大同学校），徐树兰等在绍兴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后改名绍兴府学堂，由蔡元培任校监督、总理），1898年，陈芝昌等捐款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2年，蔡元培、章炳麟、黄宗仰、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学会，主要任务之一是设立学堂。1905年，陶成章、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后改名大通师范学堂），1906年春，革命派又在上海成立中国公学，吴雪涛在贵州设立三所鼓吹革命的小学，如此等等。维新派和革命派办的这批新式学校，为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做了思想舆论准备，也培养出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成为改革与革命的骨干力量。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还和外国教会势力的入侵有着直接关系，他们于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开办了最早的新式学校。教会学校的具体目的，是为培养牧师和教会学校教师，更深层的目的在于给“学生以智慧和
道德训练，使其能成为社会上及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
1842年，“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至香港，最初只有学生6人，我国近代第一批留美学生容闳就毕业于该校，当时学习的课程有：中文、英文、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等。1844年英国人在宁波成立女子学校，学习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等，还有缝纫、刺绣。1845年，美国人在宁波创办崇信义塾，后迁至杭州，改名育英书院，为之江大学前身。1850年，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创办清心书院，英人创办英华书院，法人创办徐家汇公学。1853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创办格致书院，法人在天津创办法汉学堂。1864年，美国人在北京开办育英学堂、贝满女学堂，等等。到1890年，仅美国在中国所办初等小学就有1032所，学生16310人，中等以上学校74所，学生3819人。后来，学校日益增加，学生人数也迅速多起来：
全国基督教会学生历年增进表
材料来源 年 份 人 数
1877年教会大会记录 1876 5975
1890年教会大会记录 1889 16836
教会百年记 1906 57683
中国教育年鉴 1912 138937
中国教育年鉴 1915 172973
中国教育年鉴 1916 184646
中国教育年鉴 1917 194624
中华归主调查 1918—1919 212819
中华归主调查 1920 245049
（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教会又在中国陆续建立起一批高等学校，如美国人1871年在武昌建立文华大学，1885年在北京建立北京汇文大学，1901年在上海苏州建立东吴大学，1904年在广州建立岭南大学，在上海建立圣约翰大学，美、英等1906年在北京建立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910年在南京建立金陵大学，在成都建立华西协和大学，1913年在南京建立金陵女子大学，1917年在济南建立齐鲁大学，1919年在北京建立燕京大学。1917年《中国宗教年鉴》对美英在华高等学校数及学生数统计如下：
国 别 高等学校 大 学 学生数
美 国 11 3 3776
英 国 18 1 3767
英美合办 5 4 1949
合 计 34 8 9492
应该怎样评价外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培养的学生呢？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外国教会一律视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一律视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华代理人。这些看法是否过于简单化、情绪化了呢？我们不妨也听一听与我们持不同立场的西方学者的看法。《剑桥中国晚清史》对这一问题，阐述了如下意见：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些人，“由于拥有高级学衔和比较专门的兴趣，他们与其说是牧师，到不如说是职业教育家”；“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起了主要作用”；“即使从这一较狭窄的意义来看，传教士对于中国的改革思想和活动的影响也是一种多方面的现象。新教徒学校里讲授非宗教性的科目，还有新教徒出版物上介绍的西方和西方文化的知识，养成了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气氛。……有几位传教士，其中著名的是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他们都成了中国的热情宣传者，并且和官场内外中国的改革派领袖建立了密切关系”；“大多数新教传教士和相当数量的天主教传教士本人就是妇女，……她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许多人在教会学校担任教员，有些人被培养成医生。此外，新教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则”，这些对中国的妇女解放，也带来积极的影响 。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5）
西方学者对待教会势力入侵中国的这段历史，自然有淡化和美化其祖辈侵略者行径的一方面，然而他们所讲述的某些历史现象和所作的分析，也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从根本上讲，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具有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被侵略与侵略的关系，西方列强的入侵，把中国带入更深的灾难之中；一是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的社会和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西方的入侵，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文明和某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这一背景下，西方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也应视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从政治上看，这部分知识分子也并不都是侵略势力的代理人，其中一小部分成了西方的附庸，多数人仍然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或宗教人士，甚至有些革命家（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和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早年也曾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中国最早留美学生之一的容闳，在美学习8年之久，称美国为“第二祖国”。当美国要求他毕业后当传教士时，却遭到他的拒绝。容闳满怀报国之情，回国工作，积极投身洋务运动，为推动工业发展献计献策。下面我把容闳写的《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的一段抄录如下，其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甚为感人：
“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
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当我意志消沉时，往往想反而不如根
本不受教育，因为教育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
到自身的责任，而茫然无知的人是决体会不到这一点的。……我可以
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么，我就该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
方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
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
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
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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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1）
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笼统的说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儿、附属品，有悖于历史事实。套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来解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显得牵强附会。
1、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早于民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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