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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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又讲：“老九并不坏”，“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230。
时任中央领导工作的胡耀邦，也多次讲到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1980年2月，他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说：“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对头。对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看错了，歪曲了他们的形象。……现在我们在纠正过去的错误看法和由此产生的错误做法，纠正得好有成绩。但遗留的问题还不少，还要继续纠正，彻底纠正过来才罢休”231。1980年3月23日，胡耀邦在另一次讲话中，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思想提出批评：“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对有知识的人，仍然不大信任，往往把他们不盲从、爱动脑筋、爱提意见的优点看成骄傲自大。我们必须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232。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根源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上面（领导）的根源是左倾思想，下面（群众）的根源是“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存在着许多模糊、片面以至错误的认识”233。198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从历史上给知识分子平了反。“通知”说：“历史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他们同工人、农民一道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依靠力量”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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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重知识 冲破凡是搞平反（2）
中央有关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冲破重重阻力，着重抓了平反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1957年反右斗争中，共划了55万余“右派分子”，是建国以来涉及知识分子的面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案件。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6月14日，有关部门拟订出《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规定“右派分子”摘帽以后，恢复政治名誉，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等。至1980年底，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此后又陆续对若干“右派分子”平反，如1980年8月16日，新华社报导，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的“六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全部得到纠正。据有关资料，被定为右派分子的552877人中，只有90余人不予平反，其余全部摘掉右派帽子。
建国初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也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胡风由于“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和在私人通信中查出“反革命言论”为依据，被诬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和胡风有来往的27位著名学者、文艺家，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如作家阿垅、学者贾植芳，被判有期徒刑12年，其余给予撤职降级另外安置工作处理。这种不仅以言定罪，而且是以私人信件定罪的作法，使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感，有些人从此不敢再写东西，甚至连通信和日记也不敢再写了。“文革”以后，这一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认真复查，中共中央作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的结论，1988年6月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通知》，认为：“在我国革命文学阵营的发展史上，的确存在过宗派的问题。因而妨碍了革命文艺界的团结。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好复杂，时间长，涉及的人员也较多，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还有不同的状态和变化。从胡风同志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看，总的说来，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通知》取消了对胡风文艺思想和宗派活动等问题的严厉指责，并为胡风及其受牵连者，彻底的恢复了政治名誉。
这一时期，党中央还对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王实味案件进行了认真的复查。1982年2月，对与王实味有牵连的四位知识分子平反，《关于潘芳、宗静、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指出：不存在“五人反党集团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恢复名誉”。1991年2月7日，中央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王对参加托派组织的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王实味平反的意义在于，不仅不再把文艺和学术思想问题视为政治问题，即使参加过某些不同政治派别的活动，也不再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里，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后来，对托派的认识和态度也有了改变，不再视为敌人，而是党内的一个不同政治派别。《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对于托派的注释，由“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津贴”，修改为“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235。该书另一注释又增加了如下内容：“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实践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236。
反思文革重知识 冲破凡是搞平反（3）
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政治气候和大环境中，大张旗鼓的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气派的，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承受巨大的压力。有些人从“两个凡是”出发，认为：“只可以单纯摘帽，不能平反”，“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全党不就乱套了吗？”。有些人主张：“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点样板，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教育么！”。甚至有些人指责：“平反冤假错案，势必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改正右派是‘右倾’，为右派翻案”，“你们自找麻烦，将自食其果”237。当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胡耀邦同志等，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针对有人说：“这样改，太多了！”，胡耀邦回答：“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一批党的领导人和老革命，带头反省自己，承担责任。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238。另一位老革命家李维汉也说：“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239。李维汉最先提出“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不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且提出为历史上王实味的冤案平反问题，他说：“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和同志负责，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240。这一时期负责复查平反工作的胡耀邦，1982年12月25日主动给中组部写信，建议为团中央被错误处理的干部项南平反，他说：“当时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并一再表示：“这一案件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241。中央领导人和老革命家们的这种认真负责、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精神，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也在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留下极深的印象。
回顾这段历史，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知识分子（主要是“右派分子”）的平反工作也有差强人意的地方，如反右斗争中55万右派分子只有90余人不予平反，也就是说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八以上搞错了，却出于某种政治考虑，不顾判定事物的量与质的关系，坚持说反右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地扩大化了”。既然以上都搞错了，怎么能说“完全正确和必要”，仅仅是“扩大化”了呢？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瑕疵，然而中央为知识分子平反所作的大量工作，是有目共睹的。它为纠正长期以来被丑化了的知识分子形象，为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为全国人民重新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籍以实现现代化，起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
知识分子新理论在拨乱反正中形成（1）
早在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舆论，如“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不学ABC，照样干革命”，以及对知识分子的种种迫害行为，他在听取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后，肯定了《科学院汇报提纲》（草稿），鲜明的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有水平的科技人员要爱护，发挥其作用”。后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又讲：“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同年8月18日，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邓小平提出：“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要解决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的问题，发挥他们的技能。在随后刮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统统被“四人帮”批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不仅坚持了上述正确思想，并且提出一系列关于知识、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观点。如在批判“四人帮”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中。邓小平针对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说：“《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纵观这一时期邓小平的言论，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理论、方针，其要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