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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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沉痛而深刻的教训”。薄一波具体指出，如“错误地把党和国家发
生‘和平演变’当成了当时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对于什么是修正主
义，认识并不明确，甚至把很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当成所谓修正主
义、‘和平演变’来加以反对”，“他多次讲过：穷则变，富则修”，
“书越读越蠢，越是知识分子越容易产生修正主义”等等192。
距离薄一波回忆录的出版，历史又前进了几十年。今天，应该如何重新评价防止“和平演变”这一战略思想呢？
防止“和平演变”的提出，对于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应有的警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把防止“和平演变”做为“关系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193的战略理论思想，则有不容忽视的缺陷。
近些年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剧变，一直是人们在探索，也是各种意见争论不断的问题。一种认为，“剧变”是党的领导人适应帝国主义的政策，搞修正主义的结果，归根结底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他们说：“看来和平演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攻心——夺权——改制’，另一种是‘攻心——改制——夺权’”，“这恰恰证明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提醒我们为了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一定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牢牢占领上层建筑的阵地”194。《中流》杂志的作者提出的两种“和平演变”形式，都把“攻心”放在首要地位。似乎保住“心”，就可以保住一切。这实际上还是在宣传“思想决定一切”、“精神决定一切”、“宣传决定一切”，只要牢牢的控制住人们的思想，就可以万事大吉，永保平安无事。这种说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唯物主义常识，不觉得太远了一点了吗？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苏联和东欧社会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外部，而是自身出了问题。1998年出版的《苏联剧变新探》（宫达非主编），收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的文章，从苏联模式及其历史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得失、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党的状况、民族状况、文化思想状况多种角度，做了深入探讨，并列举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资料，值得一读。我在这里再列举几篇本书以外的文章，他们的作者或是原苏共高层工作人员，或是对苏联社会有过较长时期接触的我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的感受和看法，或许对我们更有启示。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长期在苏联工作的老外交家柴成文，曾就苏联发生剧变的深层原因谈了如下看法：
“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它建国初期逐步形成的。由于它长期
处于战争、外界的孤立封锁和战后东西方对抗的环境，更主要是由于
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以为模式先进，不思进取，不仅自己不
改革还把别人的改革视为异端。而越推迟改革，积累的弊端就越多，
改革起来难度就越大。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9）
苏联领导人从赫鲁晓夫起都曾提出过一些改革的设想，但均因不
切实际而无所作为或半途而废。
苏联所以形成各种弊端的根源是政治、经济体制的过分集中。社
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的根本优越性是人民当家作主。但长期的过分集
中却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了法
制建设、也使人民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反而实际上形成了官僚主义、
个人专断、家长制、领导制度终身制和各种各样的特权现象和腐败作
风。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除了在位短暂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外，可以
说没有一个不是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一身的。当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
只有一个人说了算时，那么人民当家作主便成了一句空话。社会主义
制度在经济领域最根本的优越性，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实行按劳分
配原则，废除了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但由于长期的高度集中，
一切照指令性计划办事，而又强调计划就是法律，这就不可避免地压
抑企业的生机与活力，使经济生活僵化”195。
50年代以来一直在苏共中央工作的奥尼科夫，从党的建设角度探讨了苏共为何轻易被赶出历史舞台。他认为应归咎于斯大林以来的建党模式：
① 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党的主人应是全体党员，而斯大林却把
政治局和党的中央机关看做是党的主人。②列宁在世时党的生活是完
全公开的，而斯大林却以“绝密”作为其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则”。
③斯大林把党的中央机关变成其模式的“最重要的堡垒”196。
奥尼科夫认为，长期缺乏党内民主生活，扼杀了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使他们习惯于等待上级指示，接不到指示就无所适从。这样，一遇风浪或个别领导人出问题，全党就会不知所措，其生命力显得十分脆弱。
还有一些苏联学者，从长期缺乏民主生活及个人崇拜对广大群众带来的深刻影响方面，探讨了在领导人出现错误和外来影响的冲击下，苏联社会顷刻解体的思想原因：
群众运动的经验证明，信仰理想，跟着永不犯错误的、英明的、
全能的领袖走，比认识这种理想的科学内容和动脑筋思考领袖与群众
的关系的性质要容易得多。信仰社会主义与信仰斯大林被当做一回
事，并且后者代替了前者。
对神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盲目的信仰，使得思想软弱无力，使
思想成为信仰的奴仆，使人失去了健康地、批判地判断信仰对象的可
能性197。
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提供的基本方法，是加强阶级斗争，甚至一度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最好形式。其实，用这种办法对付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并非对症下药，实为一种战略上的被动应付。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从本质上讲，是以它的科技领先、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强的优势以及几百年内形成的“民主、自由”思想体系为基础，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影响，以促使这些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应当说，影响总是互相的。记得五十年代，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也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很大的冲击。许多国家工人运动、民族独立运动、黑人争取生存权力的斗争，日益声势浩大。马克思主义以空前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这些也曾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调集一切力量加以防范。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转为攻势，社会主义转为守势，匈牙利、捷克等国接连发生群众闹事，民主德国也建起了“柏林墙”以防止群众外逃。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呢？究其原因，根本还在社会主义自身方面出了问题。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10）
社会主义做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探索中遇到了大的曲折，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破坏，生产发展受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慢，甚至并未得到改善；二是政治生活中并未很好的日益扩大民主，由于多种原因反而使民主生活受到很大的破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使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有了可乘之隙，才使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增加了吸引力。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对策，是通过不断改善本身的经济体制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以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两条搞好了，既使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暂时赶不上某些发达国家，只要人民看到光明的前景，有了盼头，同样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五十年代海外大批华侨舍弃自身的利益，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国内万众一心，朝气勃勃，到处一派欣欣向荣景象。这些历史的画面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离开这两条根本，光搞战术性防范措施，只会越搞越被动。柏林墙的建立与拆除的历史，给予人们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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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1）
“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
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人类是永无宁日。不那样，
我们拟定的这套制度就永远不会实现，永远不可能实现”。
——柏拉图：《国家》
“神学高于哲学，哲学是神学的奴仆”。
“我们要证明信仰的真理，只能用权威的力量来讲给愿意接受权
威的人”。
——托马斯：《神学大全》
“掌握真理有四大阻碍：权威、习惯、成见、虚夸”。
——罗吉尔、培根：《大著作》
“要求把自己变成崇拜对象的这种虚荣，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种
病症”。
——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
“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
——霍尔巴赫：《神圣的瘟疫》
“哲学史上的纷歧意见，其实都是精神进展中的合理环节”。
“哲学系统的纷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
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
的，并且是本质的”。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1、“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另一种思考
1978年5月，报刊上登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政坛上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真理标准本来属于哲学常识性的问题，一些当年的参与者也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在写作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理论上并没有新颖之处”198。然而当时的政界领导人却为此大动干戈，给文章扣了许多吓人的大帽子：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⑵“作者的意思是要砍旗”，“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⑶文章“思想上是反动的”；⑷文章是“分裂党”，破坏国家的安定团结，“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199。这样，使一篇哲学常识性的文章，引起了一场大的###。其意义，正如《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所指出的：“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200。
20几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真理标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