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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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长期以来在学术领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一直是革命与批判的主要对象，不管是批胡适、俞平伯，还是批胡风，他们的主要罪名都是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其实，唯心主义只是人们的一种认识路线。从人类发展史上看，唯心主义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比较，它突出了人在认识世界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个很大的进步。从一般的认识论角度讲，唯心主义是人们认识世界过程中，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失误。把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紧紧捆在一起，是把认识问题简单化、政治化、阶级化了。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仿佛封建阶级没有唯心主义，无产阶级根本不会犯唯心主义错误。即使从学术角度讲，唯心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凡认真读过几本不同学术流派著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唯心主义著作”，十分深刻而有价值。相反，不少“唯物主义著作”，并不一定本本有真知灼见。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181，正是对“聪明的唯心主义”著作的肯定。具体到一个学者、一本书，情况又十分复杂。有的总体上是唯心史观，若干问题的分析却能从实际出发，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有的总体上是唯物史观，若干问题的分析却陷入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这种现象难道罕见吗？
2、 “皮毛理论”与思想改造运动
如何评价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当年那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还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以正面教育为主”，这种形式应该肯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愈来愈感到它的不成功。还有一种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官方的表态，1981年1月8日，胡耀邦在《谈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一文中表示，不再提“思想改造”这个口号，原因有二：“（一）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个口号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弊病，多数人对这个口号很反感；（二）在当前的条件下，重提这个口号，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歧视、批判和排斥另一部分人的错误作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思想改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
我以为，要正确地评价“思想改造”运动，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仅仅就建国初期的这段历史而谈这段历史是不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搞了近20年，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不提此事”了。知识分子越来越臭，知识越来越不值钱，思想学术越来越沉闷，“改造”的口号越来越不得人心，这是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有目共睹的事实。我这样说，不是用后来的登峰造极否定当初“思想改造运动”的一切，而是要强调历史都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了解它的远期后果，对历史起步时的问题会看得更清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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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4）
首先，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错了，后来尽管有过几次暂时的修正，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陷入极端。建国初期，多数知识分子是一种矛盾的心情迎接“解放”的。一方面怀着喜悦走进新时代，如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在其《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抄》中有如下记载：“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即使被诬为“思想反动”、“以笔杆子杀人”的著名学者梁漱溟，1951年参加四川土改工作团，也颇有感触地说：“共产党解放四川不到两年，就把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很快形成安定局面。情况变化如此之快，实出人意料，不能不使人表示由衷的佩服”182。另一方面，改旧变新，也给这一代知识分子们带来许多的不适应。如新中国强调“向苏联学习”、“一边倒”，而他们则更熟悉和习惯于西方的东西，对苏联的一套心存疑虑和恐惧；新中国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他们虽然口头上也学了些新名词，可思想深处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西方的学术研究，更能运用自如；新中国处处强调“政治”，而他们之中有些人却以清高超脱自居，更倾向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新中国强调“工农是主人”，而他们之中不少人对工人、农民很不熟悉，甚至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轻视工农群众的观点。如此等等。应该说，知识分子的这些不适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是可以解决的。有些人的问题即使暂时得不到解决，也无碍大局。
然而，从建国开始，中央对知识分子中存在的问题逐渐看得越来越严重。1950年10月27日，以周恩来总理名义发布的《政务院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讲到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是“主要由于过去教育制度所造成知识分子一般存在着学用脱节和缺乏为人民服务观点的严重缺陷”183。同年，###长钱俊瑞所做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的报告，认为：知识分子中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另外还有封建思想和买办思想的残余”184。1952年高等学校开展三反运动，中央提出：“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崇美、亲美、恐美、###、反苏、反人民的思想）”185。1953年展开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毛泽东主席强调：“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186。1955年8月，中央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严厉地指出：“资产阶级正在学校中同我们争夺领导权，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以至敌人的特务奸细也正在经过这条路线打进我们的工矿企业和国家机关中去。这里进行着严重的阶级斗争”187。1957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大学教授们“是不是想复辟？”的问题188。1957年以后的事，更为大家所熟悉了，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应该离开这一时期中央对知识分子如何估计的历史实际。
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央对知识分子实行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建国前后，针对各种排斥知识分子、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团结——教育——改造”方针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方针的缺陷方面越来越显露出来。由于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估计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前提就存在着问题。它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只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自己人”，更不是依靠对象。特别是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后，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进一步陷于“革命对象”的地位，只是他们之中的自然科技知识分子，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离开了他们不行，因此受到重视，有些人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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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5）
这一方针中的“改造”含义，开始虽然有学习新思想、克服旧影响的内容，但其政治含义越来越突出，要求知识分子彻底改变阶级立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如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认为：“思想改造工作，主要是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抛弃原来反动的或错误的阶级立场等这些一般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东西，这种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乃是学校中进行清理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准备”189。这一指示明确指出，“思想改造”就是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抛弃反动的或错误的阶级立场，并且和“肃反”挂钩，为肃反作思想准备。同时“改造”的方式上也随着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不断加强，越来越远离“自我教育”方法，而是采取批判、过关，或组织处理等手段。1952年5月，中央对高校的另一指示做了如下规定：“应该让百分之十到七十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的批评以后再行过关；百分之十三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百分之二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该文件明确指出：“这样做我们就能做到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和打击少数坏分子，以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190。
上述文件精神，从一大批参加过当年思想改造运动的老知识分子们那里，也可以得到印证。不少人是怀着“原罪感”而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有的为了过关不仅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也把自己的祖宗三代痛骂一遍。当时的一些年轻教师反映，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感到“老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都是肮脏的，三反时揭露的东西听起来可怕”。著名学者陶孟和当时在一次座谈会上曾尖锐的表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否定他们过去的一切”，他认为思想改造运动不仅伤害了一批人，并且使“如政治、法律、社会学、英文的教授成了无业的人”，“社会科学这一门科学等于连根都拔掉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回避真实的情况，仅仅从某些文件的字面含义出发，一味的歌颂“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进行正面教育形式为主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无助于我们正确的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还涉及一个论理性问题，即著名的“皮毛理论”。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即后来发表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详细的阐述了这一理论性观点，并且反复讲过多次。后来，这一观点几乎成为分析知识分子问题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支柱。毛泽东说：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
‘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
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
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