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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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作家高尔基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非常痛心和着急，他一方面多次向列宁写信，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在列宁的同意和支持下，于1919年成立“全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高氏任主席），协助政府积极解决专家和学者们碰到的种种问题。
1918年7月，高尔基给列宁写信：“《新生活报》出还是不出？拉
脱维亚人已把伊·帕·拉德日尼柯夫、格尔热宾、巴扎罗夫（按：均
为该报撰稿人）从编辑部房子里撵出去了”51；
1919年4月12日，高尔基给列宁发电报：“我的同志，文学家伊
万·沃尔纳在奥勒尔省的小阿尔格尔斯克被捕。我对他政治上的忠诚
确信不疑，很怕仓卒行事。请您电示秉公调查逮捕原因并将人释放监
管”。列宁接到高尔基的电报，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请侦察时特别慎
重、公正”52。此外，高尔基还为被捕的研究强效防腐剂的化学家萨
波日尼科夫、研究治疗斑疹伤寒血清的医生马努欣、“才女”娜塔莉
娅、著名外科医生费多罗夫、大地质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几十、
几百个知识分子呼吁，希望释放他们，社会非常需要他们的研究成果。
1920年3月5日，在苏俄物质十分匮乏，生活十分困难的条件
下，高尔基为科学家们不再饿肚子，给列宁写信：“请问：科学家们
怎么办？是否留下一千八百份口粮？恳请您：留下吧！这完全必要，
有重大意义”。1920年4月29日，高尔基就科学家缺口粮一事又致信
人民委员会：“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支配的口粮为一千八百份，
高尔基与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2）
……远不能满足全体科学家的需要，因而大批具有高等专门技能的科
学家未能分得口粮，故委员会恳请人民委员会将口粮份数增至二千
份”53。
1920年10月，高尔基为科学家们住房问题给全俄科学家生活改
善委员写信，呼吁：“保护科学家的住所，免于因压缩住房面积而被
征用，……例如医学院梅毒教研室副主任A·H·多美尔尼科娃的住
所有房五间，住着三个大人，五个孩子。但是，贫民住宅管理委员会
竟指定她腾出三个房间”。科学统计局研究员C·M·达尼尼出差在外，
家里五间住房竟被突然搬入的另一家占领了四间。达尼尼的“什物、
书籍、手稿均被扔在过道间里，一部分东西，包括一橱珍贵的科学书
籍，被迁入者据为己有”54。
高尔基还透过上述社会现象，接触到革命事业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一）针对“向贫穷和卑微看齐”、以及“俄罗斯人民是tabularasa（一张白纸），这不是什么缺点，而是优点，因为这会使人民更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等言论，高尔基认为想用贫穷、愚昧、卑微“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危险的，“它可能在它激起的粗俗本能的混乱中危险地消灭俄国文化的柔弱幼芽”55，高尔基指出：“在贫穷和愚昧的土壤上，我们的美好理想永远不会实现”，他生动而寓意深刻的比喻说：“如果把人放到猪圈里，却要求他成为天使，那就太愚蠢了”56。
（二）批评“家庭出身决定论”，针对“士官生都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女’，因此应当被消灭的说法”，指出：“如果阶级出身决定人们的行为的话，那么乌里扬诺夫——列宁就应该站在俄国大地主的行列里，……托洛茨基则应该去干商品推销了”57。
（三）批评“列宁的政权捕捉一切不用同一种方式思考的人并把他们关进监狱的做法”58，指出：“思想是无法用肉体上的暴力手段战胜的”59，往往适得其反，“被迫害的思想，即使是反动的思想，也会获得某种高尚的色彩，激起人们的同情”60，他呼吁：“给言论以自由吧，尽可能多的自由，因为当敌人说出很多话的时候，他们最终是会说出蠢话的，而这是非常有益的”61。
（四）高尔基认为：“最宝贵的创造力量是人，因为人精神上愈发展，他用技术知识武装得愈好，他的劳动就愈可靠和宝贵”62，“智力，从质量上讲，是第一位的生产力”63。
（五）针对有人批评高尔基“在看待十月革命时，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人甚至责骂高尔基：“在形形色色的革命掘墓人的大合唱中，又添了一条嗓子，大作家高尔基的嗓子”等言论，高尔基理直气壮地说：“我有权利说出有关人民的令人生气和痛苦的真实情况，而且我坚信，如果第一个说出这些实情的是我，而不是人民的敌人，那对人民要好得多”64。
对于高尔基的这些意见和批评，列宁有些十分同意，如解决科学家的口粮和住房问题。有些则加以否定，如在逮捕某些知识分子问题上，列宁认为：“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让几十、几百个知识分子蹲上几天或几周监狱，要比一万人惨遭屠杀好些”65，对于高尔基本人，列宁于1919年7月31日和9月15日接连给高尔基写信，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果您再不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挣脱出来，您会毁灭！”66另一方面在其他场合，列宁又指出：“任何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是绝对有害的。可是高尔基——这是我们的人……他和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自己出身于‘底层’。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回到我们这边来”67，1921年12月12日，当得知高尔基要出国看病时，列宁写了《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传阅》的信件：
“克列斯廷斯基写信给我说，高尔基离开里加时囊空如洗，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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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与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3）
希望寄托在从斯托莫尼亚科夫那里得到一笔稿费上。克列斯廷斯基认
为，必须把高尔基列入党或苏维埃负担医疗费用到国外去就医的同志
里面。我提议由政治局提出建议，由克列斯廷斯基把高尔基列入这类
同志之中，并检查一下，务使他得到必要的医疗费用”68。
作为政治家的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上存在的某些现象，以及包括高尔基这样的非党的革命文学家的批评性言论，引起了他的关注和思考，特别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十分强调知识的重要作用，以及与专家们搞好团结的必要性。他尖锐地批评了愚昧无知现象，并且把“文盲”列为革命的“敌人”，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是教育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69。1921年12月，列宁在《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一文中，详细阐述了专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应该如何对待专家。他说：“如果……不能象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专家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我们要使这个特殊阶层的专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不仅在物质或权力方面如此，而且在同工农同志合作方面，在思想方面也如此”70。1923年1月4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71。
在列宁的倡导下，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苏俄的知识分子状况一度闪现了可喜的曙光，即使###专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也认为：“列宁主义时代（在列宁于1923年死后又持续了二三年），确实进行了大量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试验。改革创新、破除迷信、开拓科学领域的新天地，在艺术界、建筑界、文学界以及整个知识界蔚然成风”72，从1918年至1928年这十一年中，培养出34万大学毕业生，为现代苏联知识分子奠定了基础，有力地推动了苏联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方针、政策，也还包含着不少互相矛盾的思想：一方面从理论上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方面对现存的知识采取过多的否定态度，认为革命前的学校学的知识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73；他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但强调“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74，并对新政权下的教育事业作出过分悲观的估计，如说：“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几乎有五年了，但旧的资产阶级学者还在无产阶级的国立学校和大学里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毒素教育（确切些说，是腐化）青年”75，以至当时曾流行一种舆论，认为“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工人、农民接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76；列宁重视知识分子，重视吸收各种专家参加建设事业，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极不信任，1921年2月5日，他在《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中说：“吸收专家应当具备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非党专家必须在党员监督下进行工作；第二，关于普通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教学内容，只能由共产党员来确定”。
苏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曾对知识分子做了如下政治分析：“旧的技术知识分子中最熟练的一部分人感染了暗害病。……一部分人进行暗害活动，另一部分人包庇暗害分子，还有一部分人袖手旁观，保持中立，再有一部分人则在苏维埃政权和暗害分子之间动摇不定。当然，大多数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多少还是忠顺地继续工作”77，在这一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如下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苏维埃政权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所能实行的唯一政策就是粉碎积极的暗害分子，分化中立分子，吸收忠顺分子”78。这一“粉碎、分化、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显然是把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当成敌对力量了，其影响，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有增无减，正如斯大林所说：“我们党内却依然流行着一种敌视苏维埃知识分子”的观点，“持有这种不正确观点的人以藐视和鄙弃态度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79。
斯大林与“苏联文化模式”的形成（1）
斯大林掌权初期，曾对藐视和敌视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