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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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义兼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述重要思想，虽然不乏深刻的见解，合理的成分。但从总体上看，其基本主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与20世纪大变革的需要，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协调，不适应的。被称为“东方圣哲”、终生研究并宏扬儒家文化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晚年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说：“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 。
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舛命运（2）
知识，历来是每个社会赖以存在的一种基础，自然科学是人类发展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重要力量。我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有著名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直到明代，也曾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如李时珍（1518……1593）的巨著《本草纲目》，在世界药物学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徐光启（1562……1633）所写《农政全书》，表达了“人力定能胜天”的思想。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对一些应用化学的原理作了分析。地理学家、著有《徐霞客游记》的徐宏祖，是世界上对石灰岩地区溶蚀地貌考察的第一个人。然而十六世纪以后，我们在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知识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并且差距越来越大。纵观欧美18世纪产生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19世纪70年代，又出现以电力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20世纪40年代以来又兴起新的技术革命，被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如20世纪初提出相对论，20年代出现量子力学，50年代的分子生物学等。在具体技术上，1942年出现第一台原子能反应堆，1946年出现电子计算机，1947年出现半导体晶体管，1957年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59年出现集成电路，1960年激光问世，等等。据一位科学家估计，直到“刚解放的时候，我们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是200年” 。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感到在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方面甚至不止200年。记得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儿童时代，曾发生过一次月蚀，人们称这是天狗吃月亮，于是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立刻动员起来，使劲的敲打锅碗盆勺，以吓退天狗，援救月亮。此时距离哥白尼公开发表《天体运行论》已整整400年！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滞后，必然影响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普及方面的难度，从而造成“知识贬值”的现象。
近些年，不少人士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落后的原因，从多方面做了探讨，尤其是从知识发展自身的角度进行的反思，读了颇有启发。
著名科学家周光召认为：“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商人不
太重视，没有开拓市场，因而没有推动科学发展的市场动力；中国古
代没有研究自然科学的专门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不能
上升为理论；古代中国人还自视清高，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最高的水
准，不愿意吸收外来先进的科技和文化；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
善于做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也不从事有控制的实验和
对自然界有系统的观测，所以对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种猜测，缺少
科学根据” 。
《自然科学概要》一书，从知识本身发展规律方面作了进一步分
析：“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实验的作用更加明显，自然科学上的许多
知识和理论的提出和发现，往往不是直接来自生产，而是来自科学实
验。如相对论的提出，量子力学的建立，基本粒子物理的产生，都建
立在实验基础上，直接由科学实验所决定。当然，现代自然科学与生
产实践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许多新的科学理论，只有运用于生
产，接受生产实践检验，才能发现问题，通过科学实验，加以完善和
发展” 。
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推演法。他说：
“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追求一个‘理’，用什么方
法来追求这个‘理’呢？这个方法就是归纳法，即把许多分处的一些
现象，或一些状态，归纳成一个最终的‘理’。这是一个精简化、抽
象化、符号化的过程。……而近代科学跟传统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分
别，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这第二个方式是推演，是用逻辑的方法来
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舛命运（3）
推演，……推演的方法需要逻辑，这是近代科学精神诞生的一个重要
标志，可中国古时候没有发展出这个逻辑系统” 。
近代知识的发展与命运表明，从轻视知识、排斥知识、反对知识，到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知识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宠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近代知识的多舛命运，不单是外部条件使然，还和知识本身的状况与弱点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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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昧主义何以一度泛滥成灾（1）
一百五十多年以前，马克思的朋友、“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的德国杰出诗人海涅，在《路苔齐亚》法文本序言中，一方面热情的高呼：“愿这个旧世界崩溃，这个好人遭殃、坏人得势、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但愿它遭受彻底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讲了一大段通常被称为对革命“误解”的话，深深的震颤了我的心。他说：
“我承认未来时代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和非常恐怖
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我真到了那个时代，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
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
不悯惜地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象……；他们将要毁坏
我的月桂树丛林，而在那里栽植马铃薯；……百合花，它将被人从社
会的土地上拔掉，除非它手里拿起纺锤来；而夜莺，那些无用的歌人，
将被驱逐，还有，唉！我的歌集将被香料杂货小商贩用来做纸口袋，
给未来时代可怜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丝。唉！我预见了这一切，……”。
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潮，使诗人海涅的担心变为现实。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除几本经典之外，成堆的古今中外优秀书籍如“纸船明烛照天烧”；碑林、庙宇等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被“革命的铁锤”砸个稀巴烂；大批文化人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在劳改所里饱尝皮肉之苦；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被赶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花园里的百合花、月桂树也未能幸免，它们揣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冤魂，被斩草除根，花园变为向日葵园和老玉米地。那个年代，知识成为无用而反动的代名词，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之后，成为社会底层的“臭老九”。相传著名学者梁漱溟曾作《吟“臭老九”》诗一首：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著述不算少，几乎都是从政治层面上阐述，极少有从知识、文化层次上论及。这里，我想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代表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此狂热的“反文化”，搞起蒙昧主义呢？仅仅从某一项方针、政策的失误，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或左的知识分子政策等，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我认为，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知识观念的陈旧，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和高度集权体制下对人的扭曲，是重要的原因。
党的领袖们并不否认，甚至非常强调知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如何认识和对待历史的和现代的知识问题上，却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突出的表现为：
崇尚经验，贬低书本知识。如认为“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书读得越多就越蠢”，“读多了，害死人”等等。经验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它是知识的基础。但它偏于感性和个别性，而书本知识即理论知识，是经验的升华，使知识由感性上升为理性，因此更具有普遍性，更为重要。党的领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明显的偏激。
崇尚实践，否定教育。当年苏联就曾出现过一种舆论，：工人、农民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业”，斯大林在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曾批评“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走上颂扬落后、无知、黑暗、反动的地步” 。没想到，在中国也出现了这一倾向，如认为：“读书总比宰猪容易得多”，“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坚定不再进学校”，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的许多人，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主张停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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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昧主义何以一度泛滥成灾（2）
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再加上领袖的倡导，使整个社会一度笼罩在“反文化”的蒙昧主义迷雾中。如政治上，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建设中，1958年“大跃进”以和科学“对着干”为荣的反科学倾向；思想上，以“知识分子头脑复杂”为耻，“大老粗头脑简单”为荣的反智倾向，等等，这些是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记忆犹新的。
有些党的领袖也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反知识倾向呢？就认识论而言，领袖是杰出的人，也是普通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包括个性，不能不对他们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印迹。有些人生长和生活于长期封闭停滞状态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所学的多为中国传统和西方20世纪初的科学技术知识，后来长期置身于革命事业，对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缺乏了解。他们的知识观念，也就是对“人”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水平，如“人有两只手”、“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海战术”等等，对知识和科学技术在“人”的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感知甚少，估计甚低，距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相距甚远，这不能不是出现反知识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加上个别领袖人物早年在大学工作中，由于地位差距而产生的不平与愤懑情绪，更使反知识分子倾向加上了一层浓浓的感情色彩。
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又把“反文化”倾向推向祸及有文化的人，即知识分子。建国以后，党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如下战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肃清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影响，改造知识分子和文化事业；大规模宣传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上层建筑和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指导思想，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防碍民主改革的消极因素，而且是防碍工业化的消极因素，如认为：“知识分子改造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于是相继开展起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梁漱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