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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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事业——学术研究，要求必须有思辩性（能提出问题，争论问题）、多元性（从不同的视角思考问题，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朝前性（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所研究的问题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如人口问题，战争年代是不肖一顾的，到了建国以后，人们的认识水平长期停留在“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多力量大”的水平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其实，中国的学者们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提出了许多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人们重视的问题和见解。如1936年，有的学者就大声疾呼：“我们再不要迷信中国地大物博的话，中国的地虽大，然而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占去了一大半”，“人口太密，人民太穷，实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如果不搞计划生育，“五十年后中国人口可以超过十八万万，中国能养活这么多人吗？” 。有的文章在讲节育的同时还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大家都赤手空拳，斗力而不斗智，中国自然是一个强国，可惜现在是一个科学的世界，几百个手无寸铁的壮汉，经不起一部机关枪的扫射。判断一个国家的贫富强弱，要注重人民的质，比之人民的量，因此，必须提高生产、改善生活、普及教育等综合解决才成” 。有的学者专门从战争角度论证人口问题：“近代战争的胜败并不系于人口的多少。……冯芝生先生说过一个很好的譬喻，他说近代的战争不是《三国演义》式，而是《封神榜》式，不是你一刀，我一枪，而是你用一个法宝，我也用一个法宝来抵住。谁的法宝厉害，谁就胜利。法宝不是别的，就是飞机、大炮之类” ，这些话的前瞻性，不是从近些年海湾战争的“非接触战争”形式，得到很好的印证吗。有些学者更是从理论高度和全局角度提出：“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三管齐下’，即工业化、社会改革和减少人口”，绝不能“不患贫而患不均”，而要“既患贫且患不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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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2）
知识分子的这些研究，往往与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的政治产生一定的距离，在激烈的两军对垒的搏斗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多余的人”，被“边缘化”，他们的学术成果则被视为“狗屎不如”的废物。著名学者金景芳这样描绘了他们的尴尬而艰难的处境：“中间派，他们没有明确目标，一贯被动（按：指政治上）。虽然也说得上辛辛苦苦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然而如不入流的演员一样，只能在剧中（按：指政治剧）扮演群众或配角，不能当主角。又如渔夫下海遇飓风，奋力在惊涛骇浪中挣扎，不饱鱼腹，已是幸事，说不上什么英雄好汉” 。另一位著名学者谈当时的切身感受说：“当时很多热血青年都投入革命的洪流，我也曾经有参加革命活动的愿望。但生性比较迟缓，自审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鲁迅现象”。鲁迅做为思想家、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他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家”，然而却始终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前进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从不以“工人阶级舍我其谁”自居，相反，对工人的弱点作了深刻的剖析，如1931年7月20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中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他被称为“遵革命前驱者之命”的典范，而事实上鲁迅对十年内战时期的王明为代表的中###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多次提出尖锐、辛辣的批评，他针对“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革命恐怖”，指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上海文艺界党的地下领导人的左倾行为：“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 ；鲁迅是无畏的战士，却被当时的某些共产党人骂为“封建余孽”、“游移分子”、“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
我以为构成这一历史现象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其一，鲁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正好遇到中###内处于左倾领导统治时期，特别是上海文艺界的中共地下领导人和与鲁迅打交道的共产党人，不少是积极执行左倾路线者，这就造成鲁迅对中###的误解与隔阂。其二，鲁迅是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他不是任何当权者可以随意摆布的人，也不是在任何理论面前都能随声附和者。做为同样有极鲜明个性的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个特点是了解极深的，所以1957年反右斗争中，当有人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沉思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其三，做为思想家和作家的鲁迅，他的工作特点，如需要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层面，广泛的人文关怀，独立思考，批判性、超俗性等等，这些都决定着他与注重功利、一切以利益原则为转移的现实政治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和矛盾。正如一位鲁迅研究者所说：“他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文学家，而不会成为出色的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具体实际的领导者” 。
“中间路线”评说（1）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大环境，休养生息，建设国家。此时，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急于挑起内战，独占抗日胜利成果。于是，国共摩擦不断，内战一触即发。此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个民主党派和他们的代表人物，纷纷发表声明，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并陆续提出较为系统的主张，自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或“第三条路线”。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日战争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10月11日，又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对“民主建国”做了具体解释：（一）“是假的民主还是真的民主，考验的唯一尺度是：人民是否有机会做人，人民是否自己的主人，人民是否国家的主人”；（二）“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美英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而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美英的政治民主，……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 。1946年11月25日，民盟在南京招待记者，《声明决保第三者地位》：“决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努力调解国共的武力冲突。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继续不断从事内战的国家，是不会有民主的” 。期间，许多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各陈己见，最为活跃者当属施存统，他著文从多方面宣传“中间路线”，大体内容有：（1）“我们所说的‘中间路线’，简单地说，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 ；（2）“中间派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也不赞成依赖外国；在经济上反对殖民地化，也不赞成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 ；（3）“目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和平的改良道路，另一条是暴力的革命道路”，“目前大多数人民，都愿意走和平的改良道路” 。
应当如何评价中间路线？众多的党史和革命史认为：“应当以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个界限”，在这以前，中间路线对否定国民党一党专制，反对国民党独裁制，维护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作出积极贡献；在这之后，即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主动权转化到共产党方面来，这时再要走中间路线，“其矛头就是针对共产党而保护国民党了，所以是反动的”。其实，这一看法在解放战争中就有了，当时批判中间路线的基本观点，如认为：“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没有中间”，“第三方面，就是帮反民主的忙的奸细，是我们的敌人” ，“历史的路只有一条” ，《大公报》鼓吹中间路线是“蒋美宋政治阴谋”，蒋介石、美国、中间路线三者“是分工而又合作，在本质上，这批人都是一丘之貉” 。等等。
当时对中间路线的批判和后来对它的历史评价，显然不大符合中间路线的实际情况，缺乏历史的公正性。中间路线在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国民党占优势并一心发动内战是形势下，它代表了大多数中国民众反对内战、反对一党独裁，渴望和平、民主建国的愿望，宣传了民主思想，对国民党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缺乏民主传统，一切靠枪杆子说话的国度里，靠民主宣传和改良主义是极难达到促使国民党政权“改弦易辙”的目的的。一些宣传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最后被蒋介石称为“共产党的尾巴”并遭查禁而被迫解散。那么，当形势转化为对共产党有利，对革命有利时，“第三条路线”是否就反动了呢？我认为，这一看法在方法论上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给一条路线定性应该根据它本身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作用，而不应该以对我有利还是不利为转移；批评革命者并不一定都是反动派；其二，“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没有中间”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逻辑几乎一样，没有摆脱“非白即黑”的形而上学影响；不能把不赞成或反对暴力革命方式的人统统都列为革命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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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路线”评说（2）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间路线的主张者们既对国民党有批评，也对共产党有批评，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死心塌地的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共存亡，而大多数人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主张并没有明显的 变化，他们一方面认为：“中间派必须坚决反对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因而也就必须反对他们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派别” ，另一方面又不赞成共产党搞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在宣传这种主张的时候，也自知没有这种实力，如施复亮在《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中所说：“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之下，自由主义者也许永远不能掌握政权，甚至不一定能参加政权” ，因此，说中间路线是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争夺领导权，未免言过其实。这一点，梁漱溟讲得更加直截了当：“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有他们的一套，我亦自有本末。这距离不同寻常，不易泯灭。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遇着该合作的事，就可以合作。……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地，我敬爱这些汉子” 。绝大多数中间路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