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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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神学至上，僧侣政治神圣不可侵犯。主张“神学高于其他科学”，知识必须为神学服务，如果知识不以论知上帝为目的，任何知识都是罪恶，直截了当的宣布“哲学是神学的奴仆”；人的智慧“必须用上帝的启示来指导”，“知识要让位于信仰”。在中国古代，蒙昧主义主要表现为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和愚民政策上。鼓吹皇帝是“天子”，即神的儿子，至高无上。皇帝讲的话是“金口玉言”，不可更改。无条件的“忠君”，成为道德的最高典范。对于广大老百姓，则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民多智慧，袤事兹起”。元朝人写的一首《朝天子》曲牌，对这种历史状况做了揭露与嘲讽：“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 。
蒙昧时代与蒙昧主义（2）
人类走出蒙昧时代，主要靠火的使用和弓箭的发明，可以说是“知识”改变了一切。进入文明时代，蒙昧主义的存在表明，人类要彻底摆脱蒙昧时代留下的阴影，真正从愚昧、迷信走向进步、文明，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缩短这一过程，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科学”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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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是力量”（1）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人们对知识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中世纪的欧洲，神学和宗教压制科学知识的发展与传播，许多平民知识分子则冲破宗教僧侣的重重束缚，勇敢地宣传“知识是一切能力中最强的能力”、“真理是在知识里”、“知识是幸福的源泉”。特别是十六世纪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认为，人类曾经经历的无穷灾难，都是来源于对自然的“无知”。“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知识就是力量”；他揭露神学“要求把自己变成崇拜对象的这种虚荣，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种病症”，“不仅会引起荒诞的哲学，而且会引起异端的宗教”。弗兰西斯？培根的这些话，对整个社会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成为促进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
对知识的两种看法和态度引起的争论，不仅停留在口头上、笔杆子上，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以血与火谱写成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慷慨悲歌。
法国12世纪以独立讲学而名震一时的彼得？阿贝拉（1072—1142），他主张不依赖神学而独立研究哲学和学艺，反对教会权威，颂扬人的理智，遭到教会的严重打击。他的学说被斥为异端，著作被焚毁，许多和他一样具有自由思想的教师，也被驱逐出去。
英国牛津大学教师、著名的思想家罗哲尔？培根（1214—1294），尖锐地批判经院哲学，指出：“当灵魂为罪恶所玷污时，是不可能安于真理之光的，只能象一只鹦鹉或饶舌者一样，重复长期实践中学来的别人说过的话”。并指出掌握真理有四大障碍：“屈从于权威”，“习惯的影响”，“流行的偏见”，“潜在的无知”。罗哲尔？培根主张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自然界，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够认识现象的原因”。他做过许多有价值的物理和化学的观察，论述过火药及其在军事上的运用，考虑过眼镜、望远镜和显微镜的结构，甚至幻想过自动车船、飞行机器等。他的科学思想遭到围攻，本人也为此被囚禁几十年之久。
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提出著名的“太阳中心说”。并且在30多年以后，即1543年公开出版论述这一新的宇宙观的巨著《天体运行论》。恩格斯评价说：“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运用这本书（……）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太阳中心说”遭到教会势力的猛烈抨击，新教首领马丁？路德金指责哥白尼：“只有傻瓜才想把整个天文学连底都翻过来。圣经上明明写着，约书亚喝令其停止不动的是地球而不是太阳”。另一位神学家梅兰希怒斥地球旋转运动的说法：“只有那些缺乏虔诚的人才会公开地说出这种话来。一切有善良意志的人都应当接受并顺从上帝所启示的真理” 。
意大利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布鲁诺（1548—1600）曾满怀信心的断言：“要反对那些垂死的东西，智慧就足够足够了”，他热情宣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后来又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宇宙无限，没有中心”的新见解。布鲁诺取消了宇宙的中心，把太阳降为一个普通的恒星，这一想法从根本上铲除了上帝是在无限宇宙空间的中心地位，更大地激怒了教会当局。他们把布鲁诺监禁起来，并于1600年3月17日判处死刑，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另一位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1564—1640）也因为写出巨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表达了和哥白尼相符合的宇宙观，被宣布为“宗教裁判所的犯人”，“对话”被列为禁书，伽利略本人也遭终生软禁。
知识发展史上早期遇到的挫折，并没有能扼杀它的勃勃生机，并没有使科学成为神学恭顺的婢女，在和神学与宗教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文主义，很快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尼德兰、英国等许多国家传播。到15世纪后半期，欧洲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并且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意大利的著名画家达？芬奇，开始动力学、机械学、光学等实用科学的研究；天文学家伽利略同时又是力学家，确定速度与加速度的理论，成为近代机械学的创始人之一；伽利略的学生托里塞利在液体和气体动力学方面有重要发现；几何学和代数学、三角学的发展，促使天文学、历法改革、枪炮射程的计算、船舰的建造等重大进步；外科医生安德烈？维萨留斯（1514—1564）于1543年写成《论人体的构造》，对人体研究，特别是血液循环打下了基础，后来英国医生威廉？哈维，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系统……。据统计，进入19世纪，人类的科学知识每五十年增加一倍，到20世纪中叶，每10年增加一倍，尔后是几年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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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是力量”（2）
科学知识为什么会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恩格斯说：“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 。知识的启蒙时期遇到的挫折，从根本上讲，是生产的发展处于拓荒阶段的反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刚刚分离开来，知识与生产相脱节，它对直接生产过程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业生产，而机器本身就是“物化的知识力量”。机器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社会生活条件“已经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 。有的学者更是明确指出：“知识的生产率已经成为（劳动）生产率、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对知识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人们对知识的重视越来越突出，知识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宠儿。
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舛命运（1）
知识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要比在欧洲多舛多难。从十九世纪末就有知识分子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后来，又有人宣传种种的“知识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理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也曾提出过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过“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上述种种提倡与宣传，在某一时期有过成效，但始终未能形成全民族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浓厚空气，而轻视知识、藐视知识、反对知识的潜流，从十九世纪末（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始终流淌着，并且最后形成“大革文化命”的历史悲剧。
20世纪20年代初，虚无主义者朱谦之撰文鼓吹“知识就是罪恶”。他说：“恶是从哪里来呢？原来恶是从理知发展的结果”，“没有知识便罢，有了知识即有罪恶，而知识就是罪恶”，“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而知识所有者，也不过盗贼罢了”。朱谦之的这套谬论，曾受到鲁迅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这是叫人们“如牛马一样”，如“猪羊满脸呆气，终生糊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知识即罪恶”的谬论不仅没有得到匡正，而且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下，恶性发展起来。如“读书无用论”，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都是老粗出身，并且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归于“大老粗”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其实人民军队的领导人绝大多数也是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反动”，认为读书多了害死人，不读书的犯错误少，多读了犯错误多，甚至认为知识多了就容易出修正主义，60年代“反修”时，断定“苏联出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领袖人物都是有较高文化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原罪论”，知识分子文化高、知识多，是侵占了劳动人民的血汗，要向劳动人民忏悔，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彻底改造，脱胎换骨。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文革”中大规模的焚烧书籍，大范围的捣毁文物，大批知识分子遭受迫害，令人毛骨悚然。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痛心疾首地说：“自忏误我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对于近代知识在中国的多舛命运，人们曾从执政党个别政策的失误，或者是某个领袖人物的偏执，以及做为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群体等方面做了不少的探讨，这里我想着重从近代知识在中国的发展特点和缺陷方面进一步做些分析。这样做，或许对开始重视知识的人们更有裨益。
中国近代知识的发展与欧洲有着明显的不同。欧洲的人文知识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发展起来的，它以“人”为中心，与神学和宗教统治相抗衡，有力地支持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并且给予新的社会变革以强大的思想武器。伴随人文科学而迅速兴起的自然科学，促进了生产力和整个经济日新月异的飞速进步。因此，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虽然经历过艰难曲折，但很快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重视。相比之下，中国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人文科学方面，两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基本思想是主张“民本”。如孟子所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这一思想的本质是以民为本、为民做主，与现代民主，即权力在民、民众当家作主，是有根本区别的。思维方式上重视整体、主张和谐、提倡节欲。如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天人相通”、“天人相类”，处理理与情的关系鼓吹“存天理，去人欲”，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倡导“重义轻利”或“利义兼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述重要思想，虽然不乏深刻的见解，合理的成分。但从总体上看，其基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