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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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敌后（23）
我表哥又怎么了？再问队员们才得知，在我们攻进据点时，表哥乘乱逃进了炮楼，二层上的抵抗就是他指挥的，所以，麻老二的死他难逃干系。来到村外的乱葬岗子，表哥早已被押在那里，旁边有只大坑，一人来深，就是上次麻老二要活埋我的地方。我看到表哥的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耳朵也已经被割掉，满脸的血，委顿在地上。在他身边还跪着我的一名队员，同样被捆住手脚，满脸流血。
这时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柄铁锹，我环顾四周，发觉队员们望着我的目光都很复杂。我知道，这其实是对我的考验。虽然我确实认为表哥该死，抗日大业、革命理想都要求他必须得死，但是，要亲手活埋我姨妈的独生子，我实在于心不忍。
铁锹握在手里，我没再抬头去看队员们一眼，因为，如果我再看他们一眼，便是软弱、犹豫和不坚定，便是对麻三姑和麻老二的背叛，也同样是对这些打算跟随我出生入死的弟兄们的羞辱。于是我对表哥说：“我昨天曾对你说过，我要保你不死……”表哥摇头没让我再往下讲，只是苦笑道：“我真怕没见着你就被活埋了，因为我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忙说：“表哥，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给姨妈养老，等她老人家驾鹤归西那一天，也由我顶丧摔盆。”表哥摇摇头道：“我知道你会给我娘养老，但我留下这口气想告诉你的是，在这乱世之上，你要想没拖没累地干出点大事来，就必须得记住一点。”我问记住什么，表哥说：“就是你千万别再像以前那样乱许愿了，不管是对谁，诺言都是‘业’呀……”
表哥说完这些话，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我把表哥翻了个身，让他趴平，头抬起，下巴支住地面，说了句表哥我送您上路，便用铁锹干净利落地戳断了他的颈椎，让他死得没有一点痛苦。众队员为我鼓掌欢呼，顺手也把另外那名被捆住的队员同样处置了。表哥说得对，诺言就是无法解脱的“业债”，既然我在攻打日本兵营时许下了“诺言”，此刻也就再没有理由阻止他们处死那名一时胆小退缩的队员了。
这时有人从后边抬出来两口不错的棺木，七手八脚地将尸首盛殓起来埋了。他们安排下这个场面，果然是在考验我。看来我没做错，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已经对得起上级领导，对得起党组织，对得起这班弟兄们，也对得起我表哥了。
两个月之后，上级领导调我另有重用，派来了有战斗经验的军事干部接替我的职务。不想，我手下的队员们为了留住我，居然发动了一场“哗变”。当然，上级领导从善如流，最终还是同意让我留了下来，但也批评我没能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日后必定还有麻烦。上级领导看问题果然一针见血，我带领着这班弟兄们战斗了两年，每年都将辛店据点吃上个三五回，别的小据点就更别说了，战斗成果极大，然而，不论我怎样努力，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却没什么进展。不过，最终还是让我想出来一个绝妙的好主意，请示上级领导之后，我便连哄带吓唬地逼着这些不愿意离开家乡的队员们向西突破多道封锁线，直接把他们交给了正规部队——我相信，虽然我个人能力有限，但八路军的大熔炉一定能将他们锻炼成真正的革命军人。
我最终也没能实现将麻三姑接回天津养老的诺言，她老人家在1944年被饿死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给麻三姑扫墓时又见到了几位老弟兄，他们还在拿那场婚礼开玉如的玩笑，同时也不无感激地对我说：“要不是你小子说话算话，解放后政府必定把我们当土匪全枪毙了……”（＇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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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话（1）
我虽然刚满十二岁，但已经是第三次跟随大军走草地了。第一次走了五天，第二次走了四天，这是第三次，已经走了二十一天，我们还在走。方才那阵夹雪的暴雨，打得我睁不开眼睛。老高蹲下身来，把我和乖娃搂在怀里，挡在背风的一面，但是我仍然感觉很冷。这时候，每天照例要来的雨雪终于都过去了，太阳却已偏西。再向北望去，我只能望见一片蓝得古怪的天空，还有平坦得会让眼睛忽略掉的草地，以及一丛丛早就被草鞋踩得稀烂的草墩、草墩下阴险的泥淖和泥淖中陷落不见的红军战士。没有大军的影子，我们掉队了。
老高左腿上的枪伤又在流脓流血。我叫乖娃用肩膀抵住老高的腰站稳，然后将他腿上松开的绷带重新扎好，又插进一根手指试了试，感觉不松不紧。再向老高望去，我发现他脸上憋气造成的黑紫色外边又浮起了一层难看的青灰色，双眼紧闭。从早上行军开始，他的眼睛便再没睁开过。这种情况我有经验，作为护理员，三次走草地我照料过许多受伤的战士，像老高现在这个样子，如果再没有食物和强心剂，他明天——最迟后天必定会死。
乖娃又在喊饿，喊脚疼。他毕竟还太小，十岁的男孩长得却像六七岁，即使作为护理员也太小。于是我让乖娃将马枪里的子弹退出来收好，然后把枪丢在泥淖中。乖娃却不肯，紧紧抓住枪的背带，好像怕我来抢。其实我根本没有力气去抢，我要留下所有的力气去走。如果不能带着他们两个人追上大军，我们都会死，因为，这一片草地已经让我们在泥水中挣扎得太久了，还要再走多少天，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其他人也知道，草地总会有个边，我们一定能走出去，只要活着，因为，草地后边还有日本侵略军在等着我们去打。
我伸手向腰间摸了摸，摸到那个皮制的烟荷包还在，我便放心了。我清楚地记得那里边还有一百多粒青稞麦，另外在一小块锡纸里还包着三粒绿豆大小的黑盐。这是我，不，这是我们三个人最后的食物，十天前我们的粮食袋便空了，到了昨天，老高的皮带、皮枪套和皮鞋也吃完了。今天早上我让老高摸过烟荷包里边的东西，他笑得很好看，闭着眼。于是我让乖娃在前边探路，我钻到老高的腋下代替他的左腿。
天黑之后很久，乖娃的脚踩到了一片结实的硬地，他高兴得大叫起来。我抬头，看到前边燃着一堆堆小小的篝火，星星点点，一路排出去很远很远。大军正在等我们，我想。
乖娃出去找柴草，这是他每天宿营时的重要工作。他带回来一把半干的草，一根带火的干树枝，还有一小块牛皮，上边保留着两只铁的鞋眼。派乖娃出去总能找到最好的东西，这是少年红军的特权，因为大人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老高将身子歪在地上，头枕着一小卷毛毡。我给他脱掉草鞋，解下绑腿，卷起裤子，松开绷带。在旁边，乖娃已经生起了一小堆火，水也打来了，放在罐头盒里烧。老高的伤口有核桃大小，皮肉发黑，流出来灰黑色的脓和淡红色的血。我用绷带给老高擦干净伤口，又从包中找出那块干净的纱布放进罐头盒中煮，最后，我取出一粒黑盐。隔着那一小堆火，乖娃的眼睛黑亮亮地盯着我手中的盐。我把盐粒放入水中，故意没有看他。 。。
笑 话（2）
我一个人，两只手，既要用盐水替老高清洗伤口，同时又要小心地用罐头盒在他的腿下接住流下去的水，很是不方便，但是我没有叫乖娃帮忙，把盐水交到他的手上我不放心。老高躺在那里像是睡了，不动也不出声。洗净伤口后我将纱布在盐水中洗干净，便又将罐头盒放回到火上，让乖娃烧。盐水终于烧开了，我喂老高喝下去一半，我喝了一口，剩下的全让乖娃喝掉了。乖娃喝罢故意叹了口气，但是我没动心。那几粒盐可是我们的半条命啊！
煮过绷带之后，我又让乖娃烧水给老高洗脚，他自己也洗。如果不把脚上的黑泥洗干净，明天一步也休想走得动，因为这泥里边有毒，第一次走草地时我们便明白了。看到乖娃干得很熟练，我也就放心了，便去跟那一小块牛皮搏斗，但是我很睏，不小心把牛皮烧焦了，不过还能吃，只是老高不肯吃，我就全给了乖娃。不想他吃得太急，皮子卡在了喉咙里，咳了半天才咳出来，再用水煮煮，这才吃到肚子里。
老高的老婆来了，她叫小王，是护理队的队长，脸和屁股上都没有肉，只显出中间怀孕的大肚子。她翻开老高的眼皮看了看，摇摇头，又看了看他的伤口和脚，便向我笑了，面皮上全是褶皱。又一个女护理员走过来，和小王一起给我们唱歌，乖娃也凑过去跟着唱。护理员没有药给伤员，却可以给他们唱歌、跳舞鼓舞士气。我原本是应该和她们一起唱的，但是我不会唱歌，我什么节目都不会，为此没少挨批评。小王她们今天一定是唱过无数次了，所以声音不大，有些沙哑，但很有斗志。乖娃和那个女护理员都是闭着眼睛，边睡边唱，小王的两眼却一直盯在老高身上，老高没有动静。我躺在老高身边，听她们唱，能感觉到身上不再那么累了，心里也有劲。
这时，又有几个掉队的伤员跟了上来，小王赶紧过去照料，临分手她将背上的竹斗笠摘下来塞到我手中，我没要。那是她从江西出发时就带在身边的斗笠，路过遵义，老高不知道从哪弄来一点红漆，给斗笠上漆了一颗红星。全军中只有她这顶斗笠上有红星，而且是老高漆的，所以我不能要。
第二天中午，我们三个人又掉队了。前边的大军走得极慢，远远地望去好像根本没有移动，但还是渐渐地远去了，留下的依旧是蓝得虚假的天空，还有草地和泥淖。这时乖娃已经走不动了，老高也走不动了。我从烟荷包里摸出青稞，给了乖娃五粒，给老高塞到嘴里五粒，放到自己嘴里三粒。乖娃嚼得很香，老高的脸色也好看了些，我却又将青稞吐了出来，放回到烟荷包里。如果我还没有累糊涂，便应当算得清楚，加上我吐出来的三粒，现在烟荷包里还有一百零六粒青稞，两粒盐。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感觉到饿，只是脚疼。
突然，走在前边的乖娃在一个草墩上停了下来，回身向我们摆手。等我们■过泥水好容易爬上那个草墩，我才看明白，在不远处的泥淖中摆放着一顶红军的军帽，帽子上边压着一双破草鞋。这是个危险的记号，是第一次走草地时便发明的方法，用来通知后边的队伍，指明那是一个能够陷人的泥淖，因为，帽子下边必定会有一个红军战士。在走草地之前，每一个战士都要准备好几双草鞋，但即使走到光脚的时候，他也必定要在身边留下最后一双新草鞋。如果能够走出草地，他穿上这双鞋立刻就能战斗；如果陷入泥淖中牺牲了，他就会把这双鞋扔给附近的战士，那名战士穿上他的新草鞋，再将换下的破草鞋放在牺牲者的头上，做成一个指示后人的路标，然后继续走。
笑 话（3）
我们沿着大军踩出来的脚迹，绕过那片危险的泥淖，往前走。乖娃依旧负责在前边探路，不小心踩到一杆被丢弃的旧枪，把脚扭伤了，于是他咧开嘴大哭，但哭了一阵又不哭了，摘下马枪拄在手中接着走，一瘸一拐。他是我最小的弟弟，我娘生下他后立刻就死了，我希望他能够活着走出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