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皇帝:布衣刘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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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侯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在商量谋反呢!”
刘邦一听顿时警觉:“天下安定了,为什么还要谋反?”
张良说:“陛下来自平民,这些人跟你一道打天下,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已封的功臣像萧何、曹参都是你的老乡和亲信,而你所杀的都是平生所怨恨者。军吏虽然在统计大家的功劳,但天下土地就那么多,这些人便担心不可能全部封赏,还担心平时犯的过失若被抓住,可能还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在商量谋反呢!”
张良如是添油加醋的目的,现在是无法考证了,但经过张良这么一咋呼,刘邦果真犯起愁来,便向张良讨教解决矛盾的办法。于是,张良认真地问:“皇上平生最憎恨谁,而此人又是为群臣所知晓的?”
刘邦说道:“雍齿与我原先就有隔阂,还经常侮辱我,弄得我当众下不了台,我早想杀掉他,无奈他立功太多,所以不忍心。”
张良便说:“你就先封他为侯,以告示群臣。大家见雍齿这种人都能封侯,便会坚定忠于大汉的信心。”
接下来丞相、御史便按高祖旨意定功行封,并宴请功臣。群臣皆喜出望外。
3。刘邦的无奈与张良的才智
这便是发生在汉初政坛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表面看,主要涉及刘邦封赏雍齿等大臣之事,然而故事中刘邦与张良更像是在演双簧,受封人雍齿倒像是个局外人,看不到他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一句话,只是因为封赏功臣遇到了麻烦才想到了他。故事中刘邦与雍齿和张良之三角关系混混沌沌,让人读不懂,其中的疑点是很明显的:
这里,功臣们只是窃窃交谈,一向为人尊重的张良,何以便在皇上面前妄言他们在商议谋反?所以,此事件本身及张良之所为,常常被后人质疑。清代著名史家梁玉绳先生在其著作《史记志疑》一书中,作了深入探讨:
(该书)引邵氏《疑问》曰:“谋反何事?明语沙中,上方何语?良云谋反。岂诸将之不轨之情,先之良舆?未之信也!”引《史通暗惑篇》曰:“群下聚谋,俟问方对,若高祖不问,竟欲无言耶!且诸侯图乱,密言台下,犹惧告知,群议沙中,何无避忌,然则复道之望,座沙而语是敷衍妄益尔。”引《评林》曰:“明茅坤云:沙中偶语,未必谋反也。谋反乃族灭事,岂野而谋者,子房(张良)特假此恐吓高帝,及急封雍齿,则群疑定矣!”
应该想到,张良对于汉初雍齿“守丰降魏”案及“封侯”的内情是了解的。只是此时,萧何、曹参、卢绾等一大批“丰沛”籍的将相均未露面,其原因是否与当事人——老乡雍齿有关已无法得知。
唯独非“丰沛”籍的张良,看来他作为“汉初布衣将相集团”的核心人物,对雍齿是同情的,却又与雍齿不存在任何感情瓜葛。故尔,在此案处理的最后决策上,他肯定是为刘邦所倚重的极具影响的大臣。然而,张良在这里却更像是受众大臣所托,为之做说客。当然,他主要也是为刘家天下着想。张良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两个目的他都达到了。
至此,太史公才将汉室对当年“雍齿叛刘降魏”事件处理的结论托出水面。即雍齿有罪过,但功大于过。可这显然是个充满谜团的结论。
大家自然会追问:既如张良所言,刘邦一向爱憎分明,“所封皆平生所爱,所杀皆平生所怨”。从表面看刘邦对“雍齿降魏”也的确是怨得要命,而且此怨涉及汉初叛逆大案,于法于理,雍齿都是当斩之人,而刘邦亦发狠说:“我欲杀之。”何以非但不杀,还说雍齿功高,不忍杀之?
再说,对于先封雍齿,众臣也会责问或议论,雍齿之功为何?功高如何抵过?皇室当然也应明示天下,以令臣民心服。然而刘邦亦未如此去做,而是把对雍齿的怨和无奈都写在脸上,挂在口边。这似乎不是刘邦的性格,司马迁也没作任何交代。
尤其是雍齿,更像是平地蒸发,既不出来解释,也未见拜谢受封之恩,而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承受众臣民的误解和猜疑,并甘愿承担刘邦长期以来对之怨恨的责任。
我们无法知道当时雍齿躲避在何处,但可以想见,他内心深处或许有无限的委屈并藏有天大的秘密无法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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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始皇在时天下已坏矣!”
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学者对《史记》记述的汉初第一案的始末及结局表示过怀疑,鲜见人们留意《史记》中隐约透露出来的疑点。似乎雍齿确实做过“叛刘降魏”的悖逆之事,刘邦对雍齿之怨恨也顺理成章。这对雍齿来说,显然是很不公平的。
欲破解此疑案,探求当年雍齿“叛刘降魏”事件的内情和真相,当然要追溯到那烽火连天的秦朝末年。
“秦始皇在时天下已坏矣”,在暴戾无道的秦王朝专制统治下,民怨沸腾,哀鸿遍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境内)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其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各地郁积已久,星罗遍布的反秦怒火迅速形成为燎原之势(见《陈涉世家》)。
实际上,早在陈涉起义之几年前,经过充分反秦准备的刘邦,便在丰西泽(今江苏丰县王沟乡)精心策划了“纵徒起义”事件,公开走上了反秦道路。事后他率亲信在丰西、芒砀(今安徽省砀山县等地)山泽之间与秦军周旋,如同遍布全国的反秦志士一样,积极发展势力,等待时机。其影响所及,古沛国地区广大人民子弟纷纷前来投奔。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刘邦那里之后,他没有附从陈胜西攻咸阳,而是立即挥兵北进,……率领义军首先占领了“丰”地。在家乡父老支持下,队伍迅速壮大。
只是,不知什么原因,《高祖本纪》对上述重大事件只是一语带过,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则记载,随刘邦自丰地起兵后获封侯加爵者,竟有十几人之多,被封为什方侯的雍齿也是其中之一。
接下来,《高祖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述了刘邦自“丰”地率兵进攻沛县等战役的情况:在萧何、曹参内应下,刘邦向驻守沛县的秦军晓以大义,并扬言要“屠城”,如此恩威并施,迅速完美地占领了沛县,势力大增。从此刘邦便号为“沛公”,进而攻陷湖陵、方与两县,军威大震。“回守丰”后,又依据“丰” 之城高池深,反秦基础好的优势,军民同心,同仇敌忾,一举歼灭前来围剿义军的秦朝大将,泗水郡监“平”( 参见“关于刘邦起义”章)。
5。千钧重任托付雍齿
大获全胜后,刘邦命令雍齿率所部据守“丰”。自己则再率主力东征,以迅猛之势渡过微山湖,一举拿下薛城(今山东枣庄市)。并再败前来###义军的秦军大将,泗水郡守“壮”,刘邦部将曹无伤乘胜追击,生擒“壮”并将其斩杀。
毋庸置疑,刘邦此时将留守根据地的重任托付于雍齿,应能反映刘邦对雍齿的绝对信任。可以想见,刘邦义军离“丰”东征与父老乡亲告别时的难舍难分的情形。
然而,就在刘邦义军在薛城附近与前来围剿的秦军浴血奋战,并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丰地,却骤然发生了令刘邦最不愿看到的军事政变。原魏国旧贵族,陈胜的部将周市,受命以复辟魏国收复魏国旧地为名,突然兵临刘邦故里和义军根据地“丰”之城楼之下(以上见《高祖本纪》)。
说到这里,笔者认为应该对“丰”与魏国之关系先作一简要介绍:在反秦烈火燃起之后,原六国旧贵族再也按捺不住复辟故国的欲望,如原魏国名士张耳在投奔“张楚”后便多次鼓动陈涉先分封六国的旧贵族为王。由于秦朝占领六国尤其是齐、魏、楚、燕四国时间并不长,所以旧贵族在其故国百姓中还有一定势力和影响。于是他们便急不可耐地在“应涉”的外衣下,忙着攻占被秦国占领的,自认为曾经属于自己的地盘。
周市此时便也借陈胜之名义(或受其指使),带领军队忙着进行恢复魏国的战斗。《高祖本纪》载:“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率兵围丰,即言此事。在这里太史公虽然如此惜字慎言,但也将周市围丰的原因和背景说了个大概。只是陈胜派周市袭击刘邦故里和根据地的隐情和原因为何?倒是值得深思了(参见本书“刘邦起义”章)。
6。“屠城”之严峻威胁
只是周市的进攻并不顺利,于是他也采取诱降及威逼的两手策略,便派人对雍齿传话。据《高祖本纪》载: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
意思是说,“丰”从前是魏梁人民为避秦乱,东迁居住之都邑。现在魏军已经攻下数十城,你雍齿如果降魏,便封你为侯,若不投降魏军就要“屠丰”, 即攻陷“丰”后进行“屠城”。
眼见形势危急,迫在眉睫。太史公竟未对守城军民的反应作任何说明,便记述道:雍齿本来就不情愿归属沛公,此时周市招降,他便背叛刘邦,归属魏国了(以上见《高祖本纪》及安作璋《汉高帝大传》)。其叛降理由明显不够充分。
当然也可能在“丰”之城内,有一些群众本来便为魏国遗民,他们怀念魏国,看不起平民出身的义军首领刘邦,为周市做内应,从而促成了“魏军围丰”事件的发生。
不管如何,以雍齿为首的守丰义军当时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是:魏军包围了“丰”,周市已向“丰” 地军民发出了“降魏受封”的引诱,更发出了“不下则屠丰”的威胁。
这就是发生在秦末汉初的最著名的“周市围丰”事件,是刘邦义军举事以来,在刚刚取得一系列胜利之际,面临的第一次关乎义军生死存亡的最严重的军事危机。
为帮助读者认识当时危机的严重程度,这里先把“屠城”的含义做一解释:
在那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战争之惨烈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不管是诸侯争战还是秦并六国,尤其是秦将白起、章邯,还有项羽之虎狼之军,兵锋所指,皆烧杀抢掠、城毁巷空、没有人烟,白骨遍野。被坑埋残杀的俘虏更不计其数。据《高祖本纪》载,即便是被众反秦义军公推为“宽大长者”的刘邦,在举义攻沛之时,亦曾将“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曰: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
不是也向故乡沛城军民发出过屠城的威胁吗?何谓“屠城”,看来无需解释了。
刘邦深知该词的血腥意义,他也不会不知道,雍齿守“丰”所肩负的重如泰山的责任:一则,丰地是义军的根据地;二则也是最重要的,丰地乃刘邦及丰沛将相集团许多重要成员的家乡故里。也就是说,刘邦义军将自己的父母、妻子、亲属、故旧的身家性命全部交予雍齿手中了。雍齿承担了如此信任,怎能用“雍齿本来与高祖有隙,不愿归属刘邦”作解释呢?
话说回来,面对周市“屠城”之严峻威胁,我们倒应该考虑雍齿在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