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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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便是一种侮辱对方的精神胜利法。过去的人在自己文章中不得以需要祖辈、师长的名字时，总是称“讳某某”。不过屈原在他的《离骚》中说到：“朕皇考曰伯庸”，而不说“讳伯庸”，他也不用像林黛玉那样，写母亲的名字“敏”时，故意缺笔。是否当时名讳之规矩还不是很盛行？
也许，在古人的心目中，名字和生辰八字有着特殊的魔力，和这个人的生命状况息息相关，所以巫师作法，诅咒一个人，就会做一个小人，写着那人的名字和生辰，然后恶毒地行法，比如《红楼梦》中的马道婆受赵姨娘委托，如此来对付王熙凤和贾宝玉。
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名讳越是碰不得，而那些没什么势力的老百姓，除了自家孩子，别人直呼其名他也无可奈何。皇帝富有四海，全国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因此避皇帝的名讳范围最广，皇帝的名字，简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历朝历代，最大的敏感字眼，便是皇帝的名字。除此之外，其他的敏感字、敏感词并不多，秀才们做文章时，只要留心别去碰圣上名讳这个大地雷，不用煞费苦心给更多的词找一个替身。
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样了。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忌讳就格外多了起来。除皇帝的名讳外，许多词也是犯大忌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搞不好就会掉脑袋。
朱元璋早年参加郭子兴的队伍，靠杀人放火而起家，因此特别忌讳人家拐着弯子骂他是“贼”，他对“贼”字的警惕简直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给人当枪手，写上表叩谢圣恩，中有“作则垂宪”。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提按察使撰贺冬表，文中有“仪则天下”。常州府学正孟清也是替上司捉刀，贺表中有“圣德做则”。这洪武皇帝大概当时讲的老家濠州方言，“贼”和“则”同音，怀疑是讽刺他做过贼，便将这些拍马屁的人全部杀死。他年轻时当过和尚，因此也忌讳别人提起他这段自认为不光彩的历史，臣民们的上表中不许有和“僧”音相近的字，否则就会龙颜大怒，杀意顿起。因此那时候连“医生”都改成了“医士”。而且他这种忌讳扩大得让人摸不到边，一个人上表中有“取法象魏”，他念成“去发”，去发不是当和尚吗？又是讽刺老子龙潜时当和尚那段经历，没说的，让人把这人推出去“咔嚓”一声砍掉。
说白了，朱元璋这心理和阿Q没什么区别，因为自卑、因为不自信，总怀疑别人瞧不起他，哪怕打下了花花江山。阿Q因为头上有癞疮疤，便忌讳别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直至忌讳说“光”、“亮”。别人犯了他的讳，力气小的他就打，口拙的他就骂。可这样一个流浪汉，一般的人不把他放在眼里，连王胡、小D这样的人也敢公然冒犯他的忌讳，他只能肚子里骂娘。要是他和朱元璋一样当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估计王胡、小D之流都得死。
朱元璋的忌讳太多，多得连老百姓取名，都不能用某些字，如“天、国、君、臣、圣”等等，甚至“博士、大官、太医”也在禁止取名的范围之内。这么多的敏感词可把那些做大臣的吓坏了，这拍马屁风险太大了，搞不好把身家性命丢了。可马屁文章又不能不做。礼部官员斗胆恳求皇上，下一道表式，规定哪些字、词不能用，让臣民心中有数，便于遵守。这洪武帝还不算太混账，便让翰林学士设计了一份谢恩表的格式，颁布给各有关部门，以后要上表谢恩，就照着这份填空就行了。这下文武百官心头的石头落了地，拍马屁的风险一下子就降低了。
识相的老伙计汤和
读《明史•；汤和传》，我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非常有意思，传神地写出了老皇帝的多疑，对大臣是否忠诚皇室极度不信任，以及老臣的识相知趣，如何迎合皇帝的心思以自保。
“帝（朱元璋）春秋浸高，天下无事，魏国（徐达）、曹国（李文忠）皆前卒，意不欲诸将久典兵，未有以发也。和以间从容言：‘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悦，立赐钞治第中都，并为诸公、侯治第。”
这汤和是何许人也，他不但是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几大元勋之一，而且是和太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可谓总角之交。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先老皇帝而薨，遂立他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搞隔代继承。这两人都为人仁厚，没有朱元璋那种嗜杀严酷的遗传，朱元璋当然不放心自己死后，还留下一帮战功赫赫的老臣，因此在自己交班之前，想方设法把那些旧臣杀掉，为子孙后代的江山永固铺平道路。
汤和是少有的几个得其善终的功臣，他活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以七十岁的高龄而逝，追封为东瓯王，谥襄武，可说是备极哀荣。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汤和能善终，在朱元璋的手下苟活下来，和他低调、不贪权的性格有关，他让老大放心，有一种安全感。《明史》里说，汤和长大后，“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沉敏多智数”。他早年和朱元璋一起在郭子兴麾下效力，应当说两人的资格是一样老的。而且朱元璋当和尚时，汤和捎信给朱元璋，建议他参加造反队伍，汤和可说是朱元璋的引路人。后来朱元璋脱颖而出，逐渐成为首领，其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将领看到朱元璋当老大，难免心里不服气，而汤和“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在关键时刻，他率先承认朱元璋的领导地位，这是何等的功劳，晚年又能主动交权，回家养老，能活到七十岁决不是偶然的。当然在和朱元璋的相处中，他并非没有犯过错误，在朱称帝前，和张士诚的对峙中，汤和镇守常州，曾经有事请示朱元璋，没有得到批准。郁闷的他喝完酒后，口出怨言，说：“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上司最忌讳的便是部下主动表功，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好像地球离开他就不转了。因此朱元璋听后十分生气，江山平定大封功臣，故意降他一等，找个岔子只封他为侯，其他同等条件的人封为公的爵位。后来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伺候皇上，并向皇上作出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检讨，才被宽恕。进封为信国公的时候，皇帝还不忘他历史上的错误，历数他镇守常州的过失，并将这段历史镌刻在铁券上颁赐给汤和，让他子孙后代牢牢记住，为人臣者别翘尾巴。——部属的过失，往往成为上司的杀手锏，时不时要拿出来敲打一下。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封建制为郡县制后，皇帝如何处置开国功臣，一直是道历史性难题。周王室裂土封侯，这个问题好解决。因为将土地转包给各位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中，可以称孤道寡，自成体系，周天子并不干涉内政，天子作为诸侯们的共主，也就是维持名义上老大的地位，主持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接受诸侯定期的进贡，大多数时间内，政令不出王畿，称霸的诸侯没必要推翻天子的位置自己取而代之，这样反而会惹火烧身。因此暴发户楚子，自忖带甲百万，地广两千里，便有问鼎中原的非分之想。被告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鼎之轻重，不可问也”。自讨了个没趣。这也是周朝国祚能有八百年之长的根本原因。始皇帝废除诸侯，各地设流官治理，功臣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王国了，只能老老实实扛活，任皇帝驱使，这一下子，君臣之间就有天壤之别。皇帝当然要时时刻刻提防拥兵自重的大臣，不甘于人下来夺自己的那把龙椅，因此处置功臣才是成了一门高深的帝王术，而如何在皇权下活命也是臣下必须知晓的学问。从始皇帝横扫六合开始，王翦就明白这个道理，帅兵出战前，还向秦王要求得到田地或宅院的赏赐，手下的将士不明白，认为大元帅拥有如此的兵权，为什么还要贪图那样的小利呢？王翦此举是向秦王表白，他只求田问舍，没有别的想法，秦王才放心让他帅兵出战。君臣这种演戏似的默契，在秦朝刚刚开始之时，所以王翦手下的将士不太明白，到了后来，皇权越来越重，对大臣的防范越来越缜密，大臣也越来越知趣了。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一个殿前都指挥一下子做了皇帝。这皇位能否坐稳，他心里是很担心的，因为五代十国期间，带兵的人政变是家常便饭，坐在龙椅上的人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他只得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那些拥戴他登上皇位的老兄弟的兵权，厚赐他们让他们好好养老。——如果说宋太祖还需要主动提醒大家，大家才交权。到了明朝初年，不用皇帝提醒，就有汤和这样十分主动交出兵权的功臣。真是做臣子得越活越明白呀。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分析宋代相权被分割后，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而归于单列的考课院。“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
从秦汉到明清，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皇帝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多疑，对大臣们的防范越来越严密，大臣们为了避祸，表面上越来越恭顺。刘邦建立汉代后，尽管自己出身卑微，但他尚有一种“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自信，尽管韩信遭受兔死狗烹的命运，但高祖释放了劝韩信造反的蒯通。蒯通在他面前自辨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也。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汉高祖有这番度量，没把功臣都杀完或者全部剥夺权力，所以他死后，诸吕为乱，周勃和陈平才能诛杀诸吕安定汉室。
到了朱元璋，干脆废除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权力是收回来了，可一旦碰到皇帝昏庸，大权必然被宦官蚕食。所以黄宗羲感叹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做皇帝的不是不知道权力集中于一人会带来弊病，但他没办法信任大臣们，不得不如此。用钱穆的话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情或法术”。从汉代到明清，制度的东西越来越少，法术的东西越来越多。二者有什么区别呢？砍柴不揣简陋，大胆打个比喻。比如一个国家有总统府，有内阁，有参众两院，不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何产生，他们的权限等等，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家按着程序来办事就是尊重制度。如果一个总统不放心总理，自己很随意地再设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把内阁的权力夺过来，这就是法术。清朝比明朝更进一步，不但不设宰相，到后来连内阁六部的权力也削夺了，直接搞一个军机处这样的私人秘书机构。
所谓“法术”，就是黄宗羲在《原法》中所说的“非法之法”。皇帝“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因为天下人都知道皇家装宝物的盒子在哪个地方，所以皇帝每天不得不防备这个宝盒是不是被人觊觎被人偷盗，黄宗羲说：“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