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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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当权时，小人依附他们，还自认为是旁门曲径，生怕被别人知道。而在魏忠贤的时候，小人把依附他视为康庄大道，毫不避讳，大家都看在眼里，明了于心，只要是正人君子，为小人所恶，就会被魏忠贤仇恨，不必这人一定要有惹怒魏忠贤本人的积怨。因此一人的仇恨终归有限，而众小人的共同仇恨乃是对天下所有的正人君子，因此正人君子都被清洗难以幸存。
刘、王两大太监当权时，依附宦官打击政敌仅仅出于个人恩怨，到了魏忠贤当权时，迫害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人君子，乃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路线斗争。
这种路线斗争历史渊源很深，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京察之争开始，就有党争的影子。官僚体系中分为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这种以地域为门户本是帝制时代的政治常态，不足为奇。而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办东林书院，二人的道德、学问吸引了许多士人，以弘扬学术为主，兼及议论时政，影响越来越大。
东林党人，当然是以正人君子为主，但并非全部是君子，其所对垒的派系浙党等也并非全部是小人。但中国古代的正人君子有个毛病，《老残游记》中有人评论道：“清廉的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种以道德标准来划分敌我的二分法本来就很荒谬，政治远非道德评价那样可以黑白分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开始的循例考察京官，是所谓“东林”和“浙党”早期冲突最厉害的一次，原因是东林人占优势的吏部和浙人沈一贯为大学士的内阁，围绕人事大权产生的矛盾，却搞到势如水火。后来到了泰昌、天启时，沈一贯早就罢相，顾宪成已死，这种相互对垒的局面应该瓦解了。
但在中国古代，两拨读书人之间结下了梁子，是很难冰释的，矛盾还会随着门生故吏代代相传。东林人认为在当年京察时，自己公正廉明，而内阁大佬企图以权谋私。双方相互攻击对方结党。
泰昌帝皇帝位子才坐了一个多月，因沉溺女色，误服臣下所进红丸而暴毙，皇位传到那个木匠皇帝天启帝。泰昌崩驾时，泰昌所宠幸的李选侍一直在身边服侍，她不愿意搬离只有皇帝才能居住的乾清宫，希望将甫登大位的傻少年天启帝控制起来，达到干政目的。杨涟和一些大臣认为这个李选侍既非先帝的正宫娘娘，又非当今皇帝的生母，正值壮年，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皇帝住在一个宫内，祸患无穷，便让李选侍立刻搬出乾清宫，腾出来让新皇进驻。这是晚明有名的“移宫案”。
“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人对天启帝扫除亲政障碍，顺利即位有功，因此东林诸君子得到了重用。已经罢官的东林老人赵南星、高攀龙等重新启用，而且占据要津。赵南星为吏部尚书，高攀龙为左都御史，掌握了人事和监察大权。杨涟也擢升为左副都御史，左光斗为右佥都御史，分别为都察院二把手和三把手。其他如魏大中、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等东林君子，都是重要的部、院和科道官员，一时间，朝政基本上被东林人把持，这就是所谓短暂的“众正盈朝”。其他不合他们法眼，被视为小人的臣僚们当然心怀不满，而且提心吊胆。
如果真正有大政治家的气魄，此时东林人最重要的就是实现邹元标所提倡的“和衷”，不能简单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众臣，更不能以门户之见来处理政事。但掌握铨叙大权的东林人在提拔自己阵营里的“正人”同时，不忘打击报复非自己阵营的“小人”，落下了结党营私的口实。
尤其是吏部尚书赵南星，这人刚严清廉，这当然是很好的个人品德，可作为干部主管部门的首长，太是非、爱憎分明未必是好事。比如说魏忠贤和赵南星是同乡，看到赵已有这样的权势，希望结纳，派自己的外甥登门拜访，赵不予接纳。当时的内阁大学士、魏忠贤的得力干将魏广微，其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非常要好，在万历帝迟迟不立太子时，结成同志，不怕被罢黜，上书力谏，是万历朝的名臣。这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应当说是吏部尚书的上司，他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闭门不纳，而且对人说“见泉（魏允贞的字）无子”，并让人带话给魏广微让他好好读父亲的遗著，好将来能在九泉下有脸见父亲。那个年代说人违背父教是最厉害的骂人，魏广微能不痛恨他吗？
虽说是道不同不足与谋，但赵南星等东林党人此时不是简单地居家过日子，而是在辅佐朝廷，是非观当然得有，但行事应当讲究方式。像魏忠贤、魏广微主动亲近，虚与委蛇，给人家一个面子又如何。彼此同朝为臣，维系着表面上的客气，没准能利用自己的影响，使朝局较为平稳地运作。人家魏忠贤和魏广微等阉党并不是一上来就要和你刺刀见红。
君子和小人斗，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有君子疏小人密的原因，也多半是因为小人善于从权而变，君子刚直不阿，心中有一种所谓的道德底气，因此比较牛逼。但为政不是讲学，看到赵南星等人的表现，就能理解当年张居正，为做大事，其行事方式被人指责为走旁门左道，张居正是多么不容易。
东林诸君子这种“亲不亲，路线分”的行事方式，终于使矛盾激发，很快不可收拾，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尤其那些不被东林诸人喜欢的“小人”，为了自保，即使内心未必敬佩魏忠贤，也纷纷投靠，结成同盟来对付东林，东林焉能不败？所以高阳批评赵南星这样的君子，“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南明拥戴福王的大奸阮大铖，本来和东林诸君子关系不错，他是怀宁人，和桐城人左光斗是老乡。吏部给事中出缺，按年资他比魏大中更有资格接任，他原本是工部给事中，但显然掌管吏部监察的给事中权力更大。阮到处活动，这在当时也很正常。问题是他活动到魏忠贤周边，赵南星知道了很厌恶他，找个理由将阮调任，阮连原来的位子都没有保住。你想想阮能不恨他吗？于是，阮干脆倒向阉党，这哥们比一般人办事精细，担心魏有可能倒台，每次进魏府拜访时投的名刺或者写的效忠信，都费重金找魏府的仆人偷出来销毁。魏败亡时，他立马上书攻击魏忠贤。等有人向皇帝报告阮大铖也是阉党爪牙时，竟然找不出一点文字证据。
阮被赶到阉党阵营，崇祯上台后，阉党被清理时阮同样受到牵连，没有文字证据但口口相传他也只得去南京闲居，在南京他希望东山再起，倾心接纳名流。但又遭到东林的延续复社诸君子的打击，他们到处贴大字报，揭露阮的丑恶，要求“防乱”。《桃花扇》中有一幕，祭孔子的时候，阮大铖曲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杨维斗、沈昆铜、沈眉生等人，谁知被这些愤青打了一顿。这是写实。阮后来做了南明重臣，便立刻报复复社诸君子。
东林诸人，除了黄尊素外，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他们被害时固然正气冲天，让后人敬仰其气节，但千古留名又如何，朝局越来越糟糕，这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样的君子，其实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搞“亲不亲，路线分”的斗争，最终两败俱伤，于国于民都没什么好处。正邪不两立固然不错，但在具体的操作中不能绝对化。
一位“范进”式的烈士
天启四年、五年（1624年、1625年），魏忠贤等人将杨涟、左光斗以及高攀龙等东林人士一网打尽。这些人里面，多数如杨、左、高那样少年得志，久经宦海，从小官做到大官（高、杨、左分别是都察院的一、二、三把手，因为他们是朝廷监察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常常查阉党人士的劣迹），最后和阉党正面冲突情有可原。他们的处在要害位置，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使不主动上书参魏忠贤，阉党也难以放过他们。
在死难的烈士中间，有一位六十六岁的新干部缪昌期，他既不是掌管监察大权的科、道官员，也非有实权的地方官，而是掌太子奏请、讲读的左春坊谕德，是个从五品的闲职，当时的皇帝熹宗整天沉浸在木匠活里面，根本没子嗣，辅佐太子的机构更无事可干。
可老缪硬是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他几乎是飞蛾扑火，自己主动去当烈士的。他久困场屋，科举之路走得异常艰险，好不容易像范进那样，有了功名，却主动卷入了朝廷最大的一场政治斗争，其志节可敬，其遭遇却可叹。
缪昌期是常州府江阴人，现在那地方十分富裕，有个远近闻名的华西村，明清时期这地方也是经济富庶文化昌明之地。缪被抓进大牢后，感觉到自己可能不能活着出去，写了一份自传，希望“生平节略拈出与儿辈知之”，这份自传讲述了一个读书人科举之路是何等的艰难。
缪十四岁赴童子试，县令十分赞赏，县考、府考都是第一，取得生员资格；二十岁补廪生，在圈内已很有文章之名。可连续参加好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三十九岁那年，才乡试中举，年龄比范进中举时稍稍年轻一些。中举后又蹉跎了好些年，直到五十三岁才中进士，入翰林院。这把年纪，在今天对一般人来说都大学毕业三十年，可以退休了，而缪刚成为一名官场新兵。缪家十分贫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诸生二十余年，乡举十余年，不营产业”，家纯粹是考试考穷的，缪中进士那次进京赶考连盘缠都没有，去朋友那里借了三十两银子才能成行。
寻常人的想法，考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进了官场，应该有紧迫感，快点做官快点捞钱。这缪昌期也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过不是为了发财，而是尽快想成就忠臣之名。进翰林院后，他和杨涟等人交往很密，常常在一起议论朝政。“梃击案”，很多人怀疑是做太子不成的福王生母郑贵妃和其兄弟背后策划，拍郑贵妃马屁的官员说这袭击太子的人是“疯子”，主张不要再追查下去。老缪对主张这种说法的御史很愤怒，说他们为乱臣贼子开脱，因此把人得罪透了。
泰昌做了半年皇帝就死了，熹宗登基，杨涟上疏历数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当时昏庸之极的熹宗对魏忠贤言听计从，这样的奏折上去不但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只可能更快引火烧身。当时的首辅大学士（相当于首相）叶向高，他是缪昌期考进士时的主考官，缪算他的门生。这是个官场老油子，当然明白杨涟此举太冲动，根本撼不动魏忠贤。他也不想和魏忠贤把脸皮撕破，便对学生缪昌期说魏忠贤也有可取之处，杨涟这疏上去起不了什么作用。
可缪这种内心充溢着道德感的正人君子，容易犯一个毛病，喜欢把朋友、敌人，君子、小人的营垒分得清清楚楚，认为不赞成自己主张的人就不是忠臣就不爱国，他当场顶撞身居相位的老师，说持魏忠贤亦有可取之处观点的人该杀。这话当然又把恩师得罪透了，相爷恩师最后也不管他了，叶向高看到魏忠贤权势甚大，干脆告老还乡以求自保。
至此，缪昌期和杨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