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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朝鲜战争美英战俘纪事-第8部分

小说: 朝鲜战争美英战俘纪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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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参加俘管工作的新老战士们,多数人在开头的时候,并不曾料到要跟外国俘虏打交道……
  张常瑾原是解放军的一位军事参谋,他闯入志愿军的战俘营,带有戏剧性。
  1951年春,25岁的张常瑾率领20多名解放军的青年干部,到朝鲜战场搞战况调查,先到东线的第九兵团兜了一圈,随即折向西行,准备去西线的志愿军部队。在经过碧潼的时候,俘管处主任王央公盛情留客,原来他别有一番用意。
  “想不想当志愿军啊? ”王央公含笑道,“只要点个头,手续好办。你们这拨子年轻干部,都是部队里选拔上来的尖子人才,有文化,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眼下,俘管处刚刚建立起来,还是个空架子,人手严重不足,俘虏却在不断增加,乱得一塌糊涂。我看你们就不要走了,留下来帮我们把这一摊子收拾收拾好,意义也不小,有国际影响哩! ”张常瑾读过初级中学,懂一点外语,13岁那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当过宣传员,文化教员,后来改行当参谋,文职变成了武职; 这回要他担任俘管处的教育科负责人,武职又变成文职。在战争环境中,职务的多变,往往反映一个人具有广泛的志趣和灵活的适应能力,也反映一个人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张常瑾就是这样的人,风华正茂,虎虎有生气。他看到初进战俘营的外俘确实不好管理,又觉得管理外俘生平头一回,倒也新鲜有趣,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下来。
  带头雁的行为总具有导向作用。张常瑾的态度一明确,同来的青年战友们异口同声地嚷嚷,都说这样的事用不着商量,前线的需要就是革命军人的天职,志愿军就这么当定了,外俘管理工作就这么干定了。三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教导团副团长张芝荪和第29军联络部部长夏时,相继接到命令,到南京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报到。政治部领导接见他们,告知朝鲜战场迫切需要敌军工作干部,问他们是否愿意入朝工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本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俩欣然同意。领导便要求他们从部属中动员一批思想好、能力强、身体健康的连级以上干部,火速奔赴朝鲜,组建第一个正规的外俘管理团。张任团长,夏任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期间,张芝荪和夏时在部队中的工作,主要是瓦解敌军和对敌军中起义与投降官兵进行教育训练。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听说要去朝鲜,他俩立刻意识到,朝鲜前线打了大胜仗,抓了大批敌军战俘,又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
  二月底,张芝荪与夏时分别率领一批骨干和少数勤杂人员,从南京乘上闷罐列车,北上沈阳,会合后,立即经安东(今丹东)奔赴朝鲜。当时宣布严格纪律,一切行动对外保密,不得给亲友写信通电话发电报,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去向。随带的物品中附有任何解放军的标记都得除去,连毛巾上印着的“八一”军徽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字样也统统剪掉了。 
                  
第20节
  当这些管理骨干迅速到达志愿军俘管处的时候,一批批外语人才也相继到了朝鲜。他们从北京来,从上海来,从南京来,从杭州来,从全国最繁华的城市来,来到了没有后方没有安全保障的朝鲜战地。这些外语人才,个个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那时候谑称“洋包子”。这样的“洋包子”在开国之初为数还很少,犹如凤毛麟角; 物以稀为贵,全社会都把他们当成宝贝,受到普遍的宠荣。一般地说,他们的家庭状况都不同于普通的工农,在成长阶  段也很少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因此,他们的征程也就显得不同寻常。
  后来,全俘管处范围拥有数百名这样的“洋包子”,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独特经历……
  黄亨思,1922年出生,厦门人,越南归侨,因为精通英语,曾在上海铁路局运务处担任外事工作,专与洋人打交道;1949 年8 月参加华东革命大学,结业后分配到浙江崇德县农村参加土地改革。1951年初,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有重要任务,让他打起背包立刻上区里报到。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政治形势下,他敏感到自己面临的重要任务,很可能同抗美援朝有关。他的热血顷刻沸腾起来了,火速跑到区里。区里只晓得任务重要,却不清楚具体任务是什么,又要他立刻上县里报到。到了县里,也是这么说,为他办好工作调动的手续,只让他立刻上省里报到。省里又要他立刻赶往上海,去华东局报到。华东局又要他立刻奔赴南京,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报到。一路都是悬念,一路都带紧迫感,一路都使黄亨思深为纳闷:自己毕竟不算大人物,干吗要这样郑重其事?! 到了三野政治部,事情才有了一点眉目。三野政治部的干部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他说当然愿意,求之不得。就这样,他填写了军人登记表,换上军装,作为浙江省参加志愿军的特别人选前往朝鲜。同行者总共12人,都是男性青壮年,有教员,有工程师,技术员,人人懂英语。因为时间紧迫,这12人都是这样临时突击动员参加志愿军的。至于去朝鲜以后分工干什么,一时还不清楚。经过东北军区政治部的时候,接待干部才给他们明确了管理外俘的任务。
  戎马倥偬,沈阳驻军正处于一种临战状态。因为实在派不出联络人员送他们去接收单位,只得给他们画了路线图,让他们自行选出正副小组长,自己管理自己,一路摸到朝鲜碧潼去。
  从安东过了鸭绿江,就是被美军飞机炸成了一片废墟的新义州,满目凄凉,除了给他们这些刚刚穿上军装的知识兵带来愤慨,也给他们留下了关于现代战争的第一个印象———残酷无情。但是他们没有恐惧,既来之,则安之,义无反顾。由新义州到碧潼,还有六七百里路,没有交通工具,只好徒步行走。走就走! 他们在兵站领了10天的干粮———都是苞米饼,外加一些酱菜,边走边吃。因为初到朝鲜,又是最冷的季节,零下二三十度,水土不服,又不断遇到空袭,人人疲劳不堪,个个闹肚子,而大家的斗志却非常高昂。在没有向导,没有朝语翻译的情况下,凭一张地图,凭少量通用汉字,辅以比比划划的手势与朝鲜居民对话,居然一路顺当,原来准备走10天的路程,8 天就到达了目的地,大家还说说笑笑,又唱又跳,都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志愿军人,无师自通,当兵第一课———长途行军,就考了个满分。过了一个来月后,又一批上海“洋包子”到达了朝鲜。  他们都是在校的大学生,有男有女,年纪最大的22岁,最小的只有17岁。这批人去朝鲜也是秘密动员的。不见兔子不撒鹰,看准了对象摸好了底,外语水平不高的不要,品德不好的不要,身体不健康的不要。很快就挑齐了最佳人选。
  白国良,18岁,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生。他家是三代华侨,母系家族在印尼,父系家族在菲律宾,后来转到英国,生活过得富裕安定。他有八个兄弟姐妹,男孩只有两个,他是老大,父母对他寄予特别的期待,希望他长大后继承家业,可他一得悉故乡已经解放,急于要回家乡读书,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尽一份力量,便吵死吵活要回国。慈爱的妈妈用滔滔热泪也无法使他回心转意。 
                  
第21节
  登程了,走海路经过香港,忽然得到消息,附近海域有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布下的水雷,轮船不再续航。当时,一起从印尼回大陆的有十多个青年学生,想下船经陆路前往广州。香港英国当局不许他们下船,没收了他们的护照,企图强制大家搭原来的轮船按原来的航道返回印尼。十几名青年坚决抵制,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先让有亲戚在香港的伙伴偷偷乘小舢板上岸,通过香港《大公报》等进步报刊发表消息,展开舆论攻势。四天后,终于迫使英国当局作出让步,以“押送过境”的形式,允许这十多位爱国青年在港±岸,从深圳登上大  陆。白国良到了上海,高考时间已过。高教局体谅海外赤子的一片爱国热忱,批准他作为试读生进了复旦大学。
  从决定去朝鲜的时候起,他瞒着所有的海外亲人,一直编写着描述“校园生活”的平安家信,转托一位在杭州的堂兄寄递,居然连续编了三年,骗了三年。他立了功,朝鲜政府授予他军功章,领导机关要向他家中报喜也没法报,只好报到杭州的堂兄家中。直到朝鲜停战后胜利回国,这才把自己赴朝担任俘管工作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亲人,使海外的爸爸妈妈姐妹弟弟惊叹唏嘘不已。
  21岁的罗锡昌,是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的优等生,在工商管理系已经读到三年级,很快就要毕业了,可是当他一听说志愿军迫切需要外语人才时,不想放弃这个及早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决意报名入朝。那时候,母亲正卧病在床,父亲是工厂职员,工作忙,不让他离家远行。他就串通念大学的弟弟,让弟弟偷偷地将他的行李物品悄悄地搬出家中,迳直送往火车站,他自己空手一人,东拐西转,摆脱父亲的追踪; 到了火车站,又在伙伴们的藏匿下,躲过父亲的视线,顺利地踏上了征途。
  临行前,他同弟弟作过深谈,表示同情爸爸妈妈的困难,并相信爸爸妈妈也一定会理解他的崇高选择。他恳托弟弟多多照顾爸爸妈妈,为他多尽一份孝心,好让他排除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战地工作。
  与白国良,罗锡昌同时入朝的,还有三位上海姑娘: 钱美得,郝展君和符文琪也都是大学生。
  钱美得的姐姐慕容,婉儿与姐夫舒适是著名电影明星,钱美得的外貌与慕容婉儿长得很相像,毕竟是亲姐妹。他们刚从香港回到上海定居不久。在香港,钱美得曾跟随姐姐姐夫拍过电影,虽然担任的是不太重要的角色,但总算有过令人激动的创作体验,本想寻找适当机会在银幕上再试身手,相比之下,觉得参军上前线更神圣更诱人,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便只好舍弃从影的志愿而走上从军之路。
  18岁的符文琪坚信参加志愿军是当时年轻人责无旁贷的使命。她的父母也都通情达理,并没有用世俗的观点干涉女儿的行动,还对女儿的抱负表示理解和支持; 不料,符文琪得寸进尺,干脆也说服自己的妹妹参加了解放军。
  郝展君才17岁,看上去还完全像个孩子,圆圆的脸,胖乎乎的,显得天真无邪。
  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师,不但支持她参加志愿军,还把另一个男孩子也送进了解放军。
  郝展君爱她的爸爸妈妈,为爸爸妈妈的开明通达而感到骄傲。到了朝鲜后,她将爸爸妈妈的每一封信都编号保存起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纪念品。她每次给家中写信,也都写得长长的,把战俘营各种有趣的故事都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共享胜利者的欢乐。
  另有一批志愿入朝的英语人才,是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校(今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优等生。其中有五个姑娘,平均年龄才19岁,在当时,他们的家庭都有着比较好的经济条件,生不用为稻粱谋,一心只想着爱国、爱国、爱国。陈莉明才16岁,不让她上前线就是不依; 周仪凤19岁,身材娇小而志气宏大,原来想为祖国的航空事业一层才华,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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