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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晚清军政传信录:战天京-第7部分

小说: 晚清军政传信录:战天京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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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队反而成了鸡肋,唯一的任务就是出兵攻剿周边零碎匪徒,再要求添兵加饷,已经不可能了。曾国藩打仗极为讲究主客之辨,每每能反客为主;此次化解人事纷争,落笔极为辽远,得益却在眼前,无疑是反客为主的绝佳案例。  既然重做主人,异日统带水陆出省攻剿,决定权都落在曾国藩一人之手,带谁不带谁,就都凭他一句话了。他如果将王錱列入名单,王錱所部才会有资金、军备方面的支持;他不带王錱出省,王錱就会沦落为一般的团练主管,生活全靠自理了 。一切的关键,在于曾国藩记不记仇。很可惜,咸丰三年,四十三岁的曾国藩,修养还没到这份上。对于王錱中途投靠其私敌的“叛徒”行为,他不能忘怀,而王錱能征善战的本领,他却有意淡忘。  当然,这种泄一己私愤的行为,必将遭受来自官绅各界的质疑,不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悍然不顾舆论,一意孤行,那是莽夫手段,曾国藩所不取也。他对王錱约法十条,其中“必不可改者五条”,王錱可以“自为主张者三条”,曾国藩“自办而不以书告者三条”。我们来逐条审议这十条的内容:  “必从鄙意而不可改者五”:  一、汰选勇丁,合格者训练两月以上,方可出征。——粗看问题不大,其实为以下裁减王部,由三千变为两千,埋下了伏笔。  二、王錱三千人应该划分成数营,每营由营官一人、帮办四五人统带,“不必由足下一手经理”。——这条最要命。按照曾国藩刚刚定下的湘军营制,每营定员五百,设营官一名。各营官互不统摄,全都直接听命于曾国藩。曾和各营官之间并不设立统带数营之“分统”职位,行政架构完全扁平化。若依此办理,王錱所部则当分为六营,他不过统领一营而已。从方面大帅降格为偏裨小将,势所必争;昔日帐下属员,居然并肩同事,情何以堪?  三、军备方面,“如有一械未精,不可轻出”。——军械及费用,曾国藩不会按照王錱现有三千人的规模配拨,而只按照二千人的限额制订预算(见“自为主张者”第二条),超出部分,经费自筹。筹集不及,必然出现“一械未精”的情况,那么就“不可轻出”了。  四、需雇用船只,作为随军的后勤中心。——关键还是在于经费预算。人多,要雇的船也多,超出部分,又得自筹。  五、日常消费,“以船为市”。——此条的意思在于推行集团采购制度,降低行军成本,控制现金流动。食品和日用品都先期由粮台采办,储备在随军仓船。兵勇入营,须用饷银兑换“吾船之钱”,然后购买“吾船之货”(颇类似于某些企业之内部银行、内部商店)。如此,则“银钱总不外散,而兵勇无米盐断缺之患,无数倍昂贵之患”。这是“必不可改者”中唯一不针对王錱的一条。  “不必从仆,听足下自为屈伸主张者三”:  一、出征陆军规模限定为十营 ,王錱所部应该缩减为四营。“如足下能设法劝捐,多留一营亦可”。——这条其实是变相的“必不可改者”。劈空落笔,已经汰减了至少五百人,毫无商量馀地。至于大军齐出,五百人自筹薪水,区别于其他四千五百人,岂不是明显的“歧视”?  二、训练兵勇,在衡阳或在长沙,可以自定。  三、每营、每队(一般十人为一队)需要操演阵法。  “自为密办而不遽以书奉告者二”:  一、“有人愿带五百人随同远征,已许之矣”;——故作神秘,无非候补有人,不受要挟之意。  二、询问是否能自办雇船、雇水手事宜 。  综观以上十条,纯乎强硬压制,其中裁额、降职两条,尤为蛮横。裁额与否,自当在全军进行校阅、考评以后,酌情处理,但以数额限制,岂能服人?王錱统带三千人,自定军制在前,曾国藩归并各营、制订营制在后,明里是统一制度,实则无端降职,血性男儿如王璞山者,岂能就范?此后曾国藩修改营制,增设统带数营之“分统” ,已经证明互不统摄、完全扁平化的管理架构有其不切实际之处;王錱的一人可统数营的营制则一直应用于“老湘营” 和“楚军” ,在湖南、江西、浙江和西北等地的战事中发挥效用。王錱之不接受此种规范,不能简单说成意气之争,而有理论之辨的意义。  骆秉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等人从中调解 ,二人都不愿意委曲求全 ,终成决裂之局。勉强折衷的结果:骆秉章全额保留王錱的军队,专司防省之用。曾国藩另行委派林源恩、邹吉琦等人募勇,补足十营之数。罗泽南因此退出东征大军,驻留衡阳剿匪 。  创立湘军的三个湘乡人,合作不到一年,就此分手。  

猪子出得湖
“出得湖”是湖南土话。湖,指洞庭湖。湖南是个内陆省份,向外四个方向,只有北面的洞庭湖交通最为便利。过了洞庭湖,进入长江:顺流而下,是秀丽的江南;逆流而上,是富庶的四川。渡江而北,无数读书人、野心家就此踏上功名之路,去实现那些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光荣与梦想。这些可能性,只有渡过洞庭,才会呈现。所以,说某人出得湖,就意味着他已经有所蓄积,可以大展身手、拳打脚踢一番了。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兵勇及长夫等共计一万七千人北上,这次的路线是度过洞庭湖,进入长江,直奔太平天国的首都——金陵。他能“出得湖”么?  起兵前夜,曾国藩写了一篇《讨粤匪檄》,沿路贴发,大造声势。檄文墨迹未干,“粤匪”的西征军已于正月间攻克汉口、汉阳,分兵南下,破岳阳,扫荡湘阴、宁乡,夺据乔口、靖港,挡住了曾国藩出湖的必经之路。入侵的太平军,就像一个考官,专程前来测验曾国藩的“出湖指数”,以及刚刚组建的湘军水师。  靖港距长沙不到三十公里,在湘江西岸,尽得水陆进兵之便:西则益阳、宁乡,北则湘阴,南则长沙、湘潭,俱可瞬息而至。但是此时太平军的“水师”,都是用抢来的民船草草改造而成,兵勇未经训练,亦无战术可言,实在比不上湘军的水师 。所以,三月二十六日,湘军水师驶赴靖港,“上下往复,周而复始” ,打了第一个小胜仗。太平军败退,随即分兵从陆路绕道宁乡,转攻湘潭,为上下夹攻长沙之计。曾国藩召集诸人定计:塔齐布率陆军八营,褚汝航、彭玉麟率水师五营,南下追剿。曾国藩亲统剩馀水师五营及亲兵二营,第二日跟进 。褚、彭水师出发后,长沙城中人心惶惶,生怕曾国藩明日跟去,城防空虚,靖港之敌即来进攻。于是,四月一日夜,有人向曾国藩建议:靖港太平军人数不多,不如明天先把他们赶走,再去湘潭。并承诺派遣长沙团练随军助剿。曾国藩也怕湘潭久攻不下,靖港之敌危及省城,所以临时变计,明日改攻靖港。当时靖港太平军只有几百人,曾国藩手下水陆兵勇合计有三千多人,实力对比明显占优。唯一不足,就是没有人临阵指挥;曾国藩仗着船坚兵众,认为几百匪类不值一剿,师船一至,必定望风而溃。所以,他决定实战指挥,享受一次书生杀敌的快感。很不幸,他的处女作以完败收场,以少胜多的快感奉献给了太平军。  四月二日清晨,率队出发。中午,船队逼近“贼屯”。立脚未稳,布置未定,突然刮起一阵猛烈的南风,吹得战船顺流急下,直奔敌营而去。敌军岸炮齐发。风猛水急,战船失控,不能后退,多被击中。趁着慌乱,敌军划出二百多艘小舢板,绕战船四周,火烧枪击。水勇纷纷弃船逃跑,或将战船凿沉,“恐以资贼”,有幸逃回的残部退守到对岸铜官渚。见水师不利,曾国藩亲率陆军往攻,以团练为前锋。刚过浮桥,敌军出队截击。团练勉强可以守碉堡、护城墙,执抢互射、挥刀对砍,实非所长,于是,见敌即“反奔”。兵败如山倒;看见团练“反奔”,湘军士兵也扯起脚就跑,争抢浮桥。浮桥用门板、床板搭建,勇丁一拥而上,浮桥立即踏坏,淹毙踩死一百多。曾国藩短衣仗剑,在岸边竖起令旗,大喝:“过旗者斩”。估计噪音太大,众勇听不真切,“皆绕从旗旁过”。曾国藩羞愤难当,仰天长叹,“愤而投水者两次”,都被亲兵章寿麟救起。事不过三,湘江不能再跳,只好收拾残众,回泊南湖港。  回船以后,曾国藩“其志仍在必死” ,乃召集幕友李元度、陈士杰,吩咐后事:代作遗摺,与《讨粤匪檄》一起“进呈御览” ;“赶紧送灵柩回家”,所得丧仪,除棺材成本、运费外,全部移交粮台 。交待完毕,就要自裁(伯牛案:死法如何,文献不足征,未能确定)。李、陈拼命阻止,拉拉扯扯,僵持许久。恰在此时,收到克服湘潭的捷报,向死之志才稍微摇动。左宗棠“缒城出视之”,到船上一看,曾国藩还穿着湿衣湿裤,“污泥满身”,“气息奄然”,不禁哈哈大笑,赞道:“好像猪子” 。突兀之下,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试着阐释一下。往雅里入手,则怀疑他谐音“朱子”。不过在下固陋,实在想不起朱文公什么时候出现在相似的场景中。不能入雅,只好入俗。大概“猪子”是比较文雅的说法,记述者已经失真。根据湖南人的口语习惯,左宗棠当天说的应该是:“好像个猪崽子”。乡俗:单说“猪”字,纯属骂人,而在较为熟悉的人之间,称呼为“猪崽子”,则往往糅合怪责、怜悯两重意思。曾国藩私自变计,自取其辱,应该责怪;但是全局未坏,斯人憔悴,实属可怜。再加上一身尽湿,泥渍斑斑,形状上也有几分神似,所以左宗棠脱口而出“猪崽子”,试图藉此缓和气氛,让灰心丧气的曾国藩能够“破涕成笑”,重振精神。  随后的几天,曾国藩移驾南门外妙高峰寺,杜门思过。作为统帅,此役收复湘潭,敌军北逃,“毙贼近万”(主要指宁乡和湘潭两个战场),“所获旗帜器械无算”,解散被挟持的百姓“约以万计” ,无疑是大功一件。但是,作为实际参战人员,指挥失当,号令不行,战船损失三分之一,士兵伤亡逃跑大半,实在又是大罪一条。于是,在和提督、巡抚会衔合奏以外,独上一摺,“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并请另派大臣总统此军 。而长沙城内传来消息,藩司、臬司等人向骆秉章建议“罢遣曾军”,“语倨妄甚”,骆表态:“且待之” 。所“待”者,无非是奏折递上后皇帝的批谕;如果中央有意追究,则无妨落井下石;如果“天恩浩荡”,不予穷责,也不妨作个顺水人情。省城官吏可以两待,曾国藩却是度日如年,一天不下旨,就一天不安生。从四月十二日拜发奏摺到五月八日接奉谕旨,二十多天里,曾国藩思想斗争极为激烈,甚至拟了一封遗摺 ,再起自杀之念 。全赖李元度“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 ,左宗棠也每日过来“絮聒”慰解,他才挺过这个初夏,没干傻事。  五月八日,旨下。立功人员俱受嘉奖;曾国藩“即行革职”,“带罪自效”;鲍起豹身为最高军事指挥官,仅仅列衔会奏,竟不参战,“着即革职”;塔齐布署理湖南提督。这条谕旨赏功罚过,是非不紊。湘潭战役获胜,参战人员获得保举等奖励,是赏功。曾国藩轻出浪战,损兵折将,革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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