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政传信录:战天京-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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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李元度
七年之痒，固然只是彼此双方进行“互摸”的原因，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曾、左此次交恶，却又实实在在损害了第三者的利益。而这个第三者的无辜受害，又更加破坏了曾、左的公谊和私情。这个倒霉的第三者，便是李元度。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先简述李元度在湘军中的经历，以及和曾国藩的关系。咸丰四年初夏，曾国藩兵败靖港，愤而自杀数次，皆未遂。其时，在他身边“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 者，就是来自平江的幕客李元度。是年末，湘军在九江水域大败，曾国藩“愤极，欲策马赴敌而死”，被罗泽南、刘蓉劝止 。李元度于此时投笔从戎，“特立一军”，“护卫水师，保全根本” 。六年二月，周凤山军在江西樟树镇被太平军击溃，曾国藩部下再无得力陆军，全赖李元度率领平江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然则，在兵败靖港、困守江西这段最为痛苦的岁月里，始终不离不弃，倾力辅助落难英雄曾国藩的人，就是李元度。咸丰七年，曾国藩心力俱瘁，承受不了兵单饷乏、主客不和 的巨大压力，乃趁丁父忧的机会，撒手回湘。抵湘后，写信给在江西继续战斗的李元度，诉说对他的感谢和愧疚。所以感谢者，谓李元度三年间始终如一的支持；所以愧疚者，临行匆匆，来不及用保举的方式对李元度进行回报 。最后说，对于李元度的高情厚谊，“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为弥补这份歉疚，山居无职的曾国藩提出与李家“缔婚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并勉励李元度（时已回乡省亲）“努力作人；明岁当与足下索侄女婿耳” 。在无法酬以官爵的时候，结为秦晋之好，庶几稍能安慰比曾国藩小了十岁的李元度。 咸丰八年七月，曾国藩再度出山。十月，湘军第一名将李续宾、曾国藩弟国华战死于安徽三河镇，“痛愤之馀”，曾国藩急召在家奉养母亲的李元度，叮嘱他“千万速来” 。李元度不负期望，闻命即行，其时，李母“病殊未愈，将成半身不遂之症” 矣。李元度这次来营，曾国藩并未委任军事，而让他充任文案。因为，李元度虽在最困难的时候亲临战阵，为湘军稳住了阵脚，但他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人才。李元度有一手“敏捷清挺无俗尘”的好笔墨，任“参谋”“可得一当”，并不适合“专以治兵” 。咸丰五、六年间的李元度，更像是军无大将、聊以充数的廖化，客观上不无作用，主观上则不洽人意。略引五、六年间曾国藩对他的批评，读者可观大概： “足下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五年七月十六日）；此处批评李元度报喜不报忧，军情不实，埋下诸多隐患。 “足下条理精细，而处事恒黯于大较；不解何故”（五年七月廿四日）；“仁弟论文，则按脉切理，丝丝入扣；临事，则浮光掠影，曾无极深研幾之意”（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此处直揭作为文人的李元度能言不能行的痼疾。 “前此屡接函禀，言湖口贼不过千馀，他处探报亦然。近日尊处胜仗禀报前后共杀贼二千有馀；而湖城之坚如故，贼船之悍如故”（五年八月十五日）；“自抚（州）来者皆言城内之贼不过二千馀人，老长髮不过数百；前后书牍所报杀毙受伤之贼，殆以万计，而贼焰转张。颇不可解”（六年五月九日）；此处批评李元度谎报战功。 “掘坟告示切弗再贴，尤不可用贱衔。凡举事为千万愚人所喜而为一二有识所笑，君子弗为也”（同上）；当日，江西民众乐于“从贼”，群相呼应 。李元度不在安民、治军上想办法，却提出一个挖祖坟的创意，希冀借此惩罚“从贼”的绅民，他并在告示上冒用了曾国藩的钦差大臣名义。曾国藩认为此种“辱及先人”之举大为不妥，必为“有识所笑”，故加以劝阻，并特别嘱咐不可冒用“贱衔”。 “麾下平江勇与恒态微有不同者。他处营官、哨官，各有赏罚生杀之权，其所部士卒，当危险之际，有爱而从之，有畏而从之。尊处大权不在哨官、不在营官，而独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责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责；欲革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革。营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惮；欲罚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复知有营官、哨官。甄录之时，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此则批评李元度治军不遵守湘军“家法”，并在军中大开地域歧视之风，为患实巨。湘军“家法”，其本质在于三“宜”：文法宜简，事权宜专，情意宜洽。李元度以文人治军，最大的弊病就是做不到事权宜专。什么是事权宜专呢？曾国藩说： “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彻底的层级责任制。湘军内部，由勇丁而什长而哨官而营官而统领而大帅，层次分明，逐级负责；既不许越级报告，也不许越级指挥。形成这种制度的本质原因，则根源于湘军的招募制度。严格按照湘军营规来组建部队，那么，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什长以上的各级军官皆有专权，皆负专责；而自士兵以至军官，俱只听命于其直管上级，心无旁骛，职有所专。上级对下级，只问点名是否应卯、遣调是否及时、作战是否出力；而下级本辖之权，尤其是人事权，上级例不干涉。因为，治军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目标，不过基层士兵于危险之际能够懔遵军令、以命相从而已；要做到这个目标，前提则在于日常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扎实可靠；能否做好这两项工作，又赖于各级军官对本辖人员的有效管理；而能否有效管理，关键则在于各级军官必须拥有职责范围内的全部权限。“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 李元度治军则不然，他采用的是扁平化管理。依照今日企管理论，这种管理无疑更人性化、更能促进组织内部的交流；这种管理的前提是组织成员具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实现组织目标需要成员具备极强的创造力。但是，军队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一部由血肉之躯构成、用来杀伐攻取的庞大机器，纪律（等级）严明重于个性发扬，令行禁止甚于往复辩难；否则，令以言歧，法以情乱，必然降低杀人机器的运行效率。李元度不能参透此意，而希望在全面了解军中隐情的前提下，奖罚生杀皆自己出，不滥罚，不枉赏；但是，对于三千多人的平江军来说，一人之心力或有时而穷，一人之目力或有时而尽，追求最精确的管理，反而堕入最混乱的迷宫。一些基层士兵、军官或因这种人性化管理而免遭冤屈、获得福利，对李统领个人抱有好感，“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但是，限于精力，领导关怀只能落实到有限的个人，作不到雨露均沾；而与此同时，中上层军官的权力和威信却已受到破坏，并直接导致对本级职权的放弃。于是，更多的基层士兵和军官获得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既感受不到来自最高级指挥官的“爱”，也不用体会针对直管上级的“畏”，从而严重影响全军在“危险之际”执行命令的效率，所谓“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畏而从之”，是军事制度的“恒态”；“爱而从之”，则是超越制度的“变态”。李元度秉文人之质，抱妇人之仁，妄以“变态”为“恒态”，乱了湘军的家法，曾国藩不得不多费口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曾国藩还批评他“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此语意甚微妙。湘军的基本建制单元，本就以乡谊维系。早在创建水军时，曾国藩就叮嘱负责征兵的人：“水手皆须湘乡的，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 ；曾国荃的“吉”字营则“不独尽用湘乡人，且仅用屋门口周围十馀里之人” 。然则，李元度“但取平江之人”，也未见得大谬不然，曾国藩为何要批评他呢？原来，李元度“甄录”的平江老乡，大多用来充任中上层军官，而不是普通勇丁，这就破坏了营…哨…什…勇逐级挑选下属的湘军制度，有任用私人的嫌疑，而不仅仅是地域歧视了。 因为上述原因，李元度再度从军，曾国藩就没让他带兵，而是让他做了记室、参军。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 ，恰能胜任文案工作，倘若顺着这条职业道路走下去，虽不敢奢望左宗棠、李鸿章那样的功勋，但如李瀚章、盛宣怀那样，幕优则官，混个一、二品大员还是很有指望的。可是，天意弄人，李元度的职场生涯终未能如此完满。 咸丰十年春，太平军定计：佯攻杭州，解南京之围。清军果然中计。江南大营旋被攻溃，张国樑、和春先后阵亡、自杀，江苏、浙江全面告急。新任浙江巡抚罗遵殿，原在湖北任职，和胡、曾等湘军领袖交谊极深，当此危急关头，自然向湘军乞援。其时，湘军诸部被太平军牵制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无法赴援浙江。不得已，李元度又一次投笔从戎，重新扮演廖化的角色。李元度重出江湖，胡、曾都不看好他，胡林翼给罗遵殿写信说： “（李元度）爱才如命，疾恶如仇；而所疾固多恶人，所爱未必才士也” ；此谓李军中并无人才，难以改变局面。 又给罗遵殿的儿子忠祜写信： “李次青（元度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