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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晚清军政传信录:战天京-第31部分

小说: 晚清军政传信录:战天京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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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点。今日的信访办,昔日的登闻鼓,才是鸣冤诉屈的好去处;什么案子都直接递到最高层,那整个行政、司法体制岂不乱了套?有鉴于此,胡林翼亟加劝阻,可他一意孤行,终于还是浩然上路 。但是,走到襄阳,事情起了变化:  “抵襄阳后,毛寄耘(鸿宾字)观察出示润公(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巇、马首靡托已也。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曾国藩)营,暂栖羁羽,求一营官,杀贼自效。幸而克捷,并受其福;否则免胄冲锋,求吾死所。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 ;  此为十年三月致郭崑焘之信。到襄阳后,胡林翼托毛鸿宾致信,紧急通知他停止北上,理由是仇家“意犹未慊,网罗四布”;意即已经派出杀手,欲得而甘心。其时“雨霰交作,风雪极大”(信中语),左宗棠闻此危语,愤惧交集,心寒气丧。眼见得御状是告不成了,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家也回不去了,“不得已”,只好东去宿松,至曾国藩大营避难。幕职已辞,家不能归,到营中吃干饭又不合适,于是新生一计,投笔从戎。“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叱咤风云、筹济两湖的左师爷,只因得罪小人,遂落魄至此。不能不说,这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刻。  但是,官文、樊燮并未真的派遣杀手;“网罗”云云,乃是胡林翼阻其北上的权宜之计。闰三月下旬,胡、左在英山会面,胡告知“近状尚未如所闻之甚” ,并安排他去曾营散散心。左宗棠被“诳骗”一次,白白担惊受怕了许多天。但是,二人面谈之时,胡林翼必已告知京城事态的最新发展,己方胜券在握,静候佳音可也。闰三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到达湘军宿松大营。自此,每日与曾国藩、李鸿章等“鬯谈”,情绪渐渐平复。四月十日,胡林翼自英山来。同时,北京还发下一封谕旨:  “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  肃顺的话起了作用,这封谕旨不啻是平反公告。否极泰来,大悲继以大喜,此刻的左宗棠恰似宣布摘帽的“右派”。他立即否定了前此萌发的各类消极念头:  “宗棠频年怫郁之隐,竟蒙圣鉴,感激何言!……如有可出之理,亦未敢固执” ;  随即,又奉到上谕:“左宗棠著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这就好像右派平反以后,落实知识分子待遇的具体政策了。左宗棠遂接统王錱遗下的“老湘营”,并招募一部分新兵,号称“楚军”,开始了东征。  左宗棠因祸得福,完成了从师爷到元帅的成功转型。樊家虽然输了官司,但是也因祸得福,培养出一位名动天下的大诗人。这边给左宗棠平反,那边就将樊燮革职,并勒令回籍。樊燮回家后,盖了一栋读书楼,楼成之日,遍请乡邻,举酒誓曰:  “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如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  所谓“波及先人”,即指“忘八蛋”三个字。樊燮为了让儿子把书读出来,采用了非同一般的激励机制。首先,在祖宗神龛下侧另置一块牌位,上书“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每月的初一、十五,亲自带领两个儿子跪拜行礼,祈祷文必有此句:“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其次,樊家两位少爷以及重金聘请的教师,终日居于书楼,其他人众一概不许上楼。再次,两位少爷在家不准着男装,“咸服女衣裤”。中秀才入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儿子樊增祥七年后中举人,十年后中进士,最终做到护理两江总督的高位。而且,樊增祥作得一手好诗,所谓“近代诗人隶事之精,致力之久,益以过人之天才,盖无逾于樊山(增祥别号)者” 。大儿子樊增祹“学问切实,高于樊山”,只可惜天不永年,未臻其至 。  一句“忘八蛋,滚出去”,竟骂出一位统帅、一位诗人,不得不令人感叹:有味乎斯言哉。有味乎斯言哉。   。 想看书来

迂琐的郭巡抚
道光二十五年,在北京曾宅作客一年多的郭嵩焘离京回湘,曾国藩作了一篇《送郭筠仙南归序》,末云:  “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人亦病不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达于时轨,是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  “五谷”句见《孟子·告子下》,意即画虎不成不如狗也。说这话的现实背景是郭嵩焘连考两次会试,皆未中式。思想背景则是,他早看出郭嵩焘的性情才学更适于求道论学,作一个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去其”“扞格”、“至于纯熟”,由此“达于时轨”,博取世俗功名,则似非其所长。曾、郭二人,交往有年,相知甚深,“于是为道其深”,不作泛泛应酬语;这固然是曾国藩爱人以德的诤言,却也是不幸言中的谶语。二十年后,郭嵩焘“自揣既熟”,适逢朝命优渥,派署广东巡抚;本拟拳打脚踢,建勋立业,孰料甫一伸展即受摧折,恰好证实了曾国藩非所敢知的隐忧。  同治三年七月廿七日,楚军克复湖州;明日,克吉安,是为全浙肃清。十月,左宗棠奏以蒋益澧护理浙江巡抚,自己率军入闽,正式履行闽浙总督的职任。其时,太平天国将领李世贤、汪海洋所部会同从苏、赣等地“窜出”的馀党,多在福建境内盘踞;左宗棠采取自北而南、由东向西的推土机式战法进行“追剿”,太平军且战且退,分别往西、南逃撤。福建之西为江西,省内有本省防军以及鲍超的霆军,防堵尚无大虞。福建以南为广东,省内只有一支战斗力不强的粤军,眼看左宗棠以邻为壑、“驱贼入粤”,不免又气又怕。广东巡抚郭嵩焘就数次向中央反映情况,要求闽军“调派劲旅,严密分布,截其西窜之路,以便方耀等军专顾粤疆,力保完善” 。  一般来说,追杀比围歼易于致力,肃清本境又比消灭全敌易于建功;故左宗棠斩钉截铁的拒绝了这个要求:  “本省堂奥有贼,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本省腹地渐清,自必与邻省共谋夹击” ;  此为同治四年五月间事;篇首所述“灵芝”事件,恰发生于去年。左、郭二人,兼有乡人、姻戚、邻官三重关系,即算不能或者不愿帮忙,神色辞气之间,固然应该委婉一点;而“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则隐然在说“邻省”官吏、将领缺乏设置“藩篱”的能力,混吃等死,全不称职。然则,一株灵芝惹下的麻烦,真真不小。但是,这句话不过不留情面而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真正印证了传言所谓的“以兹小故,寖成大郄”。  在福建追剿太平军,除了左宗棠的楚军以外,还有李鸿章派来助剿的郭松林、杨鼎勋两支军队。郭嵩焘被左宗棠拒绝后,遂将希望寄托在郭、杨二部,希望他们在福建肃清后移师粤东,帮助堵剿。郭、杨未至福建以前,郭嵩焘就已和李鸿章商量好淮军入粤的计划 ;郭、杨既至,他又与营务处的段起取得联系,并发去借调咨文。这个备用计划若能依约进行,广东军务必不致贻误。谁知左宗棠下手极狠,在肃清福建后,竟然主动上奏,请求将郭、杨二部调派回苏。其摺略谓:  “兹查由闽窜粤之贼,实只汪逆海洋伙党数万,纵各股尚有漏出人数,谅必无多。(闽、赣、粤)三省合力,或可将此股就地歼除,不致久稽天讨。臣前闻直(隶)、(山)东军务吃紧,捻逆狓猖特甚,时事方殷,似两省兵力宜厚而不宜薄。郭松林、杨鼎勋所部多勇敢之士,所习洋枪炮队必非捻逆所能当;且淮北、皖北之人实居大半,用之北方,服水土而少疾病,得力无疑。臣愚以为:就天下大局而论,直、东为重,闽、粤、江西为轻;就此时贼势而论,闽、粤、江西为缓,而直、东较急。是苏省援闽之军仍应调回苏州,以备曾国藩、李鸿章调度明矣” ;  此时为四年闰五月。北方捻军纵横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僧格林沁战死,曾国藩受命担任“剿捻”总指挥,李鸿章则担任后勤总调度;此即左宗棠所谓“吃紧”的“直、东军务”。捻军固难对付,但这毕竟是曾、李的任务;近邻广东的“藩篱”,他不能“代固”,数千里之外直隶、山东的军务,他却设身处地,尽心谋划。如此舍近求远,居心何在?我说,这是一石二鸟的高招。首先,表彰闽军的功劳。经闽军剿除以后,“窜粤之贼”,“谅必无多”,可见闽军是一支战斗力强、责任心重的劲旅。其次,表彰自己大公无私的美德。中央批评疆吏、统帅,以及疆吏、统帅互相攻击,有个术语叫做“拥兵自卫”;意即不顾大势,惟重辖区,前引左宗棠“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之语,便有“拥兵自卫”的嫌疑。现在,他说太平军馀党应当由福建、广东、江西三省自行了断,请将淮军调离,不要拖了“剿捻”的后腿;则显非“拥兵自卫”的自了汉口吻,而是大公无私的谋国者胸怀。因此,中枢“览奏”,极为欣慰,立即“谕知李鸿章檄调”郭、杨回苏 。  只是,淮军调回后,怎么对付逃到广东境内的“汪逆海洋伙党”呢?说是要“三省合力”,具体施行起来,麻烦可不小。军兴以来,出境征剿的客军统帅,在未奉节制用兵之地军政事务的钦命之前,都有军事、饷事处处掣肘的痛苦经验。例如,咸丰六、七年间,曾国藩就以客军身份在江西受尽了煎熬,最终不得不动用权术,借口父丧守制,向皇帝申请总督、巡抚的实任;不幸的是,皇帝刚愎自用,视其为要挟,一句“知道了”,令其退居二线 。因此,未得节制他省军务的授权,各省长官都不敢轻言越境征剿。然则,“三省合力”云云,暂时只能是各防己境的局面。江西、福建兵力雄厚,防堵有馀;广东则将玩兵疲,形势可危,且“贼匪”适在其境,倘因此败战失地,地方官必受严责。由此可知,撤调郭、杨,对郭嵩焘来说,不啻釜底抽薪;但是,左宗棠此举打着照顾天下大局的招牌,郭嵩焘不可能在公务层面与之争辩,只有在私底下大发牢骚:  “左帅会江、浙各军入闽剿贼,仍假苏军之力,数千里浮海转战,一收廓清之功。由闽达粤,比邻相接,而迫以浮海北归,竟以朝命督之,若惟恐其一入粤境使此贼速了者,竟莫测其所以用心!而前后具报军情,随时咨报,独此一节,隐秘为之,至今未一咨示摺稿,尤使人念之茫然。……左帅此举,辜数省之望,遣累无穷,深所不解” ;  闽、粤两省长官,于敌情、军务本应“随时咨报”;撤调苏军这种大事,更要提早通告、协商。左宗棠却“独此一节,隐秘为之”,故郭嵩焘不得不怀疑其中必有猫腻,不得不慨叹“莫测其所以用心”。当此时地,他猜测左的用心是“惟恐其一入粤境使此贼速了”,不无道理。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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