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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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四人帮”干扰，力请邓小平复出
然而，叶剑英仍然处在新的斗争的漩涡之中。
这个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集团是“文革”孕育出来的一个畸形儿。早在“文革”发动阶段，它与林彪集团就开始勾结。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是这两个集团借“文革”互相勾结、共同进行阴谋活动的有力见证。“文革”发动后，这两个集团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中分别加强各自的势力。自从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张、王、姚结成“四人帮”集团加紧策划，制造混乱，同林彪集团貌似“团结合作”实则分庭抗礼，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正因如此，在它们之间，除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外，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一面。从一定意义上说，林彪发动的未遂反革命政变，也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进入白热化的一种表现。林彪一伙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的威胁，借机加强自己的实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江青一伙无法区别它与林彪一伙“何其相似”的极“左”面目和反动本质，这使得他们都必然将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和人民对于林彪一伙的批判，必然造成对江青集团的新的威胁。这种揭发批判越深入，江青一伙的反动面目也就随之暴露得越清楚，他们也必然耍两面手法掩盖自己的罪责，挑起新的事端，转移斗争大方向。因此，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四人帮”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艰难。这场斗争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第一，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江青一伙摇身一变，成为“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歪曲、篡改毛泽东的指示为己用，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封锁和控制了毛泽东。第二，“四人帮”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猖獗”，搞乱了群众的思想，而许多人受他们的欺骗和利用而不自觉。第三，“四人帮”垄断了党内信息，控制了舆论工具，要公开揭露他们的身世和罪行相当困难。第四，更重要的是，江青等在中央窃取的特殊地位，给这场斗争带来了特殊困难。江青是以“第一夫人”自居，摆出“女皇”的架势，飞扬跋扈，不可侵犯；王洪文是毛泽东“点名”的接班人、上海滩的“帮头”、“花花太岁”；张春桥、姚文元的“文才”曾受毛泽东的赏识，成为当代“文霸”、“学阀”和“理论家”，不可一世。这四个人结成“黑帮”，互相利用，互相依赖，互相吹捧，欺骗了相当一部分人跟着跑。他们出席中央会议通常是“一唱三和”，打横起哄，争取同情，制造压力，迫使众人就范。对于这种状况，叶剑英作过精辟的分析：“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个少数。但是，我们要看到“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自从毛主席病重以后，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主席的指示由他下达。这种状况，使斗争更加艰巨复杂起来。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投鼠忌器”，一直拖延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与“四人帮”斗争采取了曲折迂回的方式，讲究策略，注意方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十年浩劫（21）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活动，使中国的局势变得更为严峻了。毛泽东从林彪叛逃中得到了教训，神情沮丧，开始承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些弊端，但尚不承认“文革”理论和实践的彻底失败，尚未认识“四人帮”的本质，也无力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了挽救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改变各方面工作停滞混乱的状况，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力图利用林彪垮台、毛泽东号召开展批林整风的机会，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周恩来自1972年确诊患膀胱癌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管是治病期间还是离京外出，都书面报告毛泽东，由叶剑英代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进一步整顿军队，肃清林彪流毒和影响，大力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叶剑英所做的这一切遇到了“四人帮”的巨大阻力，他们把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同时也指向叶剑英。他们不停地刮阴风，放冷箭，大造反革命舆论，处处与叶剑英为难作对，妄图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叶剑英在反党乱军逆流的旋涡中，力挽狂澜，辛勤工作，与“四人帮”苦苦周旋，极力维护军队稳定的局面，艰难地把军队工作推向前进。
但是，叶剑英在前进中遇到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
在周恩来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位老革命家，那就是邓小平。当务之急，要想办法请邓小平迅速复出。
他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迅速改善邓小平的境况，恢复他的工作。1973年2月，邓小平被解除“流放”，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便登门看望，问寒问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他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他特意去找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主持军委工作。”然后又写信再提要求。
毛泽东接纳了叶剑英建议，同周恩来商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参加军委工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大单位领导班子建设，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问题。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然后他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最后，他让叶剑英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参加会议，叶剑英负责具体主持这项工作。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在召集这些军区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指着邓小平介绍说：“现在，我请来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并亲自指挥司令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叶剑英和在座的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都很高兴。一个国家，“得贤则昌，失贤则亡”。在张春桥等人觊觎中央、军委领导要职已久、迫不及待的关键时刻，这个任命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叶剑英立即表态，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支持邓小平，在规定的时间内对调到职上任。各军区司令员坚决执行命令，很快都按军委的要求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邓小平的复出并重任要职，逐步接管了党、政、军的实际一线指挥权力，这对“四人帮”来说是个晴天霹雳，他们又怕又恨，阴谋再次打倒他。
叶剑英不顾“四人帮”的反对，主动同邓小平商议军机大事，并一如既往要求军委各总部领导和机关人员向他汇报军委工作和部队各方面的情况，征求他的意见。同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深入机关、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整顿和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解决一大批长期革命富有领导才能的老干部，使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同时组织广大指战员深入学习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恢复和发展国防科技和军工生产，改善武器装备，做好战备工作，取得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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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22）
但是，不论为“二月逆流”平反，还是请邓小平复出，在解放干部、落实政策过程中继续遇到“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这期间，中央组织部曾提出一份300人的名单（将军175人），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逐一解放干部。在讨论中江青、张春桥等人制造种种理由，极力阻挠，不予解放。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叶剑英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协助周恩来进行外事等方面的工作。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又协助周恩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以后，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多次与基辛格会谈。这期间，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从事其他许多外事活动，参加接待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中德（西德）建交程序、越美巴黎谈判等。这位当年的“外交骑士”，再一次发挥了他外交家的才能。通过大量的外交工作，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是我国外交事业的重大突破，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当年协助周恩来总理参加中美会谈的熊向晖回忆说：
“7月9日中午，基辛格从巴基斯坦坐飞机到南苑机场，在北京由叶帅、黄华和我三个人到飞机场去接。叶帅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