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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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的倒行逆施，遭到孙中山和廖仲恺、胡汉民等人的坚决反对，也遭到社会公正舆论的谴责。
叶剑英和旅粤的云南讲武堂同学目睹陈炯明的所作所为，看清了他的险恶用心，非常气愤，常常到小马站曾家祠聚会，商议对付这个新军阀的办法。决定上书大总统，谴责陈炯明，“请缨北伐”。大家推举叶剑英起草文书，电文如下：
孙大总统钧鉴：
乃者大盗移国，粤土自私，近以吾粤市政各局，抵押自肥。公设娼妓，败坏风化。开烟开赌，毒害人民。包庇走私，扰乱金融。国家税收，尽入私囊。军政大权，霸为私有。投靠军阀，卖党求荣。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陷国家于危急存亡之时。敬请大总统先行讨贼，底定后方，然后北伐，伏乞早日鞭策，我等原作先驱，誓灭国贼，不胜厚幸，待命之至。
原稿起草以后，又召集讲武堂旅粤同学二十三人在小马站曾家祠###，全体一致通过。大家委托张国森、邓炽等人到邮局以“快邮代电”发往国内外。
总统府秘书长马君武看到这封公开信，当即呈报大总统。孙中山阅后，连声称赞，亲自在信上批复：“请缨北伐，壮志可嘉，着陆军部核办，全部录用”，并要马君武出面代为接见全体同学。
粤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接到孙大总统批函后，命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发函通知张国森、叶剑英等为一等属官，前来报到，随军服务。
做大总统随员，巡行广西，整军桂林
广西前线捷报频传。
“援桂”战争进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连克梧州、平南、南宁、桂林，扫荡了桂系军阀的巢穴，占领了全广西。在广西作威作福的陆荣廷等头目狼狈逃亡国外。
两广统一，孙中山非常高兴，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乘湘、鄂军阀混战之机，出师北伐，统一全国。
1921年10月15日，孙中山由广州天字码头乘宝璧舰出巡广西，并组织大本营随行。这一天，北伐军三万余人也向广西桂林开拔。广州各界及学生数万人在街道码头列队欢送。
大本营除设文官部、参军处、兵站处等机构和官员外，还邀请一些幕僚和少数大总统随员。吴铁城到大本营任参军，陈策也在大本营供职。在他们二人推荐下，叶剑英作为大总统随员同行。
羊城的初冬，风和日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大本营的宝璧舰乘风破浪，只两天时间，17日便到达梧州。中山立即致电在南宁的陈炯明，要他来梧会商北伐事宜，但遭到拒绝。孙中山不得已亲自赴南宁与陈会晤。29日，孙中山从南宁返回梧州，于11月15日沿水路开往桂林。
大总统行辕和大本营来到桂林，驻扎王城，原是明代靖江王朱守谦的府第，前清为贡院，民国后改作咨议局（现为广西师范学院所在地），这里城开四门，相台阁轩，小桥流水，格局幽雅。尤其被喻为“南天一柱”的独秀峰，拔地而地，陡峭如削，高耸入云，使这座王城奇中见秀，另具风采。
孙中山北伐心切，筹设北伐大本营的结果不久就公之于众了。大本营参谋总长李烈钧、文官长胡汉民，下设幕僚、兵站、军务、军法、参军、政务、建设、度支、宣传等九处和军事委员会。叶剑英根据《大本营条例令》，负责参谋作战军令事宜。
风景如画的桂林，一时成了中国南方各路兵马的大兵营。驻扎在市内及其附近的军队极其复杂，不仅有粤军、桂军、滇军、湘军、黔军，还有赣军，这些军队名曰“北伐”，实则各怀异志，要钱要饷，争夺地盘，扩充势力。孙中山领导大本营三令五申，整顿军队，好不容易才把各路兵马组成北伐军七个军团，共四万余人，准备取道湖南出师北伐，待命出发。当时，大本营的公务异常繁忙。自从组成北伐大军，打出北伐旗号以后，北方各地的军阀大为恐慌，重新组合，各方军政首要纷纷派代表前来桂林商谈国事。孙中山日夜操劳，与胡汉民、许崇智等筹划北伐大计，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组织联合阵线，分化敌人，连续接见张作霖、段祺瑞等派来的代表，商洽联合征讨直系军阀的计划，以对付曹锟和吴佩孚；一方面调整粤军内部矛盾，与陈炯明几经会晤，劝其北伐，防备这个掌握军政实权的野心家在“后院点火”，颠覆广东的革命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作为大总统的一个干练随员，每天要承办的事情是很多的。他同参谋处的同志一起，无日无夜地搜集研究敌军、友军各方面的情报，整理谘文，上报大本营参谋部和大总统参阅，此外还要根据上峰的部署，随时完成各种复杂琐碎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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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连年战乱的年代（5）
一天，叶剑英和警卫团副官张国森出行，发现一个奇景：在几家不太显眼的商店门口挂着黑布帘子，门旁边贴着用红色纸剪贴的三个大字：“谈话处”。
“这是个什么去处？”
两个人说着，走进屋里，只见烟雾缭绕，一股鸦片烟味扑面而来。在一排排的床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烟客。原来这里是大烟馆。这是军政府早已明令禁止的。两人细问，原来这个烟馆竟是一个滇军团长开的。叶剑英掏出笔记本记下姓名，便同张国森转身离去。
第二天一早，叶剑英来到参谋总长李烈钧办公室，向李烈钧报告了近几日在桂林的所见所闻，提出两点建议：
一、按照大总统颁布的《严禁鸦片令》，对鸦片烟严格执行“禁种”、“禁吸”、“禁运”法令，立即关闭各军办的烟馆“谈话处”，并对主办人追究刑事处分；
二、借鉴邓参谋长在广州整训第一师的办法，对各路军队进行整饬，使官兵明确革命职责，提高素质，否则就不能统一步调，进行北伐。
李烈钧对叶剑英的两点建议很感兴趣，随即召来副官，要他通知宪兵队立即查禁关闭桂林市的“谈话处”，滇军那个开烟馆的团长要撤职法办。接着，他告诉叶剑英，大本营正在根据大总统的指令，研究对各省的军队进行整军的问题，然后以命令的口吻说：“听说你在邓铿一师参加整军很有经验，要利用这些经验参加桂林的整军，回去准备准备吧！”叶剑英遵命告退。
孙中山根据数十年革命几起几落的沉痛教训，深深感到，要想革命非有革命的武装不可，但是怎样才能使各系各派的旧军队变成革命武装呢？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三种办法：第一，将各省军队团长以上官佐集中到大本营，由孙中山亲自训导；第二，对下级军官举办军官教导团，分批轮训；第三，对各个连队普遍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加以整训。
叶剑英被分配到军官教导团，担任少校教官。
1921年12月10日在王城大礼堂里，上千名北伐军的团长、旅长、师长和更高级的官佐们，全神贯注地听孙大总统的演讲。题目是《军人精神教育》，已经连续讲了三堂课。叶剑英每次必到，像个虔诚的教徒，毕恭毕敬，认真仔细地听课，记了一大摞笔记。他白天听讲，晚上整理笔记，写出心得。27年之后他在《忆孙先生在桂林》一文中写道：
“受过孙先生亲口教诲的人们，在当时也许有些人不十分了解孙先生精神训话的全部真义，在今天看来，特别是十多年来，不断的在革命斗争中工作的同志，自然会深深地知道孙先生的大仁、大智、大勇，已成为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创造新中国的人民所朝夕奉行不倦的真理了。”
在王城附近的一所学校里，大本营举办的军官教导团开课了。叶剑英分工担任精神教育的讲授。他根据孙中山给团长以上官佐的演说，针对初级军官的水平和特点，编写了一本教材，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
首先，讲到革命军人须有革命主义（即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军人革命精神三要素为智、仁、勇。军人之“智”：一要能别是非，二要能明利害，三要能识时势，四要能知彼己。他引用孙中山的话说，智何自生？由于天生者，由于力学者，由于经验者。谚云：“不经一事，不长事智。”讲到“仁”时，叶剑英说，仁有“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军人以救国救民为目的，有救国救民之责任。“勇”者，一往无前、临事不避之谓也。叶剑英阐发孙中山先生关于“勇”的定义，概括为“不怕”二字。有发狂之勇，有血气之勇，有无知之勇。这是小勇，而非大勇，而军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义、为世界上之大勇。此即为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大勇，所以异乎游勇之勇，而为真正军人之勇。最后讲到，讲军人责任、军人之决心。叶剑英鼓动大家说，诸君此次随孙大总统出发，从事革命事业，就要有改造国家的责任感和为国捐躯的誓死决心。
在中国连年战乱的年代（6）
叶剑英在讲授这些课程时，善于用典，联系现实，举例生动，通俗明白，深受学员欢迎。
在军官教导团，叶剑英放开施展才干，大有用武之地。他把自己对孙文学说的领会，和在云南讲武堂学得的军事知识，全部用来浇灌在这块整军练武的园地上，使其开出灿烂的北伐之花。
护送大总统返粤，在陈炯明发动兵变、
加害孙中山的关键时刻，迎接大总统登舰避难
军官教导团还未结束，新的使命又来到叶剑英面前。
当时筹备北伐兵运紧张。抚河上航行的船舶，来往频繁。孙中山以陆海空大元帅名义，下令陈策任抚河航务管理局局长。任命叶剑英为护航第二营长。
1922年春节刚过，桂林王城中敲响了北伐的战鼓。2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动员令，命令各军分两路出师北伐。先锋部队很快进入了湖南境内。但是，早已从广西返回广东的陈炯明，阳奉阴违，千方百计破坏北伐，迟迟不接济军饷，使北伐失去后方支援。他还秘密联络一些军阀头子，给北伐设置种种障碍。
4月中旬，孙中山在江防舰队护卫下，由桂林沿西江顺流直下梧州。
叶剑英率部担任护航，保卫大总统乘舰从梧州经肇庆、三水到达广州。随后驻扎在天字码头附近，继续整训。孙中山返回广州后，即派温树德、陈策接管驻黄埔北洋舰队，并扩充海军陆战队。任命陈策为海军陆战队司令、海防司令，叶剑英受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
5月4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名义下令###北京政府首脑徐世昌，以除民贼。6日，孙中山离开广州，亲赴韶关督师。北伐军兵分三路，向江西进击，连战皆捷，迅速攻克赣州，威逼南昌。但就在这时，大本营得到陈炯明有意叛变的情报，6月1日，孙中山从韶关乘火车紧急返回广州总统府。
陈炯明听说孙中山从韶关回来坐镇广州，便策划加害孙中山的阴谋。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还是一心想争取陈炯明，让廖仲恺筹款补交陈军欠饷，派夫人宋庆龄前往白云山郑仙祠，到陈炯明部将叶举住处劳军，并设宴召请陈军将领晓以大义，但叶举等托词不来，竟要求孙中山辞职，并秘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叛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