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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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条约中的第26条规定,如果日本与任何一国达成优惠于本条约中规定的战争赔偿解决,日本必须以同等优惠条件与本条约缔约国达成战争赔偿解决。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秘密公开,世界哗然。9月8日,美国和世界各地和平组织、人权团体,围住在美国参加《旧金山和约》五十周年庆祝会的日本外相和美国国务卿,进行抗议。
日本就是不谢罪(3)
这一事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日本没有理由再说国家无答责,再说日本和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已经解决。
亚洲的慰安妇、劳工、大轰炸、细菌战等等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们追讨权利和尊严的道路上的障碍又搬除了一大块。
但一个问题显而易见,对于美国在战后六十年的所作所为,应该怎样什么程度地追究其责任?
日本的一部分人士开始认识到日本的问题:日本的经济可以发展,日本人可以带着他们精良的产品走向世界,但在亚洲,他们会越来越多地遇到阻力。
“六七年以前,我带了两位日本企业的人去浙江了解市场情况。在杭州吃饭谈商务时,刚一入座,一个中国人就向着日本人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说:‘我老家在山东,是抗日根据地,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家五口人。’另一位朋友接着问:我看你们现在的日本人都彬彬有礼的,可是为什么侵略中国时,无恶不作?杀人放火、强奸妇女……冷不防的话题,我在中间挡也来不及。一位日本人反倒觉得对我有点过意不去,一边说,现在已经好多了呢。七八十年代,刚到中国来做生意的时候,走到哪里,都要被人说,说起来还要厉害,真是不好受。”王选向记者讲了这个故事。
日本记者近藤昭二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经历,1997年7月25日,他和三名日本电视记者在常德市老城区鸡鹅巷采访,一位在街上摆烟摊的老人走上来大声说:“谁是翻译,给我转告一句话!”王选应声上前。“你告诉他们,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原先在我们这里烧杀掳抢做尽了坏事,现在日本首相还在参拜靖国神社,又在伤害中国人,他们放明白些,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了。”王选一时不知怎样把这话翻译给近藤。多年在中国调查细菌战的近藤早已明白老人的话,五十五岁的他半响无语,垂手而立。王选忙解释,近藤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一直帮助中国人打细菌战官司。老人听了,向近藤道歉,说,你是好人,中国人感谢你。近藤眼圈一红,毫不掩饰地当众哭了。
在日本,像近藤这样的揭露日本战争罪行并帮助各国受害者打官司的记者、律师、学者及和平人士被有些人骂作“卖国者”,经常受到右翼的攻击甚至遇到威胁。近藤的子女在日本上学都要请保镖专门护送。但是在这些人自己看来,他们是真正的“根本意义上的爱国者”。他们认为,日本只有解决了战争的遗留问题,才能被亚洲和世界人民所接纳。因此日本才有了“战后补偿”运动。
没有道歉和赔偿,在亚洲人民的心中,战争就永远都不会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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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战纪念馆
这是一个古老的祠堂,偌大的天井,偌大的屋宇,檐下是粗壮的雕梁,木头黯哑的颜色无声地说着它的历史久远,给人以肃穆庄严之感。在大门的右侧,是受害者的陈述书,左侧是义乌细菌战死亡者名单。一个个的名字用黑体字整齐地排列在一块石壁上,沿祠堂的四壁,贴满了日军细菌战暴行、细菌战诉讼、受害者控诉的图片和文字说明。
这是义乌崇山的曲江祠。祠堂正在建设当中。细菌战原告团成员71岁的王锦悌负责祠堂的修复工作。这里将成为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念馆的主体建筑。
在祠堂的东厢房里,一些白发老人在忙碌,他们在修曲江祠宗谱。王希琦,一名义乌中学的退休教师说,曲江祠就是王氏的老根,由此发出去的村有56个,总人口万人,都姓王。老祖是山西太原人,五代十国时迁到山东,然后又迁到义乌来的。现存的王氏宗谱是民国十四年乙丑年(1925)重修的,这次修宗谱会把姓王的男丁女丁都写上去,并且要把死于细菌战的人特别标示出来,以宗谱的形式记载细菌战。
修谱的人都很认真,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做自己的事,中国农村宗族的力量很强大,抗日战争的破坏和后来的社会变迁压制了这种力量,现在这种力量又释放了出来。
这个古老的祠堂是未来的细菌战纪念馆的中心建筑,义乌市政府已经划出300亩土地建设和平公园,其中44亩为细菌战纪念馆,公园的设计已交给上海同济大学。
这是中国的第一座细菌战纪念馆。今年4月,王选在义乌谈到了未来的纪念馆。下面是王选的一段讲话。
纪念馆是我的一个理想。是我未来要做好的事,我在义乌不停地讲,告诉义乌人要把纪念馆建成什么样子和规模。我想让它成为世界一流的。
义乌人,或者并不是全体义乌人,还没有意识到义乌已经是一个国际城市了。中国古代的长安还没有那么多外国人做生意呢,而义乌每天有1万个外国人来做生意,这就是资源,我们不能浪费了。义乌人从不浪费任何资源的。
纪念馆一定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政府应该组织人到华盛顿、洛杉矶去参观一个犹太人的纪念馆。我相信,只要造好这个纪念馆,日本人就反省认罪了。
每一个到华盛顿去的人,都会去看犹太人纪念馆,有这个纪念馆在那里,德国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国际舆论都认同,他就不得不承认。你们做生意的人都明白做事要有个关节点,就如人的肚脐眼,纪念馆就是关节点、肚脐眼。
犹太人纪念馆就是犹太人的宣传部,犹太人把这个宣传部摆到白宫附近,犹太人能在美国的首都建一个大屠杀纪念馆出来,这就是成功,就是有想法,有魄力。
只要我们让世界知道,日本就无法对抗了。我们的声音太小了。诉讼不会永远进行下去,总会有结束的一天,但在诉讼中挖掘整理出来的历史,会永远地留下去。中国人可以宽恕日本,但一个前提就是他认错!
生命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不可能有比失去生命更损失惨重的了,难道世界上还有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吗?赔几个钱人也活不回来。
我们就是要把细菌战变成一个世界常识,我们可以看看犹太人,他们把自己的事说给全世界,看德国受到多大的舆论压力,日本就是没有这样的压力,因为世界不知道!
我们就是要造这样的一个纪念馆,把事实都摆进去,让国际的舆论都赞同,认可,都是一个声音,那时候日本人就来找你反省了。
这个纪念馆就是中国人反细菌战的宣传部。我们要超越国家和民族,让世界看到这是对人类的犯罪,中国人是在替人类声讨,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因为纵容和漠视这种犯罪的结果,是有一天悲剧会重新降临。
我们要让世界记住。
编后
美国的学者哈里斯说过:“假如中国有两个王选,就足以让日本沉没。”从这样的话里,我们读到了王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止属于王选,更属于王选代表的中国普通民众,他们执著而强韧的力量正是鲁迅先生所表彰的“中国的脊梁”。而为王选这样的“中国的脊梁”树碑立传应该是我们《人生中国丛书》着眼着力的重点。
本书详细介绍了细菌战诉讼近十年的艰辛历程的沉重背景,王选是这一背景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书中的王选,仆仆风尘,坚强而有个性,有直逼人心的英爽之气,置身于古今奇女子之列可无愧色。她是一位有正义感且勇敢行动的人,她的奋斗与维护民族利益紧紧交织在一起,她给人以正气与榜样的力量。
本书在逼近王选和逼近细菌战的交互交代中,将我们民族经受屈辱和还历史清白的抗争,一点点地展示出来。最终,传达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成了如何正确面对历史的观念教育。如书中所说:“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正是这样的态度,让我知道,想法比做法更重要。而王选,不仅想到了,而且做到了。这是王选价值之所在,也是本书价值之所在。
具体地说,我认为本书的价值在于:
第一,本书第一次详细描述了中国人起诉日本政府实施细菌战的全过程。过去零星的报道有,但集中的报道少。而南香红作为王选多年的朋友,在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出了起诉细菌战的脉络,并将其中的关节点,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来,不经意间,本书成了一部“民间起诉史”。
第二,本书在描述王选的有效间隙,展现了细菌战残酷和罪恶。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学者调查,带领读者回到60多年前的细菌战现场,让我们认识到所谓“人间极罪”的真相。这一部分的描述,对进一步写好王选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本书的价值,不仅在描述和展现,更在于追问与思考。为什么是王选?日本政府为什么要这样?真相是如何被掩盖的?掩盖真相的背后掩盖着怎样的利益分配?通过这样的追问,王选的形象一点点地丰满和理性了起来。最终,王选不是一个闹情绪的人,而成了一个抓起死去的天皇讲道理的中国女人。她的可贵得以全面呈现。
难怪美国学者这样评价:“假如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足以使整个日本沉没。”
王选是理性的,王选因为理性而伟大。她代表的精神,是现代人的精神,不是复仇,不是怨恨,是人类进步的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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