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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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工作进行了半年多，最终这本书在国内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揭露日本细菌战最深入、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哈里斯还是写得很客观。记得我当时翻译这本书里的悲惨的事的时候，沮丧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些被关押用来做实验的中国俘虏的故事，总是让我痛苦无比，感觉自己像是漂浮在无边无际的茫然的水面上的折叠的纸船。”王选说。
2000年初，经上海学者介绍了一家出版社，终于愿意出了。徐兵翻三遍，王选从头到尾改了三遍。四个译者中三个是留学日本的，还懂英语。王选改的时候是对照英文版和日文版一起改，三国语言一起弄。这部书，不熟悉细菌战的人还翻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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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学术上的后援（2）
“我的弟媳每天帮我把修改得面目全非的译稿送到打字店，然后再取回来，我再在上面改一遍，然后再由她送下去。打字费都要比稿费多得多。”王选说。
2000年10月，书总算出来了。但是出版社原来准备媒体宣传报道，但临时又变了，一大堆的海报就那样扔在出版社的地板上。一位译者要稿费，不要书，于是王选就自己掏腰包，把稿费给他。因为出版社只给了王选一大堆书。
不过王选觉得自己总算有了一个关于细菌战历史的文本了，她在向世界说的时候，有了精神的扶持和依靠，有了学术上的后盾，不用自己全部从头说了，也可以不用担心别人怀疑她所说的真实性了。接下来，王选就是背着大袋书，提着大箱书，到处去讲，把书送给别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地跑。所有见王选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一个小个子的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包，手里拖着两个包，包比人大。
“今天在东京召开了一个‘战后60年’与被害者一起清算日本过去的国际###。 ”王选写邮件向张连红说，“韩国来了两个议员，台湾两个，菲律宾一个，日本四个。中国当然一个也没有。我是不去也得去。在日华人当然也是一个没有。各国都是NGO的身份，只有中国没有。各国都有基金，唯独中国没有。我自知不算是什么东西，但为了中国的受害者，也只有混到有东西正式出来为止。韩国已经通过受害调查法，连菲律宾国会，都在市民团体的强烈要求下，对慰安妇采取救济措施。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精英一讲中日历史问题就是国家关系，或者似是而非的什么主义，几乎不提受害者。连愤青都尽管把受害者扔在脑后，痛痛快快上街游行喊口号。上回我在南京大学给学生演讲后，居然还有学生愤愤不平地问我：你说不是为了仇恨日本人，那为什么要搞历史调查呢？”
什么都没有。没有同道，没有身份，没有基金，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王选注定孤独。
“如此快速的脑子，如此纤细的感官，如此敏感的神经，如此简单的头脑，如此单纯的性格，如此急躁的品性，这样的人，本来活在世上就累，再如此波起浪涌，我要是不‘铁’着，哪里撑得住？早就散成细沙，随风而去，悄然入荒漠了。十年一场官司，许多衣服顾不上穿，连看一眼的功夫和心思也没有。现在翻出来，真有‘天上一日，世上千年’的感觉。”王选说。
“我劝王选不要做职业革命家。”记者在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总编辑荣维木时，这位和王选来往多年的学者说，“我多次这样劝王选：生活是生活，事业是事业，不能把细菌战搅进自己的生活。”这位年长的学者，说话的节奏很慢，但作为旁观者，他对王选的生活不可谓了解得不深。职业革命家意味着对自我的完全放弃，对生活的完全放弃，完全的牺牲和献身。
王选的丈夫说王选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说：“别人也爱国，也搞细菌战，但人家是8小时的，或者10小时，再厉害的加加班也就是12小时。但王选永远是24小时，除了细菌战，她没有别的生活。……我是中国人，也认同这件事，但认同不等于是百分之百，认同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的全部都搭上。”
王选在她一生中最黄金时期投入到细菌战的诉讼与调查中，长期浸淫于极端的情感当中，对王选来说是件残酷的事。但王选的命运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在这场21世纪初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当中，王选没有退路。“她从一个具有民族感情的学者，已经成为维护人类和平的人道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她就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何必会说。
在王选的家里，有一盆花开得很茂盛，是一种并不名贵的草花，开出白色和淡紫色的喇叭花，花开了满满一盆，王选把它摆在客厅中央。
王选的丈夫用一句话来形容这盆花，他说：“她总是开得很努力。”在记者听来，这是一句双关语，一半说花，一半是说站在花旁的王选的。“的确，她做任何事情都特别的努力。”
一句简单的话说尽王选。这样的话，只有和王选如此亲近如此熟悉的人才能轻描淡写地说出来。
活生生地被塑造成坚强（1）
2005年5月16日下午，上海梅陇车站。王选一大早从南京赶到上海，回家拿了衣服，再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从杭州坐大巴到义乌。这是王选走了无数次的路。她知道这是最节省时间的一种走法。这一次她要到义乌去做二审判决前的情况汇报，还有动员和筹钱等一系列的事。
到了家，没有家的实质生活，在家的时间远远少于在外面的奔波，这就是王选的生活状态。这一天是丈夫来火车站接的她，两人一起在外面的小饭馆里吃了饭，王选又要上路了。
这之前的三天，她在南京师范大学完成了《南京1644细菌部队调查》的最后定稿，完成了译作《黄金武士》的最后校定。在这之后她还要去日本。
奔忙。这就是王选的生活状态。
在去往杭州的列车上，王选说，她的脚上有一双红舞鞋，她爱这红舞鞋，于是就穿了，但只要穿了，就要不停地跳、不停地舞，永远都不能停止，直到累死。也只有到死的时候，才能脱下那红舞鞋。
这红舞鞋，就是细菌战诉讼。
在这之前，王选不是这样的。王选的丈夫说：“王选以前有时候很静，并不那么善于表达，也没有表现出来有什么领袖气质。她只是比一般的女人更多地关心政治，关心大事，喜欢学习。细菌战诉讼完全改变了她，把她另一面的东西挖掘了出来，并且扩大。她以前在众多的人面前讲话会脸红的，现在她完全是一个世界级的演说家。是细菌战诉讼改变了王选。”
北京律师孙靖对王选的最初印象也是如此。她第一次见到王选，记得王选的样子很“羞涩”，吃饭的时候，总是玩弄自己长长的辫子，拆开，辫起来，再拆开，再辫起来，并不是十分爱说话。但是现在，你再也看不到羞涩的王选了。
没有王选，就没有细菌战诉讼的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王选牵引着细菌战诉讼走过了十年的路。
王选是辩护团律师最好的帮手。到中国取证调查，王选是他们最好的服务员。接机，安排中国的行程；翻译，让律师们到大学到更多的中国民众中演讲，让他们在中国找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成就感，让他们领受到中国受害者对他们的感激之情。王选形影不离，成为他们之间交流最顺畅的桥。
2005年4月25日本律师荻野淳来中国演讲“中国对日细菌战受害索赔案中的几个问题 ”，但是在国内的许多大学，王选竟然找不到一个接受演讲的地方。当时各大学因为反日游行的事变得非常谨慎。
“这对于日本律师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我不能让日本律师在帮了我们之后，感觉到冷淡。”王选说。于是她觉得这是她的责任，她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请求援助，于是日本律师荻野淳才有了听众。而他所有行程的陪同、翻译，都由王选担当。
对于中国的原告方来说，她永远得保持一个姿态、一种声音，不能让原告看出她的退缩为难来，她得鼓劲。“她有苦没有地方诉。她不能给原告讲，在原告面前她永远都得保持坚强的形象。她的苦也不能对日本人说，那毕竟是外国人，和你是不同的。在日本人面前，她得保持一副什么问题都难不倒的架式，中国人怎么做，中国人的态度如何，他们只看王选的。”诉讼团秘书长王培根说，“王选付出的不但是劳力、金钱、个人的生活，还受了很多怨气。她的苦没有地方讲。她有时候向我发一发，但我和她还是有年龄差异的，我特别能理解她，帮她做基础的事，但她精神的苦闷我就没有办法帮她了。”
一些开庭的琐事中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王选。
每次开庭前王选提前到达日本。原告从国内到达成田国际机场，王选会在机场接大家。第一件事王选要教大家在机场兑换日元。到达日本的人只能在机场兑换，市里不行，王选要教给大家怎样填表，怎样填写护照的号码。
因为所有的原告都是自费来东京的，王选要处处设法给大家省钱。
从驻地到法庭，出发前在宾馆的大厅里，王选还得开一个会，鼓舞一下斗志。另外要讲如何乘坐地铁，王选会给大家反复讲要快上快下，不要落了队。地铁全是电子售票，要按按纽，大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王选要教大家，或者替大家买好票，需要报销的，王选要替他索要发票。
尽管多次嘱咐，还是有人落了队。日本的地铁是三层的，如果谁没有上去车，又着急地在里面转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所以等在原地，等着王选安顿好前面的一拔，再回来找。这也是出发前叮嘱过的。
后来王选一个人实在顾了首顾不了尾，就让丈夫来断后。有落下的，赶紧回去找。有一次义乌的张曙人下了车，两个大箱子来不及搬就被地铁带走了。因为都是义乌老乡，平时又熟，王选就骂他：“你这个粗心大意鬼，我没时间，你不要烦我！”张曙连连表示，不要了，里面就是方便面和衣服，没什么。但过一会儿王选急性子下去了，就帮他找来一个会日语的印尼姑娘，让姑娘帮忙打电话去找，找到了再带张曙去取。
如此想不到的小事、烦事不计其数。
开庭结束后，一般是要安排请愿、游行和报告会的。这些还要忙几天。每天晚上，王选就被一堆记者包围了，因为原告们与记者有语言障碍，记者们都来找王选，有的记者为了能先采访到王选，就抢着给她背包。常常是一班记者在里面采访，一班记者在门外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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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地被塑造成坚强（2）
“有的人讲，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日本，可王选都不陪着看风景，王选就直接说：‘你们不要来烦我’。每一次乘车乘飞机的时候，别人都是东张西望的，只有王选一个人在打瞌睡，只要有中国人的肩膀，她就会把头靠上去睡。她实在太累太可怜了。我看她一年的工作量比普通人的五倍还要多。”王培根说。
七十多岁的王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