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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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带着中国的农民自己去争取权利，让细菌战受害者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她引导中国的老百姓走向国际，这样的工作在中国少有人做，而王选做了。她走到农民的家里，向农民们动员；她站在田野里，大声地宣讲和鼓动；她带着农民进城，到日本，到美国，到世界上更多的地方，让他们在世界面前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王选超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
王选带给中国知识界的冲击是长久而深远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距离太远，做具体琐碎事的人不多，投身这样的事业的人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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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总用日本人的钱（1）
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悖论，王选常常被人问：到日本和日本人打官司，官司能不能打赢？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国家都放弃赔偿了，为什么还要打？
中国农村的老太太见了日本人就浑身发抖，她们的怀疑是根本的，发自内心的。她们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黑暗的日子。王选看到了，心里很难过。为了日本人的傲慢，王选和日本人争吵。王选也在做百姓的抚慰工作，那些她插队时常去家里玩的亲戚、老乡，见到了王选就安定下情绪来，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但相信王选，王选的话让他们放心。
“打了那么久，又不赔，就不要打了嘛！”好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对细菌战诉讼意义的认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打官司磨出来的，不去打这个官司，不把中国人的苦难拿到世界拿到人类历史上去进行比较，怎么会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王选说。
在多次回答这样的问题之后，王选会变得不耐烦：“你问这样的话就是无知！谁是输赢的最终评判者？仅仅是日本法官吗？因为注定要输，我们就可以不打吗？！”
但是打下去谈何容易？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8年，40多次开庭，每一个原告到日本出庭一次的费用大约是1万元人民币。义乌的细菌战诉讼全部都是民间自发行为，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原告出庭要自己掏费用或者到社会上去找赞助。
王选和王培根在义乌动员了他们所能动员的全部资源，学生、朋友、部下，年年都要去做筹资的工作。“年年如此，大家都受不了了，一开始大家给钱痛快，后来也就难了。”
这笔数字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就连王选的母亲都受不了了，一开始王选回国经常住在母亲家里，后来母亲对王选说：“你不要住我这里了，你住一个月，电话费就要3000多块，我怎么能受得了？”
2003年11月，王选应一家网络公司之邀到宁波商谈捐款，可结果是现场筹款不足2000元。本来按计划将与100位企业家具体商谈筹款事宜，并商讨成立一个日常性的机构来处理各方捐款的，谁知到现场的企业家寥寥无几。开设在《浙江日报》的捐款账户的进账虽然有1万多元，但其中的1000多元是宁海中学的数百名学生积攒的零花钱。
一次王培根和王选在义乌筹钱，到了一家单位的三层楼前，王培根说：“我上不去了，实在不行了。”他的严重的哮喘犯了，三层楼都是畏途。王选架着他上了三楼，要了万元，给三个原告凑了路费。
王培根记得，第一次筹款筹集到的是7万2千元，这是从200户（个人或工商企业）集来的。几个人分了工，一家家地跑，50块、100块。“凑一个人的飞机票是很难的。”王培根说。如果情况好，一次筹集10多万元，但这也就是一次去日本开庭的花费。
尽管很艰难，王选还是给原告团讲，我们不能总用日本人的钱。日本提供的赞助也是市民团体的人到处化缘来的，诉讼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总依赖别人。
2005年7月19日，二审宣判，需要更多的原告和支援者去日本，王选在4月底就前往义乌筹钱。此次的目的是组织一个50人的声援团，前往日本。为了让义乌人能够痛快地前往日本声援，声援团被设计成声援之后变成日本经济考察团。组织者们用心良苦，如果只是声援，可能组织的难度就更大一些。
一个人去日本的费用是1万元，剩余的部分赞助给原告们。原告们多数是农民，他们的费用必须靠社会捐助。
《浙中新报》、科普协会等单位，请来了义乌各行业协会的会长、大企业家，金华市人大主任参加，义乌市的副市长特别强调自己不是以政府的身份出席的。义乌市府很支持，但不便于出面。
“这场抗战现在到了最后时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就看在我这么多年辛苦奔忙的分上，请大家帮帮忙。你们作为声援团去日本，是代表中国商界的态度的，你们去，我会觉得有支撑。”王选先作了一个动员。
“看在我王选这么多年辛苦奔忙的分上……”这话让人感到某种酸楚。会场有了片刻的沉默。王选开始讲形势，先说这次可能还是败诉。会场一下子变得很静。
王选接着说：“这次败诉，我们就到联合国去。因为细菌战是掩盖着的，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拿到联合国就是要让联合国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事实。我们要自己整理出这段历史，我们自己不搞别人怎么能知道，怎么会同情？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他们广岛原子弹受害，整理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钱多文化高，更重要的是他们重视，搞得好。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声音。……细菌战是历史的真实，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事件，只有我们的声音传达出去，被听到了，第二步才能去讨回公道。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使命，要拿出义乌人的形象。我们这件事就跟打仗一样，我们手里没有先进的武器，但我们在创造条件，在拼！仗不可能一下打赢，要一步步来，打官司也一样。……日本人赔款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不重要，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尊严。……现在是大家出力出钱的时候了。”王选再一次重复这句话。
《浙中新报》的总编当场表态：当百姓的媒体为百姓说话，义乌的诉讼我们义不容辞。参加声援出钱的企业，我们会用专门的版面来宣传企业的品牌和形象。
我们不能总用日本人的钱（2）
接着金华市人大主任发言，他说：“我不方便去，但我会让我的老婆去。对我来说细菌战是国耻家难，切肤之痛。”在细菌战当中，他的家里9天之内死了6口人。最后家里的死人都没有人埋葬。
原告张曙发言说：“我们条件不高，带着方便面去就行了。为了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们不站出来对不起祖先，对不起民族。这一次我们一家6口人去。老婆、4个孙儿孙女，我要让子孙去受教育。”
张曙退休了，没什么钱，已经到日本出过三次庭了，每次都是自己筹钱。花了有3万多元。他说：“没钱我们可以节约，吃饭可以带方便面，可以带义乌的土特产去吃。日本的盒饭我算了一下值人民币五六十元一个，为什么要花那个钱，在义乌我五六十元买什么不好？这次全家6口要一个房间就够了，可以睡在地下。节约我们自己节约，但民族的尊严不能节约。就是日本真的赔钱了，我也不要，我要把它捐出去建纪念馆、办学校，好让中国超过日本。”
张曙是原告里最仗义疏财的人。他的两个儿子经济条件尚可，每次去日本出庭，他就向儿子要。他从儿子处要来的钱，不仅仅用于到日本出庭，还为原告团办许多事，材料的复印打印，或赞助更困难的原告。湖南、江西的原告到义乌来都住在他的家里，吃饭大家一起凑钱。
一次接待日本律师辩护团，送别的时候，张曙拿出3万多元买了礼物送给律师们，表达对他们的谢意。他说，这是给王选一个面子，也是给中国人一个面子。
主持会议的人希望到场的行业协会会长表态，但表态的人很少。不知道是不习惯说话，还是不喜欢当场表达，还是不愿意捐款。只有一个企业家说愿意捐款，愿意去参加声援团。
记者问王培根，这次估计能筹到多少，王想了想说：一定要趁热打铁，明天就让何必会去落实，要不然过了时候就凉了。
诉讼8年，40多次开庭，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才有可能让中国有150人次的受害者到日本的法庭进行申诉、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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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式的孤独（1）
我24日一早6点动身从姬路家到东京，睡一濑事务所一楼桌子上。26日一早回家。31日再从姬路去东京，参加辩护团会议，查资料，访问议员，会见学者，帮助一濑审阅已经收到的中国证人的证词等。夜间的便宜长途汽车票回去时就没有座位了，所以我订了往返票。从神户出发，单程4300日元，加上姬路到神户的路费一共5000日圆多一些。坐一个晚上。这样来回旅费差不多11000日元。坐###来回要3万日元。3万日元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在家里的伙食费，我家一个月房租的一半。太贵了，我无力负担。
这是王选写给朋友的一封电子邮件的内容。王选的家在日本的姬路市，每一次开庭就是在日本，她也要从姬路到东京。东京的住宿太贵，晚上就睡在一濑律师事务所一楼的办公桌上。一濑夫妇的卧室在楼上。回姬路的时候，通常是坐晚上的不直达的车，这样可以省很多钱。
其实王选到底在10年的诉讼中投入多少钱，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成百次往来于日本中国，往来于姬路——东京，王选用的全部是自己的钱，没有用过原告团化缘来的钱，也没有用过日本人的钱。
这几年王选丈夫的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公司从十多个员工缩到两个员工，从经常在外面吃饭到自己在家里做。在上海，他们还分期付款供着房和车。
有人替她算过，10年来，仅来来往往的交通费用，大概有100多万元人民币之巨。王选是一个不喜欢提钱的人，但这几年王选丈夫的生意不好，可能手头感觉到了紧张。
“五十多岁了，还睡别人的办公桌，我有时候想我为什么会混到这样？”有一次王选对记者说，“有人说，王选，你真的很傻。我说，我觉得我傻得很值。如果一个国家，连几个傻得想了解自己国家历史的人都没有，那我们活着跟无头苍蝇有什么区别？”
五十多岁了还睡别人的桌子是王选的窘境，也是所有参加细菌战诉讼人的窘境，是中国民间力量的窘境。
何必会，是原告团的秘书。所谓秘书，就是一个细菌战诉讼的义务写手。一次作为记者的他到崇山村采访，被一个病榻上的叫金祖池的老人拉住。
金祖池是崇山村细菌战调查的一枝笔，原黄埔军校的学员。他从一开始就参加细菌战调查，细菌战崇山村原告的所有诉状都是他一手写成的。1999年他重病在身不行了，他在床上拿出一枝笔，拉住何必会的手说：“这枝笔，就送给你了。”“当时我没反应过来，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嘱托，是责任，接了这枝笔，就再也逃不掉了。”何必会说。
民间搞细菌战调查的几乎全部都是老人。浙江的、湖南常德的，他们在退休之后，骑着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