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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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说明当天开庭的内容，诉讼的进展，有关法律知识等，并回答来自会场的提问。
“抬舆”的人，也都是普通的日本人，这一天里的工作，实在都是些具体不过的事情，不具备浪漫情趣和英雄气概。3月18日开庭的那天，下了不小的雨，他们高兴地和我说，下着雨，传单还都发完了。开完庭后，我和湖南常德声援团的陈玉芳（常德对外友协副主任）商量，说，这次我们就请他们一起和我们吃顿午饭吧。所谓〃我们〃是让她代表买单。我们两人进了食堂，他们却都不见了。
“抬舆”的人在他们走过的路上留不下脚印什么的，但是他们前脚后脚的，踩出了一条道来，压在他们肩上的“舆”一路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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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抬舆”队伍中（3）
王选在她的文字里充满了对抬着舆走过十年诉讼路的日本人的感激之情。
。。
附录：细菌战诉讼大事记
1998年
2月16日，第一次开庭。
5月25日，第二次开庭。原告江山薜培泽陈述霍乱受害，义乌金祖池、衢州杨大方陈述鼠疫受害。律师和王选就日本政府的《答辩书》，根据《海牙公约》进行反驳。申请对细菌战的证据给予证据保全。
7月13日，第三次开庭，由原告湖南常德代表方云胜、李安谷、黄岳峰陈述日军细菌战的受害事实。此时王培根协助日本律师调查取证，完成了义乌民间细菌受害致死者姓名的调查登记和公布核实。
10月12日，第四次开庭，原告总代表王选提出对被告答辩的反驳，再次书面提出诉讼证据《井本日记》原件的保全请求。
11月9日，第五次开庭，王选提出诉讼的补充意见。散庭后，美国研究731部队的学者在律师会馆发表演讲。
12月21日，1999年2月15日、3月15日、6月14日、8月30日、10月4日，东京地方法院举行第六次至第十一次开庭，都由原告总代表王选陈述补充意见，先后就法理和日本民法提出请求。
1999年
11月20日――29日，原告代表义乌王培根、衢州邱明轩、庄启俭、章成淼、卡爱平到日本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静岗、长岗、横滨、宁都宫、三岛和总理府、众议院，作日军细菌战中国民间受害报告。
12月6日，第十二次开庭，原告王选提出请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意见，亦即请求法院向证人调查细菌战受害事实。
12月9日，原告团申请增加原告72人，对日细菌战诉讼由108人增加至180人，72人诉状，由原告代表常德张礼忠等在总代表王选和辩护团律师陪同下递交给东京地方法院。
2000年
3月6日，第十三次开庭，王选陈述细菌战的残酷性。
5月22日，第十四次开庭，东京地方法院宣布：第一次诉讼和第二次诉讼合并审理。诉讼原告共为180人。
6月19日，第十五次开庭，第二次诉讼原告衢州吴方根、常德向道仁到庭陈述受害情况。
9月11日，第十六次开庭，法院决定采用原告申请的评价，并进行法庭证人调查。
11月15日，第十七次开庭，原告方日本籍证人、原731部队队员篠塚良雄，作证证明1941年、1942年从事大量细菌生产，参与细菌战、人体实验、活人解剖等。原告证人、原731部队航空班驾驶员松本正一证明亲自空投细菌进行实战攻击的事实；原告方日籍证人、立教大学老师、历史学者上田信，证明参加浙江省崇山村现场调查的事实证据。
12月8日，第十八次开庭，原告方日籍证人、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历史学者吉见义明，陈述发现细菌战作战纪录《井本日记》、发现日本参谋本部发布实施细菌战命令记述的证言；日籍证人、东京女子大学教师、文化人类学者聂莉莉证明细菌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籍证人、东京医科大学客座教授、细菌学者中村明子证明参加湖南现场调查的事实。
2001年
1月24日，东京地方法院第十九次开庭，原告方证人、中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教授辛培林，原告方证人、浙江省宁波市医生、防疫专家黄可泰，原告方证人、浙江省衢州市医生、防疫专家邱明轩，陈述中国细菌战被害事实。
2月5日，第二十次开庭，原告方日籍证人、庆应大学教师、历史学者松村高夫，陈述根据从美、俄、日三国国内搜集到的证据。原告方证人、日本记者近藤昭二，提供日、美隐瞒细菌战资料。
2月28日，第二十一次开庭，原告方证人、浙江省义乌陈知法、陈述其等向法庭提供父、兄被害死亡事实。
3月21日，第二十二次开庭，原告方证人、浙江省江山周道信，陈述本人因日军细菌战而感染鼠疫，并留下终生痛苦症状的证词。
5月21日，第二十三次开庭，7月18日第二十四次开庭，9月10日第二十五次开庭，法院辩论。
11月19日，第二十六次开庭。辩护团律师辩护后，由原告团总代表王选和原告代表义乌张彩和等做诉讼请求陈述。
2002年
8月27日，一审宣判。
8月30日，王选及律师团向法庭提交上诉状。
2003年
5月20日，二审第一次开庭。
9月30日、12月4日，第二、第三次开庭。
2004年
3月18日、5月25日、7月20日、9月2日、10月28日、12月7日法庭第四次至第九次开庭。
2005年
3月22日，二审法庭最后一次开庭。
7月19日，二审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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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和日本人的脸（1）
日本摄影家田权茂2001年8月初访问细菌战受害地中国湖南常德。在中国的十多天行程里，他将摄影镜头对准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脸。这不是通常的人像摄影，田权茂将镜头推到离被摄影者的脸只有10公分的距离，拼命地按动快门。
10公分的距离，意味着镜头几乎贴在被拍摄者的脸上，这对于摄影者和被拍摄者来说都有巨大的心理压力。但田权茂被他的拍摄对象“面部所传达出的动人心弦的力量所震撼了〃。他说：“当时的我，心里只想必须要从他们的脸上拍些什么。”
田权茂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六十年前发生的细菌战。与细菌战的被害者们通过镜头进行只有10多公分的近距离接触时，他强烈感受到战争的所有记忆都写在他们的脸上。
如果不去亲耳倾听被害者的话语，不亲手触摸被害者的思绪，就不可能了解真相。正因为知道了真相，才产生了作为日本人不得不谢罪的想法。
作为摄影家，通过摄影能更深入地理解人性。我通过中国人的脸反而更加读懂了在日本人脸上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我在为中国人拍照时所感受到的作为人的尊严和个性，是在日本人脸上所感受不到的。细菌战的审判是中国的原告们重拾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的一场战斗。
田权茂说，日本每个人脸上清楚地反映出作为“人”所欠缺的东西。他认为现在日本社会停滞不前的最终原因在于“人”的问题，是日本人的问题。对于历史事实的不承认、不反省、不谢罪，是造成现今日本危机重重的根本原因。“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了，日本人的外貌已同战前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但是，在我看来，其作为侵略者的嘴脸却丝毫没有改变。”田权茂说。
这是一位摄影家从中国人的脸上看到了日本人的脸，是一个日本人对本民族的反思与批判。
日本的双重面孔就出现在细菌战诉讼辩护团领衔律师一濑敬一郞和他的父亲身上。一濑敬一郞参加细菌战诉讼十年，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变成了辩护团的工作室，为的就是替中国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追讨说法。但是一濑敬一郞的父亲就没有反省。对于这个参加侵华战争上过中国战场的炮兵中队长来说，他认为是为国家为天皇尽忠。两代人对一场战争有两种看法，父子正好背道而驰。日本就是被这两种力量撕扯着，扭曲着。
对于整个侵华战争尚且如此，就细菌战来说，日本政府从来就没有在任何场合以任何方式承认过。因此，想揭露细菌战，并为日本政府所承认，进而道歉赔偿，是一件艰难的事。
王选十年穿梭于中日之间，对近年日本的两种战争态度十分清楚。在日本的一些大书店里，除了历史书籍的专栏书架外，这几年增添了“战记”的专栏书架，都放在显眼的位置。“战记”主要是原日军官兵的个人回忆录。“但是绝大部分的‘战记’都是讲当年如何英勇壮烈，而不提军队做的坏事和当地老百姓受的害。”王选说。
王选看到，在某个中等城市的书店里，两个满满的“战记”书架上陈列着至少300种以上这样的书，其中只有3本是从揭露战争犯罪角度写的书。这个书店里有卖《东史郎日记》的，也有日本和平主义者们关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研究调查著作，这样的书一共30部左右，是歌颂战争的10％。它们被陈列在另外一边的比较僻静的历史专著类书架上。
尽管如此，日本书店的这个10％的书目，还是超过任何一个中国大书店里的同类书籍的数目。中国的抗战研究远远落后于日本。
一段确凿的历史，却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和讲述者站的不同的角度，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真是一件咄咄怪事。王选的《历史的共有》一文中说：
“历史的共有”是日本和平运动提出的一个思想。意思是说“我们日本人不应该封闭在自己的战争经历中，只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们需要了解日本侵略战争给被侵略国家及其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必须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共有历史”。历史的事实最富有说服力，在事实面前历史只有一个样子，一种答案，谁都无法篡改和伪饰。
于是大家都在历史事实上下功夫。搞清历史，还历史的本来样子。
可是人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是，亚洲各被侵略国家受害历史调查、历史保护和有关历史研究非常落后。所以历史都在烟雾之中，它需要去寻找和整理。有时为了搞清楚一项战争犯罪及其伤害，比如日军对东南亚华侨的大屠杀，日本的和平主义者们成年累月地去当地调查。他们调查了日军侵略足迹所到的国家与地区，中国、韩国、北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台湾等。
回到日本后，他们把实地调查所得结合文档研究，著书制成影片，在日本社会尽可能地广泛传播。因为他们的作品要经受多方面的挑战：一般市民的怀疑，学术界的轻视，右翼的攻击，所以都是下大功夫力求严谨科学，也为了保护其中珍贵的史实。
目前有关这些地区的战争犯罪和受害的具有实证价值的历史研究绝大部分还是出自这群人的工作。在全面趋向保守和右倾的社会潮流中，他们的历史的真实记录成为逆流中的砥柱。他们的历史研究以它们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在日本各大书店的历史专著或严肃书籍类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但是实地受害历史调查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有时是数年的点滴积累，跨国奔波。而日本的和平运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小人数派”，而狂热民族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