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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王选的八年抗战-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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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作为原告代表的意见陈述。
  在王选陈述后,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向法庭提交了《答辩书》。答辩书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一切请求”。《答辩书》说,根据海牙陆战条例,原告没有直接请求日本政府赔偿的权力;本案不能适用中国法。在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中,有“国家无答责”的原则,国家的赔偿责任不能被承认。其次,在日本民法724条中,规定了20年的时效期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的违法行为已超过了20年,因此损害赔偿权消减。
  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勇在诉讼开始前采访了一濑敬一郞,并结合法庭开庭情况写出了第一次开庭的报道。日本的中文版《中华时报》以《日本的全部问题都在于天皇制》为题登载了徐勇的文章;台湾的《中国时报》以《细菌战索赔诉讼日本跨世纪的考验》为题登载;此外香港的《信报》、美国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消息。徐勇也将他的文章投到国内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媒体。但中国新闻界对此未作任何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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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抬舆”队伍中(1)
王选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以纪念和回顾细菌战诉讼走过的路,文章的名字叫《抬舆》。
  日本传统节日的时候,地方村社、街道,镇上人们往往扛起“舆”,前呼后拥,游行祭神。中国有些农村也有舆,和抬舆祭神的仪式。“舆”也叫“神舆”,供放神位的木架,上面装饰得像楼阁,有抬手。舆下的人把舆抬得高高的,是表示对神的尊敬,为了让大家看到神。抬舆的人,最要讲究配合一体。这有点像是元宵节晚上义乌农村里的龙灯,一村的人家一人扛一盏灯,这些灯前后相连,夜色隐去灯下的人和其他的多余,只有举在空中的灯像一条透亮的蛟龙翻舞奔腾。
  90年代初以来,在日本法院起诉的78个战争受害者诉讼,每一个都有一小群日本市民组织起来在支撑着,说起来也像是抬舆,只不过,扛在肩头的不再是“神位”,而是和平、正义之神。
  1995年从细菌战的受害事实调查开始,到走上法庭,再到一审、二审,细菌战诉讼已经走过了十年的路。从第一次递交诉状到二审宣判,中国的原告们42次前往日本站在法庭上应诉。有的时候,中国的原告们无力往来于中日之间,就由王选一个人出庭。在40多次出庭中,王选一个人出庭的就有18次之多。还有日本的律师们。在40多次开庭诉讼和20多次赴中国调查取证当中,日本的300多名律师为诉讼提供了义务的服务。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诉讼,虽然经历了8年的法庭较量,但远远还没有结束。三审还在等待着中国的原告们。一次次的开庭足以拖垮坚强的意志;一次次地败诉足以让最坚强的信念产生怀疑;一次次的飞渡重洋往来差旅费用足以让人囊中空空。
  这场目前为止中国对日诉讼规模最大、原告人数最多、历时最长久、影响最大的诉讼走到今天,王选认为是和中日两国众多的人的“抬舆”有关。
  随着中国细菌战受害调查的展开,细菌战受害如冰山一样露出了水面。中国受害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日本律师和和平人士的想象。更多的人想参加到细菌战诉讼当中来。1998年在上海召开的原告与律师团的会议上,原告团秘书长向土屋公献提出增加原告的要求,王选翻译。
  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说,诉讼的第一艘船已经开出了,坐不上去了,要增加新的原告就要准备造第二艘大船,我们只有230名律师,而且真正出庭工作的只有十几个人,增加原告就会增加很大的工作量,况且日本律师来一趟中国不容易,要是中国方面有律师来配合一下就好了。可惜中国律师没有参加我们的调查取证工作。
  日本律师鬼束忠则提出了为难所在,新增原告是否与先前原告分开起诉还是个要研究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官司,还是很复杂的政治问题。更主要的是钱的问题,他说日本的市民团体已经为第一批原告出了不少钱,目前再出更多的钱就有问题了。
  但是中方坚持增加,至少一个村增加一个。日本律师认为不能增加,增加了他们的力量就无法承担诉讼了。原告和日本律师当场发生争执。对日本律师来说,108个人和180个人没有什么区别,只要在法庭上打赢了就行,但对于中国原告来说,108个和180个绝对不同,让中国更多的受害者发出声音,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
  争执的结果是,已经开出的大船停下来载上后来的72人,一并向前驶去。王选为此做了大量的说服日本律师的工作,日本律师又转而做了大量的说服法庭的工作。
  在诉讼的大船向前行驶的时候,森正孝的揭露会和辩护团发生了争执,最后细菌战调查与诉讼的发起者森正孝宣布退出诉讼。而此时他已经资助21名中国原告和研究者到日本出庭,他的揭露会已经出现赤字300万日元。分歧也没有阻止诉讼的进行。
  2002年8月27日,一审的最后宣判到来,尽管大家知道胜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还是抱着一丝的期望期盼着。
  8月27日这一天,崇山村的老年活动室里,王培根、王锦悌等准备了扩音的喇叭,汇集了原告和村民们等待着。宣判一结束,王选会用手机打电话传递消息。
  而在日本,王选上午10点半就带着61名原告和教授支援团,身前身后各背着“要和平不好战争”“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者谢罪”的标语在日本法庭前示威。
  开庭这一天,美联社、新华社、路透社、英国BBC、中国中央电视台、日本朝日新闻、日本中央新闻等十几家媒体采访了王选和原告团、辩护团。
  中午12点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原告团团长王选率辩护团、原告团捧着21位死于细菌战者的遗像,走进法院大门。只能容纳120人的103号小法庭,除了原告团、辩护团之外,只剩下80个席位,但要求进入的人太多,只好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谁能进入。
  下午1点40分《未来之诉》摄制组被允许进入法庭前拍摄两分钟。寂静的两分钟过后,审判长岩田好二宣读判决,驳回原告一切请求,诉讼费由原告承担。
  王选的疲倦沙哑的声音在崇山村的喇叭里响起:败诉,但我们胜利了,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被确认,我们要继续上诉,斗争到底。
  崇山村群情激愤,王锦悌当即在电话里向王选表示:我们已经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我们的孙子都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做好了上诉的准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抬舆”队伍中(2)
下午,王选和原告团声援团进行游行。下午两点,游行尚在进行当中,原告团、辩护团召开新闻发布会。
  王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一个荒唐的判决。法庭既然承认了日军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但又不承认国家对细菌战造成的严重后果负有责任,这岂不等于说,对当年日军犯下的罪行可以不认账了?法院承认了犯罪但不赔偿,等于把原告置于人权保护之外,作为人,我们一直在争取自己的权利。日本法院在帮助日本政府逃避战争责任,这种违背人性、违背公理的做法将受到全世界正义人士的谴责!这是一次保护战争犯罪的判决。既然日本法院只知道维护日本国家的利益,不能或不敢主持公道,那么,今后我们将准备向国际法庭控告731部队等日军在中国发动过的细菌战罪行,我们要让世界更多的人都来了解历史的真相。”
  官司到这里,王选记着那些帮助中国人抬舆的日本人。她说:“官司打了好几年了,我也真是认识他们每一张面孔,却又叫不出其中许多人的名字。”
  在日本,支持这些诉讼具体要作些什么呢?别的暂且不说,一下也说不完。就以开庭那一天为例,第一件事,也是最基本的,是开庭的时候,要四处联络到人,让旁听席尽量坐得满一些。一则不能让被告(大多数诉讼是日本政府,有些是企业)小看了,二则不要让法官觉得冷清。因为开庭都是上班的时间,所以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做起来也是不容易。细菌战诉讼一审时,用的是东京地方法院最大的一个法庭,有76个座位,按理每次至少需要有四五十人来参加旁听,有时就是没有这么多,大伙儿就尽量分开坐。
  为了让法官留有印象,1998年11月,辩护团把揭露日本细菌战的历史专著《死亡工厂》的作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谢尔顿·哈里斯从美国请来参加旁听。二审第一次开庭,加拿大的日裔人权组织联合当地的华裔人权组织,派了代表带上市议会的“洋人”议员,从温哥华飞来参加开庭。远居美国纽约的一位日本自由作家,前两年发表过关于日本细菌战战犯如何逃脱惩罚的文章,每次回到日本,凑上了,一定来参加旁听。去年我在大连调查时,一位在当地的日本学者懂中文,看到报纸上的有关报道,就通过报社找到我,加入了调查。现在她也是一回到日本就来参加旁听。五年来,四五十人的座位大致上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凑起来的。除去从湖南常德和浙江受害地特地来参加的原告和声援团,国内来日本访问的有关专业学者也有来参加旁听的,平均每年一位的比例,占国内到日本访问交流人次的万分之一以下。
  还有一件简单不过的事,是做一些醒目的有关细菌战诉讼介绍和开庭前后###内容的传单,在开庭前,站到法院大门前地铁站的出口,递给来往的过路人。他们不叫我干,也许是怕人不接,伤我的心。
  开庭后(有时安排在开庭前),有人就把一样式的写着标语的厚纸牌子发给每个人,两块标语牌用绳子连在一起,挂在脖子上。这样身前身后都是标语,加倍宣传。大家按照事先向公安局申请批准的路线游行,由几个都已经面熟的警察带路维持秩序。
  国内常有人说我是“孤军奋战”。不然,我是在“抬舆”人的队伍里。
  游行结束时,就有人大声招呼,赶紧去议员会馆会议室,参加某议员出面与政府有关部门的交涉和请愿。这项活动也是有人事先找到合适的议员,说服他(她)出面,议员同意后,再准备交涉所需相关的材料,提供给他(她),之后商定交涉的内容。这两年请愿的内容大抵是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资料,进行调查。交涉的部门有防卫厅、厚生省和外务省等。交涉的时候,支持细菌战诉讼的学者和研究者,举出有时是旧书摊上发现的孤本证据,迫使有关部门公开同类资料。这个交涉只有造诣深的专家可以作,他们需要用手中掌握的证据使对方难以回绝。他们大都有10或15年以上研究日本细菌战的资历。
  这天的最后一项就是当天开庭的报告会。会议室也是早就事先预定好的,大多在东京律协会馆,当然是免费,不如在宁波开会,产生经济核算和效应。进门,有人负责签到,收每人会费500日圆,给一份自编的细菌战研究通信或诉讼相关的资料。还有人把有关细菌战的,还有其他历史问题的书籍和资料陈列在会场的一角出售。书籍和资料也大多数是这些人的调查研究后写的东西,卖来的钱,用来支持这个诉讼。报告会的内容每次都一样,律师向大家解释说明当天开庭的内容,诉讼的进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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