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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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前科的“济远”舰又第二次临阵脱逃。
方伯谦报告说：“舰炮被击坏，舰体严重损伤，凭自力脱离战线，勉强开到大连湾。”
“济远”舰舰炮确实毁坏了，但据说并不是被日本舰队击中，而是他自己炸毁的。舰上的弹痕也都是用巨锤故意砸出来的。如果这是事实，那可太骇人听闻了。
战后，也有人认为方伯谦是无罪的。
黄海海战之后，未过一个星期，9月23日，接到丁汝昌的禀告，李鸿章决定将方伯谦处以死刑，于两日后拂晓执行。在这种迅速判决并执行的背后，有人怀疑肯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孔广德编的《普天忠愤集》中有一篇《冤海述闻》，说处死方伯谦是丁汝昌、刘步蟾和汉纳根三人的阴谋。他们都同方伯谦有私怨，如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盖了许多房屋，租给高级将领居住，只有方伯谦不租用。
其实，恐怕是黄海的败战需要找个替罪羊，而方伯谦被选中了。当然，他能够被选中，也一定有理由。
《冤海述闻》也为方伯谦作了辩护，说：在丰岛海面，“济远”力战，炮击日本“吉野”舰，打得它倾斜，挂起白旗和黄龙旗逃遁（黄龙旗是清朝的国旗）。“济远”准备追击，但舵机损坏，不能跟踪，只好返航。
这可是倒打一耙的偏袒。东乡平八郎的日记是可靠的。日本官方的报道是清舰在丰岛海面首先攻击日舰，而东乡记为日本方面先发制人地发起了攻击。他不管官方怎么说，如实记录，因此，“济远”挂起白旗和日本舰旗逃走的事实是可信的。
逃回大连湾的“济远”舰的损伤是人为制造的，对此，泰莱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述。
大本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声名狼藉，毫无威信。可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是受到日本国民的绝对信任的。明治二十七年9月18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名义公布的大本营战报说：前16日午后五时，本舰队第一游击队“赤城”、“西京”等十二舰，经海洋岛向大孤山海面进发。17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发现敌舰队“定远”、“镇远”、“靖远”、“致远”、“来远”、“经远”、“威远”、“扬威”、“超勇”、“广甲”、“广丙”、“平远”等十二舰及水雷艇六只。
◇欢◇迎◇访◇问◇BOOK。◇
第67节：下一个时代（2）
这项战报与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电报——“敌舰队十四舰及水雷艇六艘”相比较，大本营发表的少了两艘，伊东电报中无舰名。实际上，这时北洋舰队堪称战舰的有十二艘，另有“镇南”、“镇中”两艘炮舰和四艘水雷艇。把炮舰也算在军舰里，确实是十四艘，但伊东把四艘水雷艇看成了六艘。如果大本营把炮舰当成水雷艇，数目就相符了。大本营公布的“威远”，这时并不在北洋舰队里，可能是把“济远”误认为“威远”。
此外，还有五艘运输船，也可能是把它们当中的几艘错认为军舰或水雷艇了。
不过，别的舰名都对，单单把“济远”搞错，很可能是“济远”在战场的时间不长，致使日方无法确认。
牺牲一人而救众生，佛教叫“一杀多生”，可以套用一句：一杀多戒。“广甲”的吴敬荣等人，按说也算是临阵脱逃，但有了方伯谦这个靶子，其他官兵引以为戒也就行了。怎奈他继丰岛海面战役之后再次脱逃，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者，实在是非君莫属。
“还真不能掉以轻心呢！”袁世凯不由得摸了摸后脖颈。
这次战争责任最大的，岂不就是我！——想到这里，方伯谦的处死，与他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了。
黄海海战的次日，李鸿章写了一篇奏折，送往北京。他在奏折中说：
“北洋人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唯有严防渤海，力保沈阳，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请另简重臣，督办奉天军务。”
李鸿章的意思是，这次战争简直不是日本对中国之战，而是日本对李鸿章之战。事实上，动员的军队大部分是淮军，出动的海军则是李鸿章一个人惨淡经营的北洋舰队，只有他一个人在拼命战斗，别人都若无其事。奏折中充满了抱怨情绪。
返回旅顺的汉纳根来电报说：各舰或多或少都受了损伤，修理大约需要三十五天。就是说，自今而后的三十五天，北洋舰队的战斗能力等于零。究竟会怎么样呢？李鸿章陷入沉思。
武器弹药不足。光靠北洋一隅是不行的，必须集中全国之力。李鸿章打电报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他尽量多弄些武器送来。李鸿章觉得刘坤一比湖广总督张之洞通情理，当然也给他的胞兄——两广总督李瀚章打了电报。弟兄之间，遇到这种事就顾不上客气了，何况谁都知道李瀚章能当上总督是沾了弟弟的光。李鸿章要求哥哥给予报答也无不可，一开口就借用步枪六千支，随后又打电报，“希望尽可能多借一些”。
李瀚章确实为弟弟尽了最大努力，甚至做过了头，惹下祸患——为筹措军费，他竟想使用“闱姓捐”。
所谓“闱”，本是宫廷侧门之意，也指科举的考场。科举规定，乡试在各省会进行，合格者称“举人”，有资格参加北京的会试。会试合格，便是进士。
会试，是从全国会聚而来的举人的考试，谁将怎么样，无从知晓。但以省为单位的乡试时，对参加考试的人几乎都熟悉。他是谁家的第几个儿子，能考得怎么样，等等，事先都有评议。于是，对谁能考上下赌注，这就是“闱姓捐”。
拿神圣庄严的国家考试赌博，成何体统，因此废止了。李瀚章想把它复活，不管是什么样的赌博，设赌抽头的人总能捞到一大笔钱。李瀚章打算用官办赌场的钱充当军费。
他本人也许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方案，但是，没有充分估计到民众对赌博的反感。是李鸿章的哥哥，这一点使他有所倚仗，但同时又是他的弱处所在。李鸿章的政敌很多，他们觉得攻击戒备森严的弟弟，不如攻击漏洞百出的哥哥。于是，恢复闱姓捐的提案遭到舆论的全面攻击，李瀚章竟被逼到辞官的边缘。反对者，确实是有的，但也不难推测有人从旁煽风点火。
九月二日（阳历9月30日），李鸿章坐在天津的公署里，整天思考着计策。这时，户部尚书翁同龢来访。翁在一个多月之后当上了军机大臣。十年前，他曾当过三年的军机大臣。现在，他侍从天子左右，成为朝廷的重臣，是人人皆知的反李鸿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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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节：下一个时代（3）
这样的时期，这样的人物，特意从北京赶到天津来，当然是为了公事。原来，他是奉西太后之命来会李鸿章的。
翁同龢时时提醒自己：这次是奉皇太后之命而来，将她的命令传达给李鸿章，再把李鸿章的答复转报太后，如此而已……
总共有几件事，其中之一是非常简单的。
“要严厉责问：这回为什么把事情搞得这么糟？”西太后说。
尽管这么问，实际上她比谁都相信李鸿章。翁同龢把西太后的这句叱责传达给李鸿章，心里感到很痛快。
清朝，把军机大臣当做天子的秘书来使用。到了清末，有实权的总督也参加进来。清朝的制度原来是把大学士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不论是军机大臣还是总督，都兼任大学士，所以极有权势。大学士的定员是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各一名，协办大学士两名，计七名，也可以缺员。例如文渊阁大学士自光绪帝即位以来二十年间一直空缺。七名大学士中，文华殿大学士为首席。
李鸿章身为文华殿大学士已有二十年。在此之前，曾任协办大学士三年、武英殿大学士三年。
翁现在还不是大学士，他当上协办大学士是三年以后。
在朝廷的席次，翁同龢也很低。但这次是奉西太后的懿旨而来，所以进了天津的直隶总督公署，他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首。
李鸿章垂头听了西太后的叱责之词。
“水陆各军均遭惨败，臣无可辩白。”李鸿章说道，但心里却在说：这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辅佐国政的并非我一个人！北洋军确实是我创建的，在我之外，又有谁创建过军队？我从来不反对别人建军队。
“沈阳可是陪都！”翁同龢说道。
现在的国都是北京。满族人入关之前，有一个时期曾以沈阳做国都，顺治帝以前的太宗和太祖陵均在那里，因此，把沈阳视为陪都。
“臣知道。”李鸿章仍低着头回答。
“那是重要的地方，皇陵也在那里，一旦发生意外，你能担待得了？”
“老实说。奉天兵不足恃，臣没有把握。”
李鸿章口气生硬，翁同龢有点犹豫了。他预感到，再加申斥，李鸿章会提出共同责任的问题来。于是，他立刻改变话题。
“问问李鸿章：是否可以借助于俄国？”西太后曾说过。
她非常希望快一点结束战争，想同李鸿章商量，可否借助俄国的力量，促成议和。按照翁同龢个人的意见，在陆海失利的情况下，议和有失中国的脸面，又不能指望得到好处，所以不能同意。要等前线取得一些反攻胜利，再进行议和。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现在议和，就得不怕举世唾骂。
“这都是皇太后的懿旨，我只是传达一下。你的答复，我也将不置一词地照样转奏。”翁同龢故意添了这么一句。
“俄国公使因病回国尚未归任，同他们的参赞倒是不断来住。俄国对日本侵占朝鲜非常愤恨，喀西尼伯爵也经常提及。臣以为，往俄国派一特使也是个办法。”李鸿章答道。
“依靠俄国行是行，但很难说他们就没有阴谋。假装亲近，然后占领东三省……实际上，占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吗？”
“请圣上放心，我敢保证绝不会发生这种事。”
李鸿章一贯是亲俄派。当他说保证俄国没有野心时，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
“总之，我是代表皇太后来办事的。刚才我已说过，我要把你的话，一字不差地上奏。”翁同龢说完，回北京去了。
这一天，朝廷任命了一个前线总帅——“命宋庆节制前敌各军”。
宋庆是七十五岁的老将，曾在袁甲三手下，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赏给“毅勇巴图鲁”称号。
巴图鲁，满语是“勇敢”之意。对军功显著者，授予这个称号。后来宋庆的军队被称为“毅军”，他的部将马玉昆已经率军出征朝鲜。
宋庆是山东人，既不属湘军，也不属淮军。最初，他给同乡前辈的安徽亳州知州宫国勋当仆从。那时正是镇压捻军之战最激烈的时期。捻军的一个将领孙之友前来诈降，计划在清军内部暴动。不知什么缘故，竟被宋庆看破了。得到主人宫国勋的许可，他杀死了孙之友，接管了孙之友的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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