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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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省只是在陆军省禁令中的军队二字之上加了“军舰”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与陆军大臣大山岩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设置了临时陆军中央金柜部——“战时或临事变之际设于东京，掌管临时陆军经费之收支及决算报告事宜”。明文规定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立法部门的战费财政部，可以借机密之名，自由地动用巨款。
于是，军费锁在密室里，报道以所谓“大本营发表”的形式垄断。6月9日，各报馆刊登一条消息：“鉴于朝鲜国内，内乱频仍，其势日益猖獗，该国政府又处于无力镇压情况之下，为保护在该国之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特派军前往。……不久前，中国政府已照会我国政府出兵朝鲜国，据此，我国政府亦如前约，出兵赴韩，并将此意立即电告中国政府。”
大鸟圭介从东京出发的日子，正是设置大本营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鸟公使出发之际，训示：“你到了那里，同那个年轻人——袁世凯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稳妥地收拾局面。同袁世凯一说，他就会明白，因为他的后面还有李伯（李鸿章）在。我也马上同李伯联系！”
但是，大鸟去陆奥外相那里，陆奥却说：“不管怎样，我得先说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场。’这就是，嗯，所谓开场白吧！”
这不是一句直截了当的话。大鸟立刻觉察出，他的话同总理的训示有些微妙差别。“关于朝鲜的事，”陆奥外相继续说道，“比起任何国家来，日本帝国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这就是大前提。如果用和平手段达不到这个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于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犹豫地破坏和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外交大臣的我来负责。”
“我明白了。”大鸟答道。
“不必担心干过了头，明白我的意思吧？看准时机，坚决干它一场！”
陆奥外相似乎想确认对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详了一阵大鸟的脸色。
陆奥的《蹇蹇录》中有一段关于大鸟出发前的记述：“我在大鸟公使将要从东京出发时，详尽地给了他几条训令。其中，关于今后朝鲜的局势问题，我告诉他：除非万不得已，应以和平手段结束事态为第一要义。不过，当前的形势已非常紧迫，倘若时局遽变，无暇向本国政府请示，则允许该公使适当考虑，临机应变。上述训令似有表里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势之下，对派驻外国之使臣给予非常之权力，亦实属不得已也。”
从字面上看，陆奥确实做了“表里不一”的指示，似乎可以理解为置重点于和平手段。《蹇蹇录》中引用外交机密文件甚多，这些文件最初虽不会公诸于世，但迟早要被世人所知晓，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做出原则性很强的样子。
实际上，他的训令正相反，果断措施远比和平手段受重视。从当时在座的外务次官林董的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陆奥外相的训令就差没说出：一定要执行开战的方针政策。
陆奥外相送走大鸟公使之后，还自言自语：“他真的明白了吗？”略感不安，应该再明白一些地告诉说：“绝对要打一仗！”陆奥并不认为大鸟头脑迟钝，只是对他的思想不放心。
大鸟的政治观点是日清同盟论。他认为，在东亚反抗西欧列强的压迫，只有日中同盟这一条路。在朝鲜问题上，他也主张日中两国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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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山雨欲来（5）
但陆奥不这么想。陆奥认为，应该由日本独占朝鲜。
大鸟这个人也确有古代遗风。
陆奥坐到椅子上，用拳头捶打膝盖。他今年五十岁，大鸟圭介比他年长十一岁，去年满六十。虽说是训示，但陆奥对大鸟无论如何在用语上也得尊重些。大鸟走出房间时，目光炯炯，面带笑容，这是什么意思呢？
陆奥停住手，陷入沉思。大鸟的微笑是嘲笑吗？他也许在心里骂着“小崽子”。
陆奥宗光生于和歌山藩士之家，年轻时同长州的桂小五郎交往，从事勤王运动，参加过土佐的坂本龙马的海援队。明治维新后，他的命运也有过多次起伏，但总是在太阳照射之下。
陆奥还是学生时，大鸟圭介已任幕府的陆军奉行。大鸟反对大政奉还，也反对江户开放，是个主战论者，曾在函馆五棱郭战斗过。
陆奥心想：我也是有骨气的人，坐过牢的不只是你一个！
刚才，陆奥真想冲大鸟背后这么喊一句。大鸟曾被明治政府投进监狱，而陆奥明治十一年参加大江卓、林有造的反政府运动获罪，也坐过五年牢。
陆奥想：你的骨头倒是旧了一点，因为有一部分骨头是在闲谷制成的。
不错，大鸟圭介在备前的闲谷黉学过汉学。陆奥认为，大鸟的日清同盟论是受了闲谷汉学的影响。
6月6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规定，向日本外交部通告出兵朝鲜事，其中有一句“为保护属邦”。
翌日，6月7日，日本外交部通知中国公使：日本出兵朝鲜，“不承认朝鲜为清之属国”。
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李鸿章通知出兵，也在6月7日。小村年三十九岁，是所谓的少壮派。通知很简单，只说是根据《天津条约》，日本派兵朝鲜。
清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衙门叫“总理衙门”，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中国曾经是世界帝国，同它有各种关系的国家，它不认为是平等的“外国”，而是属国。所以，它没有相当于近代国家的外交部，只用礼部和理藩院适当地处理外国事务。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各国在北京开设公使馆，这才不得不设一个同外国外交官进行交涉的机构——总理衙门。此机构设于1861年，名曰“总理各国”，而不叫“总理外国”，够顽固的了。
总理衙门由十来名侍郎以上的高官担当总理衙门大臣，是合议制，原则上均有兼职。
设置这样一个同外国对等的衙门，清政府感到十分懊恼，在处理实际事务时总是拖泥带水。
这时的总理衙门由皇族的庆亲王担任首席大臣。庆亲王自从光绪十年（1884年）接替恭亲王之后，任此职已有十年之久。其他大臣有吏部右侍郎廖寿恒、兵部尚书孙毓文、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理藩院尚书崇礼、吏部左侍郎徐用仪、宗室的福锟等，后来出名的荣禄此时是步兵统领，他成为总理衙门大臣之一，是在这年的十二月。中日两国出兵朝鲜时，他还没到衙门来。
总理衙门接到小村代理公使的照会后，要求日方：“我国受朝鲜政府之请，为平定其内乱，依据保护属邦之旧例，派兵前往。内乱平定后，立即撤兵。日本政府派兵之理由称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及商民人等，估计不会需要过多军队。加之，朝鲜政府并未吁请日本出兵，故不宜往朝鲜内地输送军队，以惊扰住民。万一同我国军队遭遇时，恐因言语不通，发生事端。请转告贵国政府。”
小村将照会转呈本国政府后，日本政府答复：“我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之规定出兵朝鲜，没有理由接受贵国之指示和要求。”并重申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又说，日本军队服从纪律、节制而进退，即使与清军相遇，也绝不会发生事端。反倒提醒清政府令其军队勿寻衅闹事。
照会往来已迸出火花。《蹇蹇录》中写道：“和平虽未破坏，干戈虽未交锋，仅在一篇简牍中已显示彼我所见不同，过早表现出甲争乙抗之状态。两种电云即将正面接触，刹那间可成电闪雷鸣之势，其意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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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山雨欲来（6）
陆奥外相的方针是：在外交上常表现为被动状态，一旦有事，军事和各方面都要先发制人。
如前所述，往朝鲜的中心港仁川输送军队，日本自宇品港出发大约需要四昼夜，而中国从山海关或大沽启程只需两昼夜。假若接到清政府的出兵通知后才出兵，就会被落下。于是，日本方面想出一个计策：借大鸟公使返回任所之机，多带些步兵。
不过，伊藤首相反对这么做。他认为：“这不是给对方以口实吗？”
日本政府打算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中国首先出兵，然后日本也出兵。这就是所谓外交上的被动立场。
“因东学之乱，仁川、汉城都乱得不可收拾，所以应带些警备人员。”陆奥外相抱住他的计策不放，说道。
“可是，这也应该有个分寸。譬如，同是警备人员，叫它军队，就不如叫巡查稳妥些。方法上必须再研究一下。”伊藤说道。
对于公使返回任所时带些武装兵员，伊藤首相并不完全反对，条件不过是别给清政府以借口，他的计策是考虑把军队称为警察。
乘军舰前往，当然要有水兵。水兵一登陆，作为陆战队，就成为最好的兵力。在舰上比定员多编入一些水兵，就可以很自然地增加兵力。军舰“八重山”的舰种属于“报知舰”，同海军协商的结果，在定员外又增加了近百名水兵。
正同西乡海军相商议时，得知在外洋演习的数艘日本军舰返回釜山附近。若命令这些军舰回航仁川，就能进一步增加兵员。
三百到四百人，是大鸟公使可以带领的兵数，显得很正常。警视厅的二十名巡查，是公认的护卫。
大鸟公使搭乘“八重山”号起航是6月5日。虽然在中、日两国的出兵通知之前，但日本方面获得了清政府派兵的大致情报，与之相反，清政府方面对日本的计划却一无所知。袁世凯完全被杉村代理公使和郑永邦书记官等日本外交官操纵了。
大鸟公使到达仁川的日期是6月9日。
清军到达朝鲜比大鸟早一天，即6月8日。登陆地点为牙山湾。派遣军人数有两千多，不能同时登陆，所以虽是8日抵达，但登陆完毕，已是12日了。
“清军正在登陆”，得知这一情报，大鸟急忙率领四百二十人的军队奔向汉城。登陆的第二天，大鸟公使一行人就进了汉城。
大鸟公使率领的四百余名日本兵，实际是日本正式出兵以前的军队。名义是公使护卫队，但是从人数上看，只能认为是派遣的第一批。日本是6月7日通告派兵的，从朝鲜当地来说，等于通告的同时军队就登陆了。
“八重山”号到达仁川之日，天降大雨。
“日本军到达仁川”，得知这个消息，朝鲜政府非常惊愕。
在汉城，宫廷召开了紧急会议。
《全州和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因为朝鲜全国一致希望：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将军队撤回。
中、日两国是接到“朝鲜大乱”的通知才派兵前来的，若让撤兵，就得拿出“朝鲜之乱”业已平定的证据给两国看看。在避免外国武力介入上，政府和东学都抱有同一态度，因此，《全州和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