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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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有罪之身，为什么还要授官？关于此事，我数次函请殿下注意，难道没看过？”
“都已读过。关于此事，请阁下多多周旋，不要过分追究，拜托！”
“不追究事情就完不了！殿下究竟抱什么态度，请明确表示一下。”
袁世凯穷追不舍，弄得国王张口结舌，无法回答。
袁世凯正了正身子，郑重地提议：
“像这么通过翻译，可能会产生误译或误解，最好以笔代言，以求准确。”
“也好，那么就……”
国王命令身边宦官取来纸笔。宦官退下不久，从屏风外面进来一个少年宦官。
“启奏陛下——”
“什么事？”国王问。
“诸位大臣说，朴使（定阳）问题不宜落在纸上。”
显然，是屏风后面的大臣们派他禀奏的。
“关于处分问题，今后将进行讨论，不应留下书面凭证。”屏风后面，数人齐声说道。
在朝鲜生活的时间已经不短，袁世凯能听懂简单的朝鲜语。
“王沉吟久之——”袁世凯把当时的情景报告给李鸿章。
“有这么多人听着，用不着笔谈吧。”国王无可奈何地说道。
“得不到殿下的明确答复。我不能回去！笔谈又有何妨？不是一样吗？”
国王只好命人取过笔纸，但他让闵泳韶代笔，可能是提防万一。
国王在笔谈中躲躲闪闪，避过袁世凯的锋芒。尽管是这样毫无内容的笔谈，袁世凯虽再三要求，连一份抄件也没得到。可见，朝鲜政府多么谨慎。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强夺笔谈原本，应该说是学会了控制自己。若在几年前，他早就一把夺过来了。
他能如此控制自己，是李鸿章的劝告起了作用。袁世凯在朝鲜的一言一行，都引起各国外交官的恶评。每逢有事，表示朝鲜是清之属国时，必然由袁世凯出面，这是他的任务。恶评越多越说明他在认真地执行任务，不过，由于年轻任性，做得过火之处也颇为不少。
汉城的外交官集会，袁世凯往往不出席，大都是唐绍仪代他前去，以表示他绝非一般的外交官。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是对等关系，他的官名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不用“外交”二字，含混其词地用了个“交涉”，为的就是强调清廷的特殊立场。所以，袁世凯从来不与外国公使打交道，他的任务就是要显示不与他们同伍。
袁世凯究竟有多大的权限呢？各国公使开会，他只派翻译出席，自己从来不与别国外交官采取同一行动，并任意出入朝鲜宫廷。是普通的办事大臣，还是钦差大臣身份的公使？对此，美国驻中国公使接到本国训令，向清政府提出质问。
李鸿章的答复是：“朝鲜是中国的属邦，派到那里去的袁世凯，既可与朝鲜政府直接交涉，又有与各国公使同等之权力。是否出席会议，由他判断决定。贵国质问，不是多此一举吗？”
李鸿章为袁世凯声援助威，但因为恶名太大，所以又叮嘱他“切莫操之过度”。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适可而止，也是袁世凯听从李鸿章的叮嘱而采取的自制措施。
朝鲜政府往美国派遣朴定阳的同时，还把沈相学派到欧洲去。他得了病，这病似乎不是政治性的。代替的是赵臣熙，到达香港之后，他突然患了“政治病”。
赵臣熙抵达香港时，正值闵泳翊途经该地。听说袁世凯强烈主张处罚朴定阳，赵臣熙感到很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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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北洋人（6）
照目前情况，去伦敦和巴黎，不理睬当地中国公使，必然要落个朴定阳的下场。此行的本意是搞一次独立自主的示威，如果会同清政府公使去递交国书，就反倒成了宣扬朝鲜是清的属国，岂不是没完成任务？
赵臣熙没有朴定阳那种勇气。他左思右想，终于以患病为由，从香港折了回来。
朝鲜政府又任命朴齐纯为五国使，接替赵臣熙。五国使就是兼任英、德、法、俄、意五国的公使。
朝鲜政府要求清廷取消三项附带条件，起码把第一项取消。特派卞元圭去天津向李鸿章求情，但没有成功。因此，朴齐纯虽被任命，却终于没能成行。
赵臣熙溜回国是1890年正月。在那前一年，袁世凯获得了“钦差”的头衔。不管外国对他的评价怎么不好，李鸿章总是庇护着他，说：“外国对他评论不好，正说明他忠于职守。”
“同俄国公使交往尚欠圆滑，须注意自己的缺点！”袁世凯接到了李鸿章的警告，因为驻俄公使洪钧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提到：“俄国外交部对袁世凯怨言颇多。”
对此，袁世凯辩解说：
“我同俄国公使为陆路通商条约打了几次交道，表面上还算过得去。俄国公使举行宴会时，故意不悬挂我国国旗，实属非礼。而我国大婚（光绪帝结婚）招待宴时，仍悬挂了俄国国旗，以示我国之宽宏大量。”
清朝的国旗是黄龙图案，三角形，1889年改为长方形。黄龙三角旗用于商船，一直延续下来。
警告并非谴责，李鸿章是希望袁世凯再多一点柔软性。
袁世凯被“赏加二品衔”，就是说，享受二品官的待遇了。由此可见，袁世凯屡受主子警告，只不过是爱护之余的插曲罢了，实际上认为他的政治行动是正确的。
这年，中国驻日公使换成李经方。
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但不是亲生。起初，李鸿章无嗣，过继了胞弟之子，就是李经方。收了养子之后，却接连不断地生了许多男孩。另有一说：李鸿章的儿子夭折，为了顶数，从胞弟那里过继了一个。
李经方在欧洲驻节四年，很有外交官经验。虽然如此，他晋升之快，却不能说没沾老子的光。
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黎庶昌从日本回国后，曾对他说：“日本虽修兵政，广商务，但新立议会不和，大臣屡屡告休，愿与中国和洽，深忌俄之垂涎东海。”
黎庶昌曾经密奏：“宜固中日之交，而冲绳可置勿议。”
这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北京死去，年仅五十二岁。他在英、俄、法三国前后驻了七个年头，归国后任户部右侍郎（财政部次官）之要职。
曾纪泽的叔父曾国荃也在这年死去，享年六十七岁。
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也在这年阴历十一月逝世。
这年四月，朝鲜赵太妃死去，享年八十。太妃不是国王之母。李氏朝鲜二十四代宪宗、二十五代哲宗无子，李熙是从旁系继承王位的，赵太妃乃宪宗之母。
赵太妃侍奉四代国王，亲清倾向较突出。
清朝时，属国的国王和王妃死去，都要向北京派出“告讣使”，然后由清廷相应派出敕使“赐奠”，同时赐给谥号。
但这次赵太妃之死，朝鲜宫廷却不打算派出告讣使。理由是血缘甚远，丧事不宜大办，但实质是惧怕这种“赐奠”仪式会清楚地表示朝鲜是清之属邦。
袁世凯强烈要求朝鲜宫廷向北京派遣告讣使，说：“国王不作行孝示范，无以教化国民！”
袁世凯本心是想在各国外交官面前，把赐奠仪式搞得隆重些，用以显示清与朝鲜的宗主、属邦关系。
迟延了很久，朝鲜才派出洪钟永为告讣使，前往北京。他同时肩负着请求清廷免予赐奠的任务。
清廷按照惯例决定给予“赐奠”，没有接受洪钟永的恳求。于是，续昌和崇礼二人为正副使，领着百余名随员，来到朝鲜。按照从前的惯例，朝鲜国王要亲自出郊迎接，称为“郊迎礼”。朝鲜方面恳求免除郊迎礼，但袁世凯不准许。朝鲜政府又恳请“改道”，因为郊迎礼应由国王的使节迎到汉城郊外的仁川，而那里外国人甚多，冀求独立自主的朝鲜不愿让外国人看见使者迎接时的跪拜场面，若从马山浦登陆，那里的外国人少些。但是，也被袁世凯拒绝了。
袁世凯乘朝鲜宫廷丧事之机，强调了宗主权。朝鲜国王亲赴西大门的慕华馆，迎接清朝敕使。
转年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养母牛氏病危，袁世凯急忙返回河南项城。他从心底敬佩母亲，总算在她死前见了面，送了终。接着是守制，朝廷准他服丧百日。
袁世凯离开朝鲜期间，由龙山理事官唐绍仪代行他的职务。
朝鲜政府认为这是个好时机，将朴定阳提升为“吏曹判书”。这是重要官职，相当于政府的内务大臣。
对于朴定阳的处分问题，袁世凯和李鸿章之间有些分歧。李鸿章考虑到朝鲜国民的感情。朴定阳在朝鲜国民眼里是位英雄，砸了他们的英雄，恐怕会激起反清情绪。朝鲜政府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乘袁世凯服丧之机提升朴定阳，相信李鸿章会予以谅解。
袁世凯回到朝鲜任上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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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山雨欲来（1）
山雨欲来
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世凯，“要注意日本的动向”。
袁世凯从大鸟公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对中国极其友善”。这是他把同大鸟圭介个人的关系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混同了。
袁世凯将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他的意见电告本国。日期是6月1日。
这一天，日本公使馆书记官郑永邦会晤袁世凯。
郑永邦，这是个中国名字，但他是纯粹的日本人，并且是日本的外交官。他的祖辈从中国来到长崎，几代人都以“通事”①为业。袁世凯会见郑永邦时，总觉得格外亲切。
代理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凯的这种心情，故意让郑永邦同他接近。杉村认为，郑永邦的话容易为袁世凯所接受。
“血浓于水”，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凯的意识中是存在的。他认为身上流着汉族血液的郑永邦，不会做出损害祖先的祖国——中国的事情。他甚至还以为，郑永邦肯定会瞒着上司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措施。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国家意识高涨的时期。身上流着外国人血液的郑永邦，绝不似袁世凯所想象的那么单纯。郑永邦正因为有这么个姓，所以才更想当一个比谁都爱国的日本人。
他会晤袁世凯，是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利用袁世凯对他的亲近感，摆布袁世凯，使之做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事情。尽管同袁世凯会晤时也表示一些亲密，但他忘不了上司交给他的任务——让中国出兵。
如果清廷接受朝鲜的派兵请求，那么，根据《天津条约》，日本也可以出兵。所以，日本非常希望中国表明出兵的态度。中国方面害怕惹出日本大量派兵，以至引起军事冲突，所以对朝鲜的请求总是采取慎重的态度。袁世凯想预先了解一下日本对中国出兵作何反应。他知道，直接去问日本外交官，人家是不会说出真情来的。
袁世凯盼望着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