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文臣和太监-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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赃。在一个封闭的办案环境里，颠倒黑白并不难，许显纯自己伪造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让人捉着他的手指往上画押。——如此，就能证明和东林党人交往密切的汪文言主动坦白了更大的“贪官”。——清廉的杨、左、魏等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大贪污犯。杨涟被侦查出来的赃银两万两，左也是两万两，魏大中是三千两，几乎所有的东林党人，在这种看似正大光明的名义下，全部被牵连在这个冤案里面。
于是，魏忠贤便名正言顺地命令爪牙把杨涟等人抓到监狱里，同样是严刑拷打，你不承认吗？还是老办法，篡改你的供词，反正要办成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
因为这些东林党人是贪赃，当然要根据法律追赃，这些人的家属只好东借西凑来“偿还”赃款。家属来“交赃”时，可以探望一下关在监狱里的亲人，监狱的管理者害怕他们逼供的行为被泄漏出来，规定家属见犯人，要隔一丈远，如此说话必须大嗓门，而且不能用方言，必须用官话，这样旁边监视的狱吏可以掌控。
终于，栽赃工程顺利完成，杨涟等“贪官”被秘密取死在监狱里。但政治形势一变，崇祯登基魏忠贤被除，永不翻案的“铁案”一夜之间冰雪消融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年搞逼供信致人于死地的恶行也大白于天下。
魏忠贤的恐惧与修生祠（1）
所谓生祠，就是一个大人物还活着的时候给他修的纪念馆，而历史上真正的圣贤，大多生前寂寞，死后显达，如孔子、孟子等人。
历史上生祠修得最多的应当是大太监魏忠贤，一个不识字、倒马桶出身的人，能称上公，玩弄皇帝于股掌之间，令天下官吏畏惧他，确实是一大奇迹。
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等六君子被阉党害死在镇抚司大狱后，魏忠贤和其党羽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兴起大狱，将余下的东林党人一网打尽。第二年，派出厂卫缇骑到江南抓人。在逮捕原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的时候，引起民变，颜佩韦等五位民间义士和众市民殴打校尉，使一冒牌校尉摔死。（前文已述）
民众从府衙出来，经过一个驿站，碰到去浙江余姚逮捕黄尊素（黄宗羲之父）的校尉，正在骚扰驿站的驿丞，索要民夫马匹费用一百两银子。怒火未平的众人又对这些校尉一顿拳脚，这些人狼狈而窜，等去抓黄尊素的时候，发现“架帖”（逮捕令）都丢了，黄尊素知道计较这小小的逮捕令无非拖延几天而已，主动跟他们进京。
苏州民变同一天，去江阴县抓李应昇的校尉也激起民变，常州府几万人围住衙门，等到官差宣布逮捕命令时，十来个长发披肩的汉子，拿着棍棒大呼：“进衙门杀这些魏忠贤的校尉。”老百姓便跟着一哄而入，把校尉吓得越墙逃走。一个卖甘蔗的十来岁少年，手叉着腰说：“我恨极了这伙人，杀死我们江南许多好人。”他跟着一个胖校尉后面，用削甘蔗的刀从校尉身上割下一块肉，扔给街上的狗吃了。
一般说来，因为忍无可忍爆发的民变偶发性很强，但经历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官差往上禀报时一定会夸大，加上“有组织有预谋”之类的话，不如此就显出自己办事能力太差，也难引起上面足够的重视。江南民变后，据《明史·周顺昌传》记载：“东厂刺事者言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本来民变的人在周顺昌的劝说和地方官的安抚下，已经平息了，但办差事的官人一定要如此渲染。
夸大其词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那些做恶的人有些恐惧感。“自此缇骑不敢出国门矣。”《碧血录》载，当初魏忠贤并不愿意和所有的东林党人都交恶，他无非想报复上疏说他罪恶滔天的杨涟等几位，但投靠在他们下的群小各有自己的仇人，于是唆使他将东林党人彻底除根。当魏忠贤接到巡抚苏、松一带的干儿子有关民变的禀报，有些后悔与害怕，召集朝廷的亲信官员训斥道：“财赋尽在江南，他们真的造反了怎么办？”
魏忠贤不识字但心里明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朝廷那些高级官员跪在他面前，许久才说了一句：“有儿子们在，请放心。”五位义士为了不连累别人，主动去衙门投案，指着巡抚说：“你们陷害周先生致死，官大人小；我们为周先生而死，百姓小人大。”搞得巡按不知如何应答。史载“大辟处决，五人颜色不改”。
魏忠贤看到江南一带的民意如此，心里很埋怨监督苏州织造的李实的上疏激起民变，心里有一种恐惧感。而同样是太监的李实害怕由此彻底得罪了魏忠贤，自己性命不保，于是在苏州修建生祠，拍魏忠贤的马屁，安慰九千岁一颗恼怒的心。果然很受用，魏忠贤没有再追究李实。
为魏忠贤修生祠始于浙江巡抚潘汝桢，太监李实在苏州跟进，随后相望成风，天下拍马屁的官员争相效仿。一座座富丽堂皇的生祠遍布全国，纪念馆里，魏忠贤被宣传为和孔子、孟子一样伟大的人物，监生陆万龄竟然上疏请求在最高学府国子监里为魏公公修生祠，将魏忠贤和孔子一起祭祀，不知道孔夫子在地下知道门下儒生要一个太监和自己平起平坐，将作何感想。
大约魏忠贤满耳都是阿谀之词，渐渐地就把这些表演当真了，就如袁世凯以为中外民意都希望他当皇帝一样。在赞美声中对民怨爆发的担忧消除了，以为巍峨的纪念馆就能压住天下人的愤怒，自己便可以永享太平，远离恐怖，这实在是一种荒谬绝伦、掩耳盗铃的自我欺骗。不到一年，崇祯即位，魏忠贤上吊自杀后，尸体被千刀万剐，侄子和子孙都被处死，那些生祠，当然也就沦为和厕所一样的东西了。
魏忠贤的恐惧与修生祠（2）
五位义士就义的苏州，魏忠贤的生祠刚刚竣工，被当地人很巧妙地进行废物利用，在生祠的原址上埋葬了五人，《五人墓碑记》中有记载。
《碧血录》里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说有人认为这生祠是给大奸臣建造的，现在成为五位义士的墓室，太不合适。另有人则说：“（魏忠贤生祠）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毁去，过者唾骂。其视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宜两存，永留忠义如线，开富贵场中冷眼。”——这就是忠义和奸邪的对比，同一座生祠成为义士的纪念碑和民贼的耻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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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吏的选择和下场（1）
凡虎狼作恶，必借其爪牙。历史上的暴君奸臣害忠良之士，必定会通过恶吏实现，他们一般不亲自动手。高太尉陷害林冲，先有陆虞侯设局，后有董超、薛霸在野猪林差点让林冲“非正常死亡”，幸亏鲁智深一路护送。董、薛二人不死于花和尚的禅杖下，终死于燕青的箭下，这由施耐庵编出来的故事，符合一般中国人所谓报应不爽的善良愿望。
明天启年间，魏忠贤秉权，陷害东林党人，也有几个亲手将杨涟、左光斗等人秘密杀害在狱中的恶吏爪牙。有关明代的史书，记载这些人的死，都有一句话“死诏狱”，也就是说，不经过审判，就不明不白地被监狱里的恶吏给害死。狱吏害死人，在我国可既有传统又有技术含量，《水浒传》中的武松刚充军到施恩父亲管理的监狱中，先来的狱友就给他详细地介绍了狱里让犯人非正常死亡的种种办法。
天启四年（1624年），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等几个对熹宗皇帝顺利登基有非凡贡献的官员被魏忠贤指示锦衣卫都指挥许显纯抓进监狱——这个监狱不归刑部管理，也就是说游离于当时的司法制度之外，所以格外可怕，除顾大章之外，其他五人都被狱吏秘密处决。
第二年，免官回到江南闲居的几位君子又被东厂抓回大狱，秘密处死，其中包括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
杀死这些忠良的恶吏都是同一伙狱卒，也许他们想立功的心愿太迫切，也许以为秘狱之下，无人可知。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东厂想出一些办法防止监狱黑幕被外泄，比如每次家属探监并交纳“赃款”时（这些人无一不是被诬陷为贪污，且由东厂的人篡改供词，证明他们是大贪污犯），让家属跪在犯官十步之外，并用官话而不能方言交谈。可有一个叫“燕客”的侠士，同情这些被冤枉的人，花重金买通监狱的人，穿着狱吏的衣服，混进监狱，详细地记录了这些东林党人被刑讯逼供和冤杀的过程。
燕客在《天人合征纪实》中记录：“（七月二十四日）是夜，三君子果俱死于锁头叶文仲之手。叶文仲为狱卒之冠，至狠至毒，此则颜紫（有的史书记载为颜咨），又次郭二，刘则真实人也。”几天后，袁化中和周朝瑞死在颜紫和郭二之手。一年后，黄尊素等君子也死在这三人之中。
而那个被燕客称为真实人的狱卒刘某，不但没有参与杀人，而且一直在暗中帮助这些被冤的文臣和燕客。如唯一没被暗杀而自缢的顾大章，本来也在被秘密处决的范围，刘某事前告诉燕客：“堂上已勒顾爷死期矣！期甚迫，奈何！”后在燕客的运作下，花了很多银子，也因为阉党顾忌舆论，不敢让六人全部不明不白死在监狱，最后顾大章唯一经过刑部堂上审讯，尽管也被判处死刑，但顾把六人在黑狱中的遭遇公布于世。
叶文仲这类恶吏为之所以敢于为恶，不外乎两点，上司的胡萝卜加大棒。他们要立功要晋级要混得更好，他们为恶的时候几乎希望所有的人都沾上鲜血，如王伦让林冲杀人作“投名状”才能入梁山。如此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则彼此捆绑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三个人先后分别充当黑手。那么，我可以猜测，“真实人”刘某在他们中间，肯定是不得志甚至被排斥，这个人的下场如何没有记载，但刘某的存在让我的心不至于太灰暗，以为那个制度下不为恶就没法子生存，其实道路还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叶文仲、颜紫的下场是史有明书的。崇祯帝上台后，阉党被剪除，被冤杀的诸君子被平反。这些东林党人的遗孤跑到京城来为父亲鸣冤叫屈，十九岁的黄宗羲当时满腔悲愤、血气方刚。他在《思旧录》中记载，他和周朝瑞的儿子周延祚，硬是将害死他们父亲的叶文仲、颜紫两人逮住活活地捶死。
叶文仲这样的恶吏当年行凶时难道就没有恐惧感吗？非也，他们只是在利益诱惑和上司的压力下为之，也知道这是伤天害理的，也想过退路。杨涟被杀后，他生前留下血书藏在枕头中，他在血书中写道：“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有哉？”血书最开始被恶吏颜紫获得，他拿着血书对同事说：“异日者，吾持此赎死。”
恶吏的选择和下场（2）
但颜紫等恶吏终于没能“赎死”，既然为恶，就不应该心存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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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清查阉党，收拾民心。当年威风八面被称为“九千岁”的超级大太监魏忠贤，被迅速地解除权柄，抄家没产，流放到安徽凤阳的祖陵守陵——这是明代皇帝对犯严重错误却饶其性命的皇室宗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