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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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采集。我们又希望数年以后能在广州发达南洋学：南洋之富于地质生物的材料，是早己著名的了；南洋之富于人类学材料，现在己渐渐为人公认。南洋学应该是中国人的学问，因为南洋在一切意义上是“汉广”。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48
第15节：
傅和梁处在当时类似的客观条件下，都同样重视实物史料，但傅认为尽可能开放地收集不同的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关键，而梁则从一开始就受史观影响，对史料收集有极强的选择性。二者也都为民族主义情感所驱动—傅斯年的文章以“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结尾。但傅在历史研究上，其民族主义理想集中在使中国的“东方学”称雄世界，而不太有自己的学术产品被用于“实践”的问题。而梁的民族主义不光要提升自己从事的学科的水准，还期待自己的学术产品成为工具，被中国建筑师们用在创作实践中，以实现中国建筑的现代复兴。当然，二者从事的领域不同，我的比较不可能精确化，我也无意对二者下任何褒贬判断，只是想通过粗略对比来建议：在当时，另一种建筑史学仍是可能的。
我对汉宝德和夏铸九的回应是：另一种可能，也可以来自我们自己读解梁及其同仁著作的方式的转变。汉和夏倾向于将梁的各文本当作完整、自足的作品孤立地阅读，确实如赖德霖指出，对1930—1940年代的历史语境重视不够。而我则更进一步，建议一种更贴近当时语境，更开放、更动态的“在路上”读法。我前面已经分析，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直有特别强烈的建立一个完整的、近乎封闭的中国建筑“体系”的愿望。但在我看来，他们在十几年的研究过程中，实际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要远比他们想建立的体系丰富得多。如果我们“一头一尾”闭合起来读—将梁和林1932—1935年的一系列理论文章与梁1944—1946年的两部建筑史著作放在一起，确实很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从理论构筑到史料填充的诠释结局，从而再次强化梁和林史学的“体系性”。但我们应有意打破孤立、静止、“体系化”的读解模式，转而重点考察梁和林早期搭建起建筑史观念体系之后，各种“异质性”的社会因素和学术产品如何与他们的体系产生张力和冲突，甚至如何“溢出”他们的体系。我们甚至不再将梁及其同仁在1932—1946年间的任何一篇写作，当作终极、完整、自足的作品；而是把它们看作十五年坎坷旅程中不断产生出来的有着多种质地的片段，把这一系列片段放到十五年间时代的动荡与作者个人心灵、智识的挣扎过程中读。如此，梁及其同仁的写作会绽放出更多的，甚至是全新的意义。
要实现“在路上”的读解，我认为首先很重要的是，我们不光要将“语境”泛泛地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还要真切体会他们当时“在路上”的研究状态。今天坐在学院办公室里，或乘坐波音飞机和空调大巴旅行的我们，切不可忽略梁及其同仁们当年在驴背上颠簸的情形。他们的研究，既然建立在实物调查基础上，便不仅受抽象的文化理念驱使，还受当时当地各种具体的物质条件限制。营造学社以北平为中心，对河北、山西、河南等地进行调查，其中也许有“北方官式建筑中心主义”观念的制约，但另外两个时空因素不可忽视：一是紧迫的日程，“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1936年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愈益暴露，华北局势日趋紧张，梁与同仁要赶在日本入侵之前把华北、中原地区最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调查完毕；二是出行的困难，比如，从北京到宝坻县，今天不到两小时的路程，在当时要动用各种交通工具奔波一天。49
要真切体会他们“在路上”的状态，有一部分文本材料特别值得我们珍惜，那就是梁及其同仁对田野调查旅程的记录（图9）。在1932年《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以下称为《宝坻县》）调查报告中，梁思成意识到“旅行的详记因时代情况之变迁，在现代科学性的实地调查报告中，是个必要部分”。50自此以后，很多营造学社的田野调查报告都遵循一种格式：在考察概况、建筑详细分析、结论三部分前，先冠以调查者的旅程记录，称为“行程”、“纪（记）游”或“纪行”。这一篇篇旅程记录，生动地记录下当时的时代气氛、环境条件，以及研究者们的学术理念和心灵波动。它们一方面上承中国笔记史学传统（如宋代的《梦溪笔谈》），另一方面成为与他们的建筑史研究成果相平行的，关于1930—1940年代中国社会史和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珍贵材料。
第16节：
这些报告中，有些穿插着对外部环境和研究者心理的细腻刻画。比如，在《宝坻县》的“行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清晨上路时北京六月阳光“迫人的热焰”，听到“两千多只猪惨号声”（东四牌楼长途汽车站设在猪市当中），体会他们的车子在路上陷入泥泞的挣扎，感受他们到了广济寺三大士殿，看到里面有人在为驻扎在当地的骑兵团轧马草，致使所有佛像“全在尘雾迷蒙中罗列”的心痛。而终于，我们也得以分享他们抬头看到殿上部的“彻上露明造”做法时，所体验到的“先抑后扬的高兴”和“奢侈的幸福”。51
有些则记录下了时局动荡给调研中的学者带来的心灵焦灼。如《正定调查纪略》的“纪游”记录了1933年4月，梁思成趁“榆关事变”后的片刻安定，赶紧带莫宗江去河北正定调查的经过。该篇文字从头到尾都笼罩在战争逼近的阴影下。他们在路上花了一天，“沿途接触的都是些武装同志”，到了正定。第二天他们在隆兴寺转轮藏殿看到与《营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栱和许多精美奇特的构造，“高兴到发狂”。可是，刚刚兴奋地工作了两天，
得到滦东紧急的新闻，似乎有第二天即刻回平之必要。虽然后来又得到缓和的消息，但是工作已不能十分的镇定。原定两星期工作的日程，赶紧缩短，同时等候更坏的消息，预备随时回平。52
他们加紧工作：
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在转轮藏平梁叉手之间，或摩尼殿替木襻间之下，手按着两三寸厚几十年的积尘，量着材梁栱斗，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多遗漏，不竟感叹“东亚和平之保护者”的厚赐。53
就这样匆匆忙忙干到第六天晚上，他们赶去车站等夜车：
站上有整列的敞车，上面满载着没有炮的炮车，据说军队已开始向南撤退。全站的黑暗忽被惨白的水月电灯突破，几分钟后，我们便与正定告别北返54
一方面时局急转直下，一方面他们在古建筑遗物调研上进展迅速。这两方面最终汇聚到一个最富戏剧性的瞬间。前面提到1932年梁思成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中表达了对唐代建筑的神往，但并不能确信还能否在中国找到唐代遗构。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纪玉堂一行四人，终于在五台山发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唐代木构—佛光寺东大殿。梁思成于1944年流亡四川李庄时写下《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其“记游”这样回忆道（当时在困难状况下，为节省篇幅，用了文言）：
乘驮骡入山，峻路萦廻，沿倚崖边，崎岖危隘，俯瞰田畴。坞随山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旅途僻静，景至幽丽。至暮，得谒佛光真容禅寺于豆村附近，瞻仰大殿，咨嗟惊喜。国内殿宇尚有唐构之信念，一旦于此得一实证。55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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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他们接下来花了几天实测佛光寺，“工作至苦”，但每每为发现年代证据和精美构造而惊喜。梁的文字也时常透出深深的悲哀。比如，他们惊诧于佛光寺文殊殿中有一根长达十四米的大梁。一小童引他们登后山丛林中，告诉他们该巨材取自那里。他们却看到，“今林无巨木，幼树离离，终未敢置信”。还有，他们登山到佛光寺后坡去看一座“左右萧条，寂寞自如”的墓塔，发现“佛教迹象，如随高僧圆寂。唐代一时之盛，已渺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56
发现佛光寺东大殿这“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成为梁思成及其同仁十几年的田野调查中最辉煌的成就，而此时也恰恰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图10）。正当梁等四人还沉浸在发现唐构的喜悦中，在晋北一路考察寺庙，到了代县，工作了两天后，才知道五天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已经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梁等只好匆匆辗转返回北平，于9月流亡西南。在1944年梁写《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时，惘然不知当时佛光寺的命运：
当时访胜所经，均来日敌寇铁蹄所践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
今晋省沦陷已七年，豆村曾为敌寇进攻台怀据点。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吾人对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惧忧惶，又宁能自已。57
深具悲剧和讽刺意味的是，1937年抗战的爆发，逼迫梁和营造学社部分会员南迁，经长沙，到昆明，又到四川南溪县李庄，反而给他们开辟了新的田野调查的地域空间—云南、四川、陕西和西康等省诸多市县，也使他们的视野向更多的建筑类型、文化开放。比如，1940年6月，位于昆明的营造学社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委托，派刘敦桢负责调查西南诸省古建筑和附属艺术。该调查从1940年7月开始，1941年12月结束。1942年4月，刘在他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中回顾道，在上路前，他必须得在学术理想中的广阔的“西南”概念与实际可操作性之间权衡。刘的心灵挣扎文字摄人心魄，值得大段
引用：
受事之始，窃以西南诸省之涵义，在地理上，系指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五省而言位于此面积内之建筑，依其结构式样，大体可别为汉式与藏式二类。其分布情况，则藏式建筑随藏族之繁衍与喇嘛教之传播，约占西康省之大部，与四川、云南二省之西北部。除此之外，凡川、康、滇、黔、桂五省所辖范围，俱隶属于汉式建筑系统之内。然同为此式之建筑，复因地理、气候、材料、风俗及其他背景之殊别，产生各种大同小异之作风。每种作风又随时代之递嬗，而形成若干变化。故吾人欲于短期内完成详尽而系统之调查，殆为事实所难许可。58
我们可以想象，以刘开阔的地理、文化眼界，如有足够条件，在调查实物史料上，一定也会与1928年刚在广州和北京成立史语所的傅斯年一样，有并吞八荒的气概。然而1940年的刘，面对的却是山河沦陷、国将不国的危局。“书生何以报国？”—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激动地向中国知识分子们提问。流落边陲的刘敦桢的回答是，只要还有一丝可能，不管多么艰难，他都要坚持上路，继续他的田野调查：
然语其大要，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