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敌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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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触动了我学术创新的神经，激发我研究信息战的灵感。
在20年前也就是我创造信息战理论的时候，被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称作是一个梦想：一个信息战的梦想！梦一般都在入睡以后做的，但别人说我研究“信息战”，提出“信息能作战”是白日做梦，有的人更刻薄，说“沈伟光想成名成家先成神经病了”。
1985年对军队来说有一件大事，就是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作了正确分析后，认为世界大战在较长时期内可能打不起来，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于是对我军建设指导思想作了战略性调整，军队从过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小平同志的判断和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切。但我当时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国家全局来讲，军队要“忍耐”，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而作为军队自身来讲仍然应该以战争为中心，脑子里要有战争这根弦，时刻准备应付战争危机，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更不能直接参与经营活动。在当时国际国内大气候下，要能认清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没有爆发传统意义的世界大战，一些资料还表明，战争形势有趋缓的迹象，和平因素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对军队来说，感到自身的地位作用下降了，潜在的敌人似乎没有了，部队训练中假想敌也找不到了。那么，世界真的是天下太平了吗？
1985年前后，对国内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件事，信息化浪潮开始冲击全球，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征兆开始出现，信息的魔力体现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我想，新的时代必然伴有新的战争形态出现。尤其是当时，美苏对抗、东西欧对抗，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异常激烈，却没有爆发传统的大战，却在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等“寂静的战场”展开激烈的鏖战。尼克松有一段话使我深思，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开始，”“今天有一个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广大的中间领域，……我们必须在这个领域内同对手交锋”。第一句话比较好理解，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第二句话连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那么是否存在着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战争呢？
上述这些思考，形成了那个时期我研究的三个问题：
第一， 能否设计一种“文明”的战争；
第二、战争趋向缓和，是否天下太平，还是以其他形式展开：
第三，信息时代到来，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是否也在改变人类使用暴力的观念和方式，是否会出现新的战争形态？
带着这样批评的眼光，带着这些不可思议的问题，开始了对信息战的研究。《信息战》这本书写得很快，1985年底就完成了，但出版周期却用了5年，其间的坎坷是无法言表的。这5年，我只发表了一篇散文、一篇诗评，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完善信息战理论。学术界的朋友们说，沈伟光失踪了。
应该说，我在提出信息战理论时，确实带着美好的梦想，是把它作为一种文明战争、理想战争来设计的。
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梦”的专家是奥地利人弗洛伊德，这位出生于1856年的犹太藉神经病医生被称为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他的《精神分析引论》、《梦的释疑》非常著名。他认为：虽然每个健康人都做梦，但同时“梦”又是一种神经病的症状。在座的各位都做过梦，有的一晚要做好几场梦。我们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想一个人了，晚上会做“春梦”；白天干坏事了，夜里会做“噩梦”。我做的最恐怖的梦，是考试的梦。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考试这一说，在文革时期，高中学历至今，所以最讨厌考试。而200年前一位女人最讨厌喝水，这位得了癔病的女人在连续六周不能喝水的情况下找到了弗洛伊德，按照弗洛伊德的研究和实践，一些神经病症状是可以通过“做梦”达到治愈。于是弗洛伊德给她用催眠法治疗。在催眠状态中，她诉说了童年时，看见女家庭教师用杯子喂她的狗喝水，从而产生厌恶。弗洛伊德通过谈话和暗示，让这位女病人尽量发泄这此事的愤怒情绪。此后，她不能喝水的怪病从此消失了。这种所谓的“谈疗法”后来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基础。我们现在讲的心理咨询，心理精神卫生，都是从这里延伸开来的。我们讲“七分精神三分病”，意思是许多病是精神因素造成的。按照洪昭光的观点，这是国内很著名的保健专家，治病70％靠精神疗法、22％靠食疗、剩下8％才是药疗，这话有一定道理，许多病是吓死的。我这么胖，前几年检查各种指标都很正常，为什么？因为我开心。比如喝酒，酒量不大，但我真要喝起来也敢喝，喝了以后就渲泄一下，当然不是打架发酒疯，就是话比较多，有的人听了受不住。我才不管呢，我要不说，我就受不了，会郁闷，会得癌症。
信息战是一个梦想，是一个全新的战争概念，前无古人，外无洋人。写作《信息战》时，光书名就想了一大堆，今天流行的名词“信息战争”、“信息作战”、“制信息权”、“信息斗争”等等都想到了。如果我不能自圆其说，那么真的成了神经病了。
为此，我提出了了三种假设：
我首先建立了一个非暴力战争的模型，把信息战设计和武力战剥离出来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对战争等于暴力的公式提出质疑，认为信息空间指由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复合发展形成的看不见的空间，这一属性决定了信息战必定是一场无形的战争，战争可以不流血。
其次，提出信息战攻击的对象是信息边疆。1995年以后又提出信息边界的概念，对信息边疆的概念进行了完善，认为信息边界是战争形态演变与发展的结果。第五维战争——信息战的出现，必然把我们的视线引向新的战场形态和新的疆域形态，探讨新内涵的国家边界。
再次，设计了信息联盟的构想。信息联盟是一种跨国界、跨地区、跨种族，以信息的需要为主旨的联合体，信息是联盟组合与解体惟一的目的，它的成员是散居在世界各地具有各种文化传统的各种性格的人们，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出现更为隐蔽、更为便捷的信息联盟，不受国界、地域和政府的控制，完全由民众自己来掌握。
另外，还提出许多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观点，如信息工厂、信息警察（现在称网络警察或电脑警察）、信息化军队（现在称数字化部队）等，对信息战理论的建立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目前看，信息战较之传统武力战要文明得多。但随着网络世界的形成，信息战的高度发展，它的危害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1985年我曾预言，信息战把战争推到悬崖边，其危害比核武器还要大，当时只是一个预感，就把它写进书里去了，现在看这种判断还是比较正确的。
还有，我认为我当时提出的概念还是比较客观的：广义地指对垒的军事（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一切领域）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主要是指利用信息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行动；狭义地是指武力战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夺取制信息权。因为“信息”这个名词，相对于时代来讲，是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对应；就社会形态而言，又是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呼应；同时，它又是与物质、能量相提并论的人类必需的三大资源之一。考察信息战，只有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才能揭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
1985年，军队整编，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合并；前线正在打仗，所以当司令员专职秘书的日子很忙，每天仅文件、批件、信件三大件就忙得不可开交。傅全有司令员从云南前线到成都军区报到时，万海峰政委率成都军区有关领导在双流机场迎接，排了一长队，很壮观。到北较场军区第一招待所吃了晚餐后，就在礼堂召开欢迎大会。记得傅全有司令员1500字的讲话稿还是我在专机上誉写的。（见文件原稿）在开会前，万海峰政委还专门走到我的座位旁说，在北京开军委扩大会期间，傅司令就说只带一个小秀才，原来就是你啊！从那以后，我对万政委就感到特别亲切。（见附图：万傅在机场）第二天，我就随傅司令到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上班，我与原成都军区王诚汉司令员的刘秘书在一间办公室。当办公室瞿主任领我到办公桌前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办公桌上铺满的文件有半米高。整理文件，成为我秘书生涯的第一件工作。接下来就要准备一周后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傅司令的讲话，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从办公桌上的文件堆中帮傅司令提炼出这样一篇重要讲话。现在想想都后怕，军区有写作班子，但自己不知道高层机关的操作程序，吃了不少苦，1米76的个头体重只有55公斤，但确实长了不少见识。而且当时还与傅司令同住招待所，真正实现了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要搞自己的研究只能利用车上、枕上、厕上来思考，会上、晚睡早起和休假等业余空闲时间写作。
当我写出22万字的《信息战》初稿时，最大的难题还是出版。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解放军报社的曾光军和李炳彦两位老师。当我的《信息战》遇到出版困难时，望着塞在抽屉里的手稿沮丧时，我想到了曾光军。他建议我将主要观点抽出来，先写一篇文章，在《解放军报》他负责的“学军事”版上登一下，为此，我们通过很多封信，经历了半年多，他非常惋惜地通知我，李炳彦编好的稿还是被“枪毙”了，原因是一些领导说，“初看还可以，但越推敲越没有把握”。当时我很沮丧，现在想想非常能理解，毕竟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
后来，我又去信，认为这个课题很重要，是一种创新理论，军报应该报道。曾光军与李炳彦商量后，决定特例为我这个小人物作了高规格的报道。1987年4月17日，解放军报第三版上，一则《沈伟光著文论述——<；信息战的崛起>；》的新闻稿发表了，这应该是中国第一则关于信息战的信息，全文如下：
83016部队沈伟光在近期撰写的长篇论文《信息战的崛起》中指出，信息将是未来维持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生产活动的重要资源，甚至比能源及资源更重要。当“信息革命”的浪潮不断撞击到军事领域的城堡时，信息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逐渐由从属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由此为信息战的崛起铺垫了道路。
文中以大量论据，阐述了信息战是现代战争的本质特征之一。作者把信息战作为一个战争概念，将信息战从形态、时态、规模、范围和内容上来划分，认为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就形态而言，有“无形”和“有形”之分；二是就时态而言，有“永久性”和“暂时性”两种；三是从规模上说，可分为“无限性”和“有限性”；四是从范围上讲，有着“广阔性”和“区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