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敌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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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西通电话，当时他正在书市买书，他也说好。马亚西是军事科学院战役学硕士，1998年3月我在军事科学院举办第一次讲座时认识了他，他当时提了很有建设性的问题，印象很深刻，之后又采访了我，出版有中国第一本《网络战》专著。一周后，我从杭州回北京，当天晚上就约解玺璋、马亚西和新华出版社的吕仙珽、陈洁，大家一拍即合，定名为《国防教育丛书》，丛书出版前经光明日报社记者李志伟的提议改为《新军事参考丛书》。2002年元旦，为使丛书能够在1月8日的全国书市上推出，新华出版社图片编辑部的全体同志都在深圳加班，非常辛苦。我的影响力、解玺璋的策划力、马亚西的组织力，新华出版社的品牌效应，珠联璧合，《新军事参考丛书》两年多时间出了14部，还在工人出版社出了《未来战争研究丛书》4部。
2003年是我出书最多的一年，出版了专著1部、编著9部，还有大量的书在组织编撰中，新华出版社7月出版了255千字的《解密信息安全——沈伟光文章集（四）》；新华出版社8月出版了150千字的《电子军务》、150千字的《信息边疆》、150千字的《信息化战争》、150千字的《信息化军队》、150千字的《论中国军事变革》；工人出版社9月出版了205千字的《一个人战争》、198千字的《零伤亡战争》192千字的《不规则战争》、202千字的《信息时代核军控》。我常与朋友讲一句话：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我在北京工作过的单位，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都是些与经济打交道的部门，当了10年整的部长专职秘书，但我从来没有利用这些便利来获取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利益，在北京的花费全部靠写作换来的。我认为，成功的写作确实能够达到有名有利的境界，能够立德立功立言！
2004年，关于战争研究方面的书藉，只有专著1部、编著1部。这一年，由于我调浙江档案局工作、解玺璋出任同心出版社的总编、马亚西转业到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很难碰在一起了，《新军事参考》丛书的编撰工作走入了低谷。2005年1月新华出版社推出我202千字的《2010信息灾害——发展中国家生存战略》。同时，新华出版社也推出我主编的第14本《新军事参考》，这本170千字的《中国信息战》也许是这套丛书的封山之作吧！
但是这一年对我来讲，也许是我学术研究的新纪元：我与余贤群和骆永华合作的一套新的丛书《经济新参考》已于2005年1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第一辑的4本专著：《物流第三利润源》、《灵动商务收回渠道分享的利润》、《休闲经济》和《虚拟经济》；同时我与吴玲和何力迈合作的《档案参考》丛书也已启动，于2005年5月推出5部：《智识分子》、《成功企业》、《海上旧事》、《先锋理论》和《信息陷阱》。这两套丛书在国内图书市场产生较大的反响，经济效益也很好，第二辑也分别在编辑过程中，未来会有更大的收获。
罗列了那么多的书名和文章名，读者看看都嫌麻烦，何况这1000万字的内容要研究出来、写出来、出版发表出来，这个程序的繁琐和过程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我做的这项研究，世界上尤其在中国，是很少有人愿意涉及的，除非是职业人士，因为这是他们的饭碗。但我认为值，人类社会两大问题，一是和平，一是发展。
人类经常为发展问题所困挠，什么“悲观派”、“乐观派”，“增长的极限”、“零的增长”、“可持续发展”等等，我认为都是学者们的无事生非，有的理论是发达国家学者迎合统治者炮制的、愚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类的生长与归宿，地球的成长与消失，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在保护或破坏人类和地球生存环境等问题上，人的力量和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主要取决于大自然的因素。所以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述实在是真理！人类和地球赖以生存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今天就去考虑几十亿年后的问题实在是杞人忧天。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连吃饭等基本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还谈什么“零的增长”。所以我认为，发展问题应顺其自然，宇宙能否容得下的事和物，她自然会有测算的标准。
人类应该管好自己的事，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和平的反面是战争，只要把战争研究透了，控制住了，和平问题就解决了。
我经常幻想我们的学者都有一种忘我无私的境界，那么控制战争的思路是否会早些出台。然而，现在许多军队学者热衷于出书搞讲座，当电视明星，有的甚至到社会上扒金，还美其名曰搞国防教育，但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些评论和讲座在军队是否有市场，对军队建设是否有启迪？否则的话是否是不务正业？有的学者没有参加过一天战争，缺少最基本的同情性，见了战争很兴奋，围着电视忙评论，点评战争像点评一场体育赛事那样很随意，不负责任地夸夸其谈。有的孤芳自赏，搞大体系，放马后炮，文人相轻，缺乏合作精神。
作为一个老百姓，一个业余爱好者，我出版发表的有关战争研究的专著文章都是原创性的，从不炒冷饭，而且全部是利用业余时间，没有花国家的一分经费。我也经常登上军队的讲台，如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炮兵学院、兰州军区、成都军区，但我的讲座从来不重复，而且从来不收讲课费，有时实难推却我就将这些讲课费买成书赠还给他们，我深知军队训练经费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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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
1995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篇更重要的文章，题目早就是想好了，就是：信息战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及战略对策。但一直无从下手，甚至对信息战产生疑惑：
信息战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其实，这个问题从1985年开始研究信息战，我始终没有把它弄明白过，信息战研究愈深入愈是糊里糊涂！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这以后突然冒出许多信息战专家，把信息战炒得沸沸扬扬，新概念新理论像闹肚子一样，一拉一大堆，闹得我常常是云里雾里，只能靠边成为业余爱好者了。
还有一个方面，信息战的快速发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和控制，实在难以给它一个确切的说法。
记得我刚提出信息战时，许多人把我当神经病，信息能作战要军队干什么？一旦信息战由梦想到现实，马上成为家军事家和政治家们最时髦的战略构想，以及全社会最吸引眼球的话题之一。我讲演时经常举一个例子，说有些人物居然将我这个信息战专家与性学专家混为一谈。现在，有关信息战的中文网页有近10万个，与信息战相关的信息安全的中文网页有1000多万个。在我国的中学课本、《新华字典》等普及性书刊中，都有对信息战的介绍。
今天，信息战改变着人类使用暴力的观念和方式，实现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历史跨越！
1998年4月，兰州军区请我去讲演，当时汇报的题目是：迎接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伟大挑战，实现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的历史跨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挑战：新军事革命背景下的信息战浪潮。第二，目标：实现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的转变，首先谈了对信息战的认识；其次研究了信息战的要素、本质和形式；还分析了信息化战争对传统战争的主要突破等。第三，对策：建构中国的信息攻防战略，提了三点建议，一是充分认识信息战，确立新的战争观；二是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建构信息时代的国防安全体系；三是深化军队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军队等。整整6年过去了，大家只要从我1985年提出的信息战、信息化军队、信息边疆等理论中，以及近20年来出版发表的53部书、近千万字的文字中都可以看出，我的研究精髓已被吸纳进军队甚至党和国家的文件中，我的许多观点和建议都已被决策层采纳并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我军必须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如何完成“双重历史任务”，实现具有我军特色的跨越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性课题。在这样一个大课题中，一定有一些灵魂性的课题，能够纲举目张。我个人认为，信息战就具有这样特性的重大课题！
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在这样一场世界新军事变革浪潮的冲击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发展信息战，正确制定和运用我们的战略，对实现具有我军特色的跨越式发展意义重大！
当前，学术界、指令部门及操作、实践机构，都对信息战问题投以极大的精力和财力，但仍是两张皮：一张皮在纸上谈兵（就像我这样的，玩嘴皮子的），老是在概念上颠来倒去；还有一张皮在那里闭门造车，以至力量分散，资源浪费。我一直在思考解决方案，正好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请教。
信息战是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新出现的一种战争现象，是相对于火力战的一种新战争形态，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战争形态。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军事学术界把“信息战”概念淡化了，而是强化了“信息化战争”的概念。我始终认为，我们仅仅把“信息化战争”作为一种新战争形态，而把“信息战”作为一种作战样式，这样的认识有缺陷，主要原因还是以纯军事或纯技术观点来看待信息战问题。2000年，我在解放军电子工业学院讲演时就提出，“信息化战争”不是一种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一般只在武装集团之间展开，狭义上的信息战也可以是信息化战争中的一种作战样式。我认为，农业时代的主要战争形态是以冷兵器为标志的肉搏战，工业时代的主要战争形态是以机械化战争为标志的火力战，信息时代的主要战争形态是以信息化战争为标志的信息战。所谓的信息化战争是泛指战争的信息化，严格意义上仍属机械化战争形态的范畴，信息战的含义宽泛得多，是有形战争走向无形战争的飞跃。广义上的信息战指国家集团间的信息对抗，涉及到社会一切领域。这类信息战，并不只是我们军队要面对的课题，地方都在研究，他们遇到的现实情况比我们军队更复杂、更严峻。信息战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军事领域，而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当然，信息时代的战争与工业时代的战争一样，也是几种战争形态并存，互为交叉渗透。对战争形态的判断，科学的态度是不要过早结论，以免造成被动。
我的观点是，当今军事领域正在实现的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跨越，是人类战争由肉搏战、火力战向信息战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当然这是我的一管之见，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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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奥国
1998年春节过后，有一位20世纪30年代到中国参加革命的奥地利老人——傅莱同志找到我，当时他住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