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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左手翻史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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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位将军对皇帝车驾的“逢迎”,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简单的趋炎附势,见尊而谄媚,这不太可能,因为他们都是优中选优的干才;另一种,则是有意成全,刻意用自己的无能反衬出周亚夫的严整——皇帝要看,就给他看看虚实利害,不能忘了,咱们都是当年周老侯爷使出来的。
  所以,这场戏自始至终,文帝看明白了:周氏家族仍是军事系统的老大,这位周将军确实也有些本事,而且性格当仁不让、霸气十足。
  皇帝乐得顺水走船,成全周亚夫,当场给足面子,还了当年对周老侯爷的刻薄处置而在周家身上欠的人情债。
  刘恒在位二十多年,什么大风浪没见过?他曾经一纸书信,就让南越王赵佗率其数十万兵马甘心俯首称臣。青头周亚夫,在细柳弹丸小营里摆摆排场,就能把他震住,你信吗?
  细柳营中一场略显做作的表演,其幕后厉害渊源如是。过了一个月,朝廷就把周亚夫提升为中尉,掌管京师治安。
  又一年之后,文帝驾崩,临终告诉太子刘启:周亚夫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景帝刘启即位,马上加封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在军事系统的排名进入前五。
  算算,不到两年,周亚夫就从河内守升为车骑将军。这是什么速度?
  这是权术的速度!
  其转折就是“细柳故事”。
  汉文帝擅长的,绝非普通的权术,而是黄老之学的绝顶神功,是绵里藏针、翻云覆雨、降龙伏虎的帝王心术。其子景帝,心术一如其父,而刻薄多疑胜之。
  再看看周亚夫。此人杀伐决断,冷酷无情,与他之前的白起和他之后的杨素、年羹尧相类,都是倾向于把手中掌握的军政资源价值利用到极限的强人。
  让这样两个人同台,必然发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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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下)(1)
——景帝为何杀掉周亚夫
  这一篇还是有关初中课文《细柳营》的。上一篇说到汉文帝通过筑营演习的方式选帅,军界借此推出了周亚夫为代表。文帝看到周亚夫的能力和周家在军队中的影响后,就选中他作为自己身后给新君留下的撒手锏。于是,周亚夫在景帝朝被任命为中尉,拜车骑将军,即京城警备司令,并节制御林军的一部。
  景帝即位不久,因为文帝朝把太多的军政资源罗致给本家兄弟子侄,而这些诸侯王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又与政风刚猛、主张削藩的“景帝…晁错”改革组合激情碰撞,结果,刘氏后院起火,七国之乱爆发。这场内乱爆发的最直接因素,是“削藩”没有争取到功臣子弟派和外戚派的加盟与支撑。晁错的背后是当时立足未稳的官吏派(这是一个新兴的政治派系,其先驱是贾谊)。这一派真正举足轻重,要等到武帝朝张汤、桑弘羊的时候。
  景帝初登大位,年轻气盛,不信“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刚猛下药,结果七国变乱遽发时,又应对仓促。周亚夫临阵被任命为太尉,统领一支从各处匆忙拼凑起来的中央军——这支汉兴以来规模最大的杂牌军,共有三十六个将军,周亚夫得把他们一一摆平。
  周亚夫之父周勃当年也曾是太尉,指挥一支百战之师,平定了高祖朝多次大规模异姓诸侯的叛乱,战友、旧部遍及全军。但,景帝和反王们给周亚夫留下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有多短呢?18天。
  这个时间,《史记》似无记载,但是从《汉书》里的表和列传中,可以推算出来。
  景帝三年正月丙午日,由胶西国带头,七国集体处决了朝廷派驻的官吏,朝廷失去对七国所有领土的控制。当月甲子日,吴国20万大军发兵出境,渡淮进入中原,朝廷超过一半的国土失去控制。周亚夫必须率军截住吴、楚组成的主力叛军,避免他们进入关中,威胁首都。
  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七国之乱的共主,是当时已经62岁的吴王刘濞。此人四十多年来收买亡命,厚积薄发,处心积虑,无恶不作。最初促使他决心造反的,是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刘启。在下棋时,因为争棋斗气,刘启失手打死了吴王的太子,后者是被派到长安面圣的。从那以后,老刘即与朝廷不共戴天。
  联合诸王造反后,吴王刘濞的第一个战略攻击目标,是景帝的王弟所在的梁国。
  这里需要讲解一下吴王为什么不直捣长安,而是攻打梁国。
  有人说,因为梁国的位置险要,该国卡在大部分反王的领地和朝廷控制地区之间,所以干掉梁王,反王们的军队才会长驱直入,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梁国再重要,有长安重要吗?当时长安一片混乱,景帝甚至杀了晁错以求缓兵之计,而周亚夫刚刚被任命为太尉(三军总司令),临阵挂帅,他就算是超人,也不可能将短时间内会聚起来的部队打造出卓越的野战能力。所以,直取长安是上策,若不行,则应该攻占雒阳的天下总武器库和敖仓的天下总粮草库,利用这些资源,在反叛地区内完成战略展开,做持久战的准备。
  然而,吴王没有选择上策和中策,而是攻打梁国,取用了下策。大概,吴王被憋得太久了,常言道“长考出臭棋”,所以,他第一步就选错了方向。
  古来造反,有两种套路:一种,我们将其总结为“杀人”战术;另一种,则可以称为“放火”战术。
  所谓“杀人”战术,就是冲入对手的房子,认准户主,一击毙命,至于是从前门、后门、窗户,还是从烟囱进去的,杀人的武器是刀、枪、雨伞还是折凳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结果;而“放火”战术,则是四处点燃对手的房子,趁乱进去一路打砸抢,对方灭了火,我就再点起来,最后不是我被烧死,就是对手被烧死、被累死。
  历史上,使用“杀人”战术的,不乏造反成功的例子:周武王灭商、安史之乱(得手了一半)、女真推翻辽朝或明朝靖难之役等。
  而“放火”战术虽然痛快,却成功者鲜见:陈胜吴广起义、张角的黄巾起义、黄巢造反、吴三桂的三藩之乱、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又杀人又放火的也有,其中朱元璋成功了,李自成则失败了。

《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下)(2)
吴王刘濞采取的就是放火战术。放火也是有可能得手的,关键要有足够的体能储备和耐心,正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于是,周亚夫在行军路上不断替吴王算账:20万大军平推直进,受阻于守备坚强的梁国城下,他们能带多少粮食,带多少辎重?若打破梁国,又能得到多少补给?
  当周亚夫赶到当时汉朝天下的中心——敖仓,发现那里的粮食没有被叛军掠走时,他已经算明白了自己必胜,可以从容按“既定方针”办了。
  什么方针呢?出兵前夜,周亚夫秘密面见景帝。
  太尉说:陛下,为了保住长安,争取大军动作的时间,臣请必要时牺牲梁国。
  景帝点头了,但什么也没有说,那之后,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起码从给周亚夫造成的结果来看,他正是这样做的。
  这便是周亚夫的既定方针,但不一定是景帝的既定方针,皇上毕竟没有给他这样的一张条子。
  按此方针,周亚夫扼制住叛军的要害后,坚壁不出,置遭到围攻的梁国于不顾,只派出小股纵队切断了叛军的粮道。梁国被打得险象环生,几乎陷落,但因为有名将韩安国坐镇,终于逐渐挺住。
  叛军没有军粮了。人马越多,供粮越难,何况补给线已经被切断?
  于是,叛军弃梁国而攻打周亚夫,被已经“炼成”的周家军从容击退,至此全军崩溃。周亚夫趁势追击,吴王被擒杀,诸路反王或灭或降。
  整场反叛仅历时3个月,便被扑灭。
  周亚夫因平叛首功,两年后进位为丞相,因为没有再大的官可以封给他了。
  周家的人再次功高震主。
  而且,被迫做了一次“肉盾”的梁王,恨死了他。皇帝并没有告诉他关于“既定方针”的事。
  所以,梁王想尽一切办法,意在除掉周亚夫。
  此时,对条侯周亚夫的前途而言,最关键的是皇帝的态度。皇帝显得非常敬重他,他也以天下为己任,裁决如流,多谋敢断。
  于是,在废立太子的问题、封国舅为侯的问题、封匈奴降者为侯的问题上,周亚夫都大胆地坚决顶回了皇帝的意见,一如他的“细柳风度”。
  但是,朝廷不是他的细柳营,是皇帝的地盘。景帝和文帝也完全是两种人。
  文帝以柔术治天下,景帝以毒术治天下。
  于是,当周亚夫又一次以“称病”方式给皇帝施加压力的时候,皇帝批准了他的“请辞”,让他回去“养病”了。他一共当了5年丞相。
  和老爹一样,病退之后,周亚夫的命运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天,景帝突然召见他,并赐酒食。
  可是,皇帝给了他一大块肉,却没有给他刀和筷子,和项羽当年给樊哙一匹猪###子一样,只不过这次做成了熟的。
  皇帝看着他:看你能怎么吃这块肉?
  只见条侯,回身对御前侍者说:把餐具给我取来。
  御前侍者回头看皇帝的眼色。
  皇帝笑着说:这样,还满足不了你吗?
  周亚夫脱帽谢罪:恕臣无礼。
  然后,他找个关节告退了。皇帝目送着他的背影说:这个较劲的人,将来我死了,还有谁能管得了他……
  不久,条侯的儿子为他置办装老的陪葬品,其中有些纸糊的刀枪。但,周公子拖欠了运输工的工资,于是,人家揭发周家“蓄谋不轨”。马上就有办案人员来质询条侯,后者一言不发。皇帝看了审讯纪录后,大怒(他怒得何其古怪),说:“办这个人,还需要理由吗?”
  于是,条侯也进了诏狱。皇家司法官廷尉亲自提审他问:您想造反吗?
  周亚夫觉得这话问得太儿戏:你认为,我能用纸糊的刀枪造反吗?
  可是,廷尉一点不觉得儿戏,背着手说了一句极其经典的推断:您纵使不在阳间造反,也是想在阴间造反啊!
  当年,越王勾践曾经对灭吴的谋主文种说:您已经帮助我打败了吴国,可是,我们越国的先王在地下,恐怕对付不了吴国已经死去的君臣啊,我求您下去帮助先王抗击他们的军队。于是,文种被赐死。勾践毕竟是一国之君,没人敢跟他说理,而三百年后,类似无耻的话已经可以从一个普通廷尉的嘴里说出来了,这实在是时代的一大进步。
  对条侯的审讯就此告一段落。
  这时,却突然传出了条侯的死讯:条侯在狱中绝食5日,呕血而死。
  这是《史记》的实录。
  可笑,绝食可以死人,可是,古往今来,有因为绝食而吐血身亡的吗?
  司马迁是在用春秋笔法告诉我们:条侯周亚夫是被处决的。
  周亚夫的文韬武略,都在其父之上,与晁错同样是当时的超一流人才,可是他们却前后死在景帝的手里,这仅仅是因为皇帝刻薄寡恩、卸磨杀驴吗?
  不是这样。景帝努力要实现的,是打造一种全新的皇权体制:纵使皇帝的才干平平,也能凭借体制强过臣下。但是,景帝没有找到这个体制。文景两代在忧患意识下聚敛国用,遂至于府库富足,被后世推赞为“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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