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翻史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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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渔夫一脱离险境，马上原形毕露：“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此处全用短句，以强调渔夫行动的迅速、坚决。他没有回家，而是直奔官府，由此也可以反证扑前文关于渔人“缘溪行”别有用心的文字。
太守非常重视此事，“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马上就派人出发了，可是一回去渔夫就发现：自己的记号已经被破坏了，去桃源的路被隔绝，“遂迷，不复得路”——怎么回事？一定是渔夫从洞口出来，背后就有人跟着他，见到记号就给破坏掉了，就像阿里巴巴对付四十大盗那样的手段。
最后提到的南阳刘子骥，是个名声不错的人，听说这个案子，准备前往探险，还没找出什么成果呢，不久便生病死了，所以，“后遂无问津者”，那往后就没有提出去找桃花源的人了。
“遂”表示动作的先行后继，在此处隐含了因果关系的意味。奇怪，为什么是“因果关系”？刘先生死了，应该由更多的人站出来，完成他未竟的遗愿，加倍地去寻找这块世外桃源才对啊？原来，刘子骥是有身份的人，他的探险队不比渔夫那样单枪匹马，所以，要是他找到桃花源，那里边的人恐怕就要在劫难逃了。所以，很有可能，这位多事的刘先生不是善终，这里也许是作者加的一个隐语。
为什么桃源中的人要除掉他？渔夫和刘子骥的背后就是官府，官府到来就意味着苛政，苛政猛于虎也，杀他就意味着打虎！在当时，常有这样的失踪案例，某个“采樵深入无穷山”的探子，往往突然就失踪了，原因正在这里。
还有一个细节，《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其实是自相矛盾的。“诗”里明明说：“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衣服都是古时的穿法，但“记”里面就变成了相反的“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的表述，可见，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实际上并不纯然如大路上说的那样是“塑造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要记述一个社会现实：晋末，大量的人口苦于赋税徭役，成团躲起来，在影子经济的地下社会里生活。最终，东晋朝廷的基础日益衰微，终于被门阀士族赶下了台。
这实在是一个朝代无奈的教训。
让我们回到《桃花源记》的第一个字：“晋”。为什么他要突出这个“晋”字？正因为陶渊明写“桃花源”的时候，已经不是晋朝，而是刘裕篡位，建立刘宋之后了。王羲之写《兰亭集序》，开篇是“永和九年”，而没有写成“晋永和九年”，就是因为《兰亭集序》是在晋朝时写的，他们的身世与情感不一样。
陶渊明是东晋初平民宰相陶侃的曾孙，世代享受恩荫，但他本人又因为想归隐，而跟朝廷闹得很不愉快——其实，晋朝后来还是很给他面子的，曾经召他回去做官，但他不干。所以，陶渊明内心中对晋朝既愤懑，又怀念。刘宋建立后，当大将檀道济曾来探问这位文豪，看他对新朝的意思的时候，陶渊明的表现和多数前朝遗老一样，他说：我老了，你回去吧。
陶渊明能去哪里呢？既不愿侍奉刘宋新朝，也去不了半隐半“匪”的流民坞堡，他只好结庐在“人境”，悠然盼南山了。
所以，陶渊明写《桃花源诗》，写的是自己对于“乐土”的向往，语调也是钦慕的；但落到《桃花源记》时，对前朝的复杂情感不时流露，对桃花源的记述也就不那么单纯了。“记”在“诗”前，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桃花源记》中的复杂感情，才会有接下来的《桃花源诗》中的钦佩和向往。
这是两篇作品中间产生错位的原因所在。
无独有偶，1933年，一个叫詹姆斯？希尔顿的人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小说叫《消失的地平线》，写雪域高原上也有这么一片遁世之所，叫做香格里拉。那里有辽阔的草原，绿色的森林，虽然外面的大千世界人来人往，可那里面的人却是五湖四海，儿女情长。那里与世无争，返老还童，遍地黄金，治病不用花钱。
在那个欧洲人抛弃责任感，崇尚以和为贵，良知迷惘的绥靖年代，面对纳粹势力的磨刀霍霍，欧洲人希望可以有超自然的“世界中心”的力量，化解欧洲文明的不治之症。纵使文明将致沦丧，也有一艘挪亚方舟可供前往。于是，小说里的那个“香格里拉”打动了无数的西方读者。
那么，小说里的香格里拉究竟是否真正存在呢？当然不存在。二战最终还是越来越临近了，小说末尾的年代，即老实提到：中国正在遭到日寇的侵略。
从这个意义上说，《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源，是比香格里拉更切实的存在。后来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还处处有桃花源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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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牧马，西边放羊（1）
——从《木兰诗》的时代说起
中学课文里选的民歌《木兰诗》，很多人成年后仍能背诵，可是细勘诗句，却总感觉味道很怪。
因为，这是一首很杂糅的诗歌，诗句的后面似乎藏着不同时代的迥异声音。南北朝时代落日的余晖，令木兰从军征战的故事，留下长长短短的暗影，一直投射到当代人的书卷旁边。
《木兰诗》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产物？
木兰为什么姓花？
她的家乡究竟在哪里？
《木兰诗》的自相矛盾
翻开《木兰诗》的原文，可见到里边的时代符号错综纠缠，这里先列几个关键词出来——
机杼：木兰在家里织布，后文还有“出郭相扶将”，说明木兰的家是在城市范围内的。这个关键词说明木兰家过着汉人的生产方式，至少是汉化的鲜卑人。
昨夜：这个有意思了，为什么朝廷要在夜间把出征名册通知到户呢？按照我们的生活常识，不应该是白天张大榜公布吗？这恐怕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遗习了。北方部落，白天出去放牧，夜里才回到部落，所以大事军务，都在夜间通告到户。北魏鲜卑人入中原不久，还应该保持着这一遗习。
军书：即兵册。北朝时，世兵制过渡到府兵制，军户、士家世代出兵员，父退子继，户口也与民户不同，平时生产、训练，战时出征。北朝和隋初时，这样的家庭，社会地位低于民户，但高于奴婢。隋炀帝时，军户编入民籍，差别消失。
可汗…天子：诗句里边上一句“可汗”（“可汗大点兵”），下一句“天子”（“归来见天子”），指的都是同一人，就是皇帝，游牧民族称其为“可汗”，汉族称其为“天子”。这样混乱的称呼，应当是因为北魏孝文帝开始强制汉化，不说汉语就不许当公务员，而民间赶紧改口，但改口不久，时时仍要冒出一点“口音”的缘故。据考，一直到隋代，有些鲜卑族的军户还是时有口音的。
市鞍马：这一段非常奇异。木兰去搜街，买了一大堆装备回来。怪了，为国出征，难道要自带装备？唐代以前，世兵或府兵由国家提供装备、补给，而从唐代起，府兵要自带装备、补给，所以，这一段的描写背景不会早于唐代初期。至于里边东南西北各买一样的写法，叫做互文，形容木兰搜街，跑了很大一圈，很认真地置办装备，为后文木兰能够作战立功进行铺垫。拿到现在，就像老人磨叽月光族的句法：“一天也不懂过日子，今天上五爱买双鞋，明天搁中街买个包儿，后天上网买套衣服，就知道刷卡……”（编者注：五爱市场为沈阳的服装织纺批发集散地，中街则是沈阳著名的商业步行街。）
十二：文中三次出现十二，军书是十二卷，策勋是十二转，出征居然也是十二年。这显然是约数。古人习惯以虚数入诗，如三、九、十、十二、千、万等，但十二用得这样频繁，说明隋唐之际，十二是比较被习惯入诗的一个流行的数字。
黑山：不是辽宁的黑山。有考据称，这里的黑山即“杀虎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百里。
燕山：也不是北京的燕山，而是“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杀虎山”和“燕然山”一代，都是北魏与柔然间大战的著名战场。
策勋：隋开皇初年，采后周之制，置上柱国以下十一等，以酬勋劳。“十二级”的戎勋制度确立于唐高祖武德七年。这又是唐朝时候的事情了。
花黄：即额黄、眉间黄。这种妆扮起源于北周。原来，北周宣帝宇文斌禁止天下妇女施粉黛，除了嫔妃宫女，都得“黄眉墨妆”。这说明《木兰诗》产生年代不能早于北周宣帝末年。但，到唐时花黄已不流行了。
红妆：姐姐欢迎妹妹，“当户理红妆”。红妆是胭脂，属于施粉黛之列，说明这个姐姐又是唐朝人。
这么一分析，就彻底糊涂了：怎么一会儿是这一朝，一会儿是那一代？所以，历代人就《木兰诗》产生的年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说它是北魏时创作的，举黑山、燕山的例子；说是唐朝创作的，就举策勋、红妆的例子。
创作过程的时代真相
作为后人，扑对这些考据精深的古人只好礼貌地说一句：你们一开始就搞错了。
不要忘了，《木兰诗》是一首民歌。最早在南陈时，有个和尚叫智匠，编了一本《古今乐录》，录有“歌辞有《木兰》一曲”。刘宋朝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在《木兰诗》的注解中称“不知起于何代”，意思是没有确切的创作年代。
东边牧马，西边放羊（2）
北朝同一时期的民歌开头用起兴手法，往往异曲同词，如《折杨柳》中有一首，前面六句是“敕敕何力力，女子当窗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木兰诗》开头的起兴，显然与《折杨柳》同源，再加上诗中的一些关键词和细节，可以证明，《木兰诗》的雏形产生于北朝是无疑的；到南朝梁陈之时曲辞流传到南方，得到记载和整理；到唐朝，有一个叫韦元甫的朔方节度使，在民间又得到这首已经流变了很多年的民歌，再次整理润色出来，很可能还参照了《古今乐录》的版本，于是才有了《木兰诗》最终的版本。
现代人的歌词里唱“东边牧马，西边放羊”，那么，真实的生活里就不到西边去牧马，不在东边去放羊了吗？这个跟“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样，也都是互文，是趣味化的铺陈。北朝，是性情奔放的年代，女人牧马、放羊、打仗，都是很厉害的，丝毫不让须眉。所以，木兰的故事，应该有很多的个案为其衍生的素材。
民歌体裁作品的产生、流传、变化和整理完成，一般都要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发酵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木兰诗》之中杂糅了各个时代的印记，正是这一文学规律的极好注解。
举个例子来更好地说明，比如，假设过几天有人要排一部新戏《明英烈》，有这么个细节：刘伯温为永乐皇帝营建北京，二人正在圆明园议事，太子过来参见说：老爸，什么时候带我去打猎？
于是五百年后，有专家据此考据，并产生了争议：有专家指出，戏名叫《明英烈》，那么应该是清末的作品；可是有的专家又根据“刘伯温为永乐皇帝营建北京”这个根本没有史实依据的故事情节，推测这出戏一定拍摄于“戏说”风流行的2000年左右；还有人根据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