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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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忙碌着的东史郎三女儿长岛和子来了，她曾于1999年2月陪同其父来南京，参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东史郎日记》案资料展”；他唯一的儿子东隆史和儿媳东照子来了，我与东隆史曾经在南京见过面，那是1997年8月，我曾陪同东史郎父子去中山码头和仙鹤门遗址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献花谢罪；东史郎的大女儿小林芙美子、二女儿细井寿子和小女儿小川绫子也来了，我们一一打了招呼。
这时，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葛广彪先生走进了灵堂，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的山内小夜子、山本干夫、菱木政晴赶来了，名古屋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联络会会长平山良云先生赶来了，中国在日华侨刘燕子夫妇赶来了，新华社东京支局特派员吴谷丰、中央电视台驻日本记者站站长孙岩赶来了，东史郎先生亲朋好友也陆续来到了……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东史郎先生送行，愿他一路走好。日本友人悄悄地告诉我们，日本的《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神户新闻》等报纸分别报道了东史郎先生病故的消息后，也有不少日本人从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户等城市赶来为东史郎先生送行，使参加葬礼的人数近200人，大大超过预计的送葬人数。我想，人们为何要主动来向曾经是魔鬼的东史郎表达敬意？其实，从人格和精神层面而言，作为“鬼子”的东史郎早已死了，从东史郎反省谢罪的那一天起，他已转变为维护和平的勇士。大家敬重的，是获得新生后的东史郎。
第十三章 送别东史郎（5）
10时，葬礼仪式正式开始。7名日本和尚按日本佛教仪式，为东史郎先生咏经唱颂。在日本东本愿寺佛教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山内小夜子，是位对日本佛教颇有研究的权威人士，她告诉我们，按日本人一般人的葬礼，主持仪式的僧侣通常只有一人，最多两人，像东史郎先生这样有7名高僧大德共同主持的十分稀少，足见葬礼之隆重。据说请僧人这一项，就花费了200万日元。山内小姐还告诉我们，在东史郎先生病危期间，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成员前往医院探望东史郎先生时，他仍想最后再去一次南京，当医生告诉他，如果你坚持要去南京的话，可能就要倒在南京，回不来了。东史郎先生却坚定地回答：“即使倒在南京，我还是想去。”想不到，这已成为东史郎先生永久的遗憾。为此，我与东史郎先生的亲属商定，将邀请其###久江夫人带子女来南京，完成东史郎先生生前未及实现的遗愿。
在葬礼仪式上，山内小夜子和孙文学先后代表中日两国人士致了悼词。山内小姐说：“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东史郎先生为什么有勇气坚持反省和谢罪呢？一是基于对正义的思考；二是基于人类的良知；三是对战后和平环境下家庭幸福生活的感悟。作为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我们将永远支持东史郎先生的正义行动，继承东史郎先生的遗志，向更多的日本人传播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为建立真正的经得起考验的日中友好关系而努力。”孙文学说：“我们受南京市人民政府的委派，代表南京人民专程从南京赶来参加东史郎先生的葬礼，是为了表述对东史郎先生勇于反省历史正义行动的支持和感谢。东史郎先生从战时的加害者转变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和加害事实的斗士，这是需要勇气和家庭亲友支持的，尊重历史的人应该得到历史的尊重。”接着，在僧人唱经声中，东史郎先生的亲属及出席葬礼的全体人员，逐一向东史郎先生的遗体告别，人们走上前去，双手合十，祈祷东史郎先生冥福，然后用一片树叶，掬起些许水粒，轻轻地抹在东史郎先生遗体的嘴唇上，最后向他鞠躬告别。当人们回到座位上后，葬礼司仪开始宣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国人权基金会、南京市人民政府和南京市对外友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香港陈君实夫妇、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全国联络会等中日两国团体和个人发来的唁电，葬礼仪式至11时结束。
东史郎先生的棺木被12名年日本青人抬出灵堂外，放至灵车上。此时，东史郎先生的亲属和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来到室外，其儿子东隆史代表其亲属致答谢辞。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生性刚强的人，不随意称赞别人，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其夫人久江不仅为东史郎先生生了五个儿女，而且几乎每天为东史郎先生操劳，但东史郎先生在与夫人结婚后50多年时间内，从未对夫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却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望着成天为自己操劳和奔波不停的86岁太太，东史郎先生深情地说：“久江，你辛苦了，我真感谢你呀！”东史郎先生一辈子只说了一句感谢的话，却让久江夫人和儿女们感动一辈子。他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其父亲东史郎年轻时曾有一个愿望，想当一名外交官。想不到阴差阳错，在战争期间当了兵，参加了侵华日军和加害中国人的行列。在他的人生后半程，虽然不可能实现当外交官的夙愿，但却为建立真正的中日友好及和平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影响不输一名外交官。”这是东隆史对其父亲骄傲自豪的评价。东隆史在答谢辞中还特别感谢南京人民多年来对他父亲的支持，寻找地图、邮政袋、做手榴弹试验等，这次还专门派人来参与葬礼，使他们全家人十分感动。最后，东史郎先生的灵车在其家人亲属的护送下，送往火葬场火化，整个葬礼既隆重又简朴，其亲友们认为十分圆满。
12时30分，我们与林伯耀、山内小夜子、山本干夫等6名“外人”，受东隆史的邀请，与东史郎先生的亲属一起去“火葬场”，去拜谒东史郎先生的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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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送别东史郎（6）
其实，“火葬场”离葬礼仪式现场不远，只有10分钟的车程，小小的火葬场只有两座火化炉，在左侧的炉子上方，挂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字：“东史郎樣”，当天只火化了东史郎一个。此时炉门已经打开，东史郎先生的遗骨连同铁制的火化车被推出了炉子，一具完整的人骨架子摆在人们的眼前。
日本人的丧葬习惯与中国人真是不同，按中国的习惯，此时的亲属应该痛哭流涕，而且哭声越厉害越显得悲痛，亲情难舍。而此时的东史郎先生的亲属没有一个流泪和痛哭的，大家围着东史郎先生的遗骨边看边指指点点，有说他的骨头是很硬的，有的说他肠、肺等处黑色粉末为肠癌所致的，而我却想起了1999年12月16日，第一次去东史郎家做客时，他亲笔为我题写的匾牌上书： “（中国人）以德报怨对待日军俘虏，（我）顿首再拜；为将日军侵害的事实真相澄清于人，我不惜粉骨清白。88岁东史郎致朱成山先生。”我眼前的东史郎遗骨，确实是清白的，而那些黑色的粉末，好比是他前半生参与侵华战争时留下的黑色痕迹。
久江太太开始用两根长筷子似的竹棍，带头捡一小块东史郎的碎骨，放在一个圆柱形的小筒内。紧接着，他的儿子东隆史、大女儿芙美子、二女儿寿子、三女儿和子、小女儿绫子，以及亲朋好友，每人都依次捡一小块骨头，我也被允许捡了一块脚趾骨放入筒里。最后，由火化工师傅将东史郎的头骨盖放在小筒上面后，合上盖上，用一块白色的布包好；交给东隆史捧着。据说，按当地习俗，其他的骨头可以随意捡，但喉咙部位的骨头和腿部两膝盖骨的骨头是必须要捡走的，传说那是“灵魂之骨”。
下午1时，我们和东史郎先生的直系亲属一起，送东史郎先生回家。东史郎先生的遗骨，被放在家中已安置好的灵堂上，供人们吊唁。我们每人给东史郎先生上了一支香，祈祷他灵魂安息。按日本人的习俗，东史郎先生的遗骨在家中吊唁49天后，将被安葬在他家的祖坟墓地上。
东史郎先生终于走了，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证的证人又少了一位。面对日本国内日益甚嚣尘上否定侵略与加害历史的右翼势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人们将怎样看待日军侵华的历史？《东史郎日记》案，实际上涉及到中日两国如何看待日军侵华史的问题，是如实地承认日军的侵略和加害历史，还是掩盖、辩解甚至粉饰和抹杀那段罪恶的历史，已大大超出了《东史郎日记》案能否胜诉的范围。正如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在《东史郎日记》案二审败诉时指出的：“东史郎诉讼案已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在目前日本国内历史认知的状况下，《东史郎日记》案是不可能胜诉的。在东史郎葬礼上，有人曾大胆预言，当日本能正确认识侵华历史之时，也就是《东史郎日记》案胜诉之日，也是中日关系真正友好之日。
人们将怎样看待像东史郎一样的加害历史证人？在如何对待东史郎这个问题上，从一开始直到现在，中国国内始终就有认识上的分歧，有人赞成和支持，有人反对和谩骂，有的人甚至认为把东史郎捧得太高了。其实，客观的说，我们中国人给东史郎先生的只是一些道义上的支持，而且支持的是从魔鬼恢复了人性的东史郎，支持的是东史郎先生反省谢罪的态度和行为。而东史郎先生的确顶住了日本右翼势力对他及家庭生活的骚扰，寄子弹头和大量恐吓信的威胁，被骂为日本的卖国贼、开除出“战友会”等种种巨大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是一般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所难以承受和理解的。他从82岁开始，连续8年站在被告席上，受到那么多的围攻和污骂，并先后与日本右翼势力较量了13年而不屈服，直至生命的终结。试想，如果连东史郎这样的老人也不能接受的话，哪里还会有更多的日本老兵敢于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呢？难道让他们把历史的证言和史料都带入棺材而深深埋葬吗？我们要继续发现、鼓励和争取更多的像东史郎先生一样的加害证人，敢于站出来说出历史的真相。
第十三章 送别东史郎（7）
人们将如何抢救性地征集侵华日军罪证史料和文物？此次，我们在日本只有一天多的时间，来去匆匆，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