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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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副省长的讲话，使我想起了约翰·保罗·莱德里奇的一段话。他说，和解是真相、仁慈（宽恕）、正义、和平这四方面相结合的过程：“真相渴望罪恶能够昭然若揭，痛苦和磨难得到同情和确认。但真相又与宽恕相伴，摆脱过去和重新开始，这是必须接受的观点。正义是对个人和团体利益、社会重建和补偿的探求，但又与和平相连，和平强调的是相互依存、健康欢乐与平安幸福。”
东史郎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德国人拉贝的日记是救助难民的爱的日记，我东史郎的日记是制造难民的加害的日记。加害的历史将永远抹不掉。我想通过在中国发行这本书，还历史的真相。”
那天，东史郎先生特别高兴。在会前，与我一起掐指计算，迄今为止，他已经7次来中国。其中，有2次是作为加害者来的，其余5次是作为谢罪人来的。
第一次是在1937年8月至1939年9月，他先后参与了侵占天津、石家庄、大连、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彰德、台儿庄、徐州、开封、合肥、六安、霍山、汉阳等地，曾亲手杀过3个中国人。后因生病复员回国。
第二次是从1944年3月至1946年1月，先后参与侵占青岛、镇江、金坛、阜宁、慈溪、宁波等地，于1945年8月在宁波投降。5个月后，他从上海回日本。
第三次是在1987年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50周年之际，他战后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他诚挚地向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谢罪，请求上帝宽恕。
第四次是在1994年8月，他与日本历史学家调查团一起访问南京，去了中山码头、东郊丛葬地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址，向遇难者祈祷谢罪。
第五次是在1997年8月，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60周年之际，他应邀来南京参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他带着唯一的儿子东隆史一道来南京。会上，他以战争当事人和加害者的经历，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证。
第六次是在1998年3月，和他的律师团一起来南京调查取证，也去了汤山手榴弹试验现场。他为南京人民对他的支持所感动，亲手将他珍藏六十多年的五本日记、军旗、勋章等11件物品，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该馆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
这次是他第七次来中国，带着三女儿长岛和子来南京，主要是为参加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发行仪式。当然，也是他再次直接向中国人民谢罪而来的。
谈起三女儿长岛和子的名子，东史郎说：“为她取和子之名，就是寄希望和平的意思。”
年逾87岁的东史郎先生，思路依然敏捷，说话条理清晰。言谈举止中，始终流露出对往事的悔恨，向中国人民忏悔之情溢于言表 。
新书首发式非常成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记者黄海波，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等全国几十家媒体，均派记者到现场报道，我也与《服务导报》记者李晓玲等人第三次合作，写下了并于1999年4月13日，在该报第一版刊登了对东史郎的长篇报道，其中描写《东史郎日记》编辑出版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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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10）
1999年4月12日下午2点30分，金陵饭店。
一本本封面色彩淡雅，图案攫人目光的书静静地置放于桌上，这便是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这是世界首版最为完整的《东史郎日记》，全文37万字，由曾经出版过《拉贝日记》的全国优秀出版单位——江苏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
东史郎是去年3月将他珍藏六十多年的战时日记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并授权纪念馆联系出版中文版。
1998年4月份，纪念馆就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密切接触，拟定了出版合同。之后，出版社为了以最快速度将这本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日记出版，组织了最精良的编校队伍，采用“边译边审边编边校”的方法，几条“流水线”齐头并进，社长、分管总编、责任编辑打破常规全面介入整个工作。翻译组人员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对每一个字、词、句的翻译都力求准确无误，绝不搞“猜译”。他们常常工作到第二天凌晨。
远在日本的山内小夜子女士为东史郎日记的中文版早日面世，不厌其烦地多次来电来函、帮助解决出版社编审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获悉快完工后，东史郎专门为中文版撰写了近4000字的序言，并附上了有关图表。
……
《东史郎日记》中文版的出版，与已经出版的《拉贝日记》形成了呼应之势。《拉贝日记》侧重于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而《东史郎日记》则是作者从军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叙写，更具体、更真切，也更有可读性；《拉贝日记》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东史郎日记》的内容更为广泛，人们从中不仅能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还能够了解到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东、中原的侵略和屠杀暴行；《拉贝日记》是从第三者的角度介入的，而《东史郎日记》则是战争加害者的直接陈述。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不断叫嚣，企图否认侵华战争的事实，说什么日本方面战争参与者的可供资料“零散”、“数量很少”，全本《东史郎日记》的出版正是对这种无耻言论的有力回击。
4月16日上午，江苏有线电视台《地球村》栏目，为录制东史郎谈《东史郎日记》，邀请东史郎和我作为嘉宾进入演播室。其间，主持人徐光问东史郎先生：“今天到演播室的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潘开明老人，你愿意向他们当面忏悔谢罪吗？”东史郎立即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从1987年起，我已经多次向他们两位以及其他的幸存者当面谢罪。今天，我仍然愿意再次并永远向他们谢罪”。 说完，东史郎深深地向他们鞠了一躬。演播室内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同样的场面，在南京大学、南京团市委、南京社会科###合会分别组织的三场报告会上，也出现过。东史郎每次在发言之前都说：“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掌声和欢迎，而是向中国人民谢罪来的。”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们深深鞠躬谢罪。
东史郎真诚的举动，赢得了人们真心的谅解。大家报之于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就是对他反省与谢罪言行的一种肯定。
其实，东史郎此次所到之处，随处可见声援他的人群：4月13日，东史郎在南京大学礼堂内，数千名大学生像舞龙一样，将一条长50米，两条各长30米，密密麻麻签满姓名的横幅从台下传到台上交与东史郎，上面就有1万多名大学生的签名。
4月14日，在南京团市委举办的“东史郎报告会”上，数十名青年抬着一块写着“东史郎，南京青年支持你”的巨型方块布捐给东史郎，上面也签满了数千名南京青年的姓名。
4月15日，在南京社科联的报告会场入口处，一条长长的白布格外引人注目。数千名与会的南京社科界专家学者们，纷纷拿起笔签名以声援东史郎。
4月16日，东史郎乘K6次列车，从南京去杭州。山内小夜子等日本友人，因为假期有限的缘故，已先行回日本，由我陪同东史郎前往杭州。火车启动后不久，列车广播员将东史郎在此次列车上的消息告诉了旅客，并请我走进广播室为广大旅客介绍《东史郎日记》以及《东史郎日记》案的有关情况，旅客们为东史郎的正义行动所感动，每节车厢都开展签名声援东史郎的活动。车到杭州站时，列车长领着13位列车员，将签着2400多个旅客名字的10多条红色绶带转交给了东史郎。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11）
同样令人激动的场面，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和千岛湖出现过多次。应浙江省有线电视台的邀请，东史郎在杭州举行签名售书仪式时，等待签名的人们排成了长龙，连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自愿掏腰包买《东史郎日记》作纪念，以至于书店新书告罄，被抢购一空。
在西湖游览时，许多游客认出了东史郎，纷纷要求签名、合影留念。尤其是4位来自嘉兴军分区的抗日老战士认出东史郎，5位白发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在千岛湖，当另一艘游船上的青年认出东史郎后，纷纷伸出大拇指，高喊着“东史郎，你是好样的”。
看着一条条签满中国人名字的横幅、条幅、绶带，看到一个个素不相识但表示坚定支持东史郎的人，年迈的东史郎一次次流下了感激的热泪。正义的力量，通过签名这种特殊的方式得以凝聚，东史郎与中国人的心也因此贴得更近了。
此次东史郎先生的浙江之行，我们还特地安排他去“侵华日军浙江富阳日军投降纪念地（馆）”参观，帮助他追忆54年前在浙江向中国人民投降时的历史往事。应该馆的邀请，东史郎在一张一米多长的白色宣纸上写下四个大字：“正义胜利”，称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
寥寥几个字，映衬出此时东史郎的立场与历史观，已经与我们相近相识相知。只可惜在当今的日本，像他这样认知历史的人还太少太少，使得两国人民在历史问题上的鸿沟难以逾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越来越大，这使致力于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人士忧心忡忡，有人叹惜：如今在日本，像东史郎一样的日本正义之士太少了。
上海是东史郎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
晚上，当华灯初放时，我们陪着东史郎来到了上海滩。滚滚的黄浦江水，又一次勾起老人对往事的回忆。他说：“54年前，我和几个日本士兵从浙江用船将枪支弹药运到上海，缴械投降，当时就从黄浦江上岸的。记得负责接受那批武器的中国军官对我说：‘东军曹，我就是在南京下关集体屠杀时，被压在一个个战友的尸体下才幸免于难的。想起可恨的往事，恨不得把你们都杀掉扔进黄浦江。但上司有令要我们以德报怨，今天饶你们一死。’如果没有中国军人的宽大胸怀，我根本活不到今天。这种大恩大德，在我心中绵绵不绝，成为我彻底反省历史的动力。”
中国军人的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让东史郎铭记了一辈子。他感谢中国。
如今，在耄耋之年，他更清楚该做些什么。
4月20日；是东史郎再次归国的日子。
东史郎这天早早起了床，在一方素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一段心里话：“老人喜欢思考过去，年轻人喜欢憧憬未来。我今天已经87岁了，从年龄上讲已经很老了，但正义必胜！为了正义的事业，我将永远年轻。此时此刻，在我心中描绘的是日中永远友好的美好情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我还要勇敢斗争下去。” 写完后，他将这段话抄写了好几份，在早餐时，作为临别的礼物，分别赠送给我们一行的每个人。当我们从东史郎手中接过这张薄纸时，感到分外厚重，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一位不屈不挠的白发老人坚强的信念和真实的心愿。
当得知88岁的东史郎是只身一人回国的消息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破例允许送行人员送至机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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