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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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东史郎本人来说，是一份割舍，也是一个惊人之举。从割舍的角度来看，他把自己当年在战场上一笔一画写下的，回国后又亲自整理的日记，以及保存六十多年的战时纪念品拿出来，捐出去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里面交织着他太多的情感，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惊人之举的角度来说，他将日记公开地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必然会受到日本右翼势力更多的憎恨、谩骂和攻击，在日本国内又会掀起一阵浊浪。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慷慨，更需要的是勇气。
　　东史郎的慷慨捐赠，对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来说，是一份意外收获，也是一件重要馆藏。实实在在地说，我们在与东史郎打交道的时候，支持也好，帮助也好，从未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什么，不敢去想、不敢去问、更不敢去讨要他的心爱之物。想不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事半功倍。说是重要馆藏，那的确是一点不假。仅从这些文物与南京大屠杀重大历史事件有直接联系，而且是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加害者自己提供的这一点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况且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受的第一份直接加害者的证物。
　　记得我是从东史郎给我的一封来信中，得知他准备将日记等战时加害的见证物，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当时，我感到十分意外，也十分高兴。立即回信表示接受，并应允尽快在中国翻译出版：①
　　东史郎先生：
　　您好！
　　2月的来信收阅。从信中得知先生在1月11日的###上，就日军侵华问题作了长篇证言，表现了先生敢于直言的斗争风范，实是令人敬佩。
　　先生来信说一俟案子结束，欲将自己所记录的日军侵略战争加害的战史和日记赠送给本馆。这些日记凝聚着先生的心血，也是日军侵华的罪证，是极其珍贵的文物资料。在此，我代表全体员工对先生的义举表示感谢，并将您拟捐赠给本馆的日记等收为馆藏，加以研究，将在适当的时候编辑出版。
　　至于北京有关出版社意欲出版先生的一部分日记，我的意见还是以本馆出版为宜，原因在于围绕该日记的诉讼等一直与本馆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况且本馆目前已有出版全部日记的打算和安排。待出版条件成熟，这项工作就将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届时还想恭请先生为日记出版作序。
　　关于法庭判决一事，我们十分关注11月份的结果，并支持先生的正义行动，坚信会得到胜利。
　　祝身体健康！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馆长　　　朱成山
　　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
　　一个月后，捐赠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1998年3月8日上午；“《东史郎日记》捐赠仪式”②，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电影放映厅内举行，东史郎及《东史郎日记》上诉案律师团、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成员等十多名日本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上海市、江苏省、南京市二十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电影放映厅内挤满了人，仅记者就有三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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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2）
新闻发布会由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周福龙主持，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秦志法参加了会议。我和东史郎、山内小夜子、中北龙太郎、丹羽雅雄、空野佳弘等人，并排坐在电影放映厅前面小舞台的嘉宾席上，台面上摆放着即将捐赠的《东史郎日记》等文物。
　　会上，东史郎回顾六十多年前自己在侵华战争中亲眼目睹的悲惨情景，坦白了在战争中犯罪的思想根源，他如何如实地记下了战场上的善与恶，何时对日记进行整理，以及产生向中国人民反省忏悔的原动力。他指出：
　　“每个战场上都有战死的危险，若战死我将化为灰烬，即使还剩一口气，也不可能把我带回日本。我在战场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惨的情景、战争的罪恶。
　　由于我受过很深的触动，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因而如实地写下了善和恶。
　　我们受过‘中日战争是圣战的训导’。
　　‘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你们的生命轻如鸿毛。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值一提，中国人的生命岂不是更轻吗？所以就丧尽天良地屠杀了他们。
　　军国主义思想武装的日本军没有人类爱，没有人道主义，战斗的目的是胜利，胜利就是正义。我们士兵成了“作战的活武器”。训导我们的是：‘忠于天皇，光荣战死！’
　　军国主义教育把我们士兵加工成作战武器，麻木不仁地盲从长官。在‘活武器’心中只有为天皇尽忠。
　　然而，人的天性中就具有人类爱和同情心。有一次西原少尉命令我说：‘明天早晨要把她们统统杀掉，要看守好，防止逃跑！’我想：‘这五个女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非要杀她们不可呢！’遂违抗军令把她们放跑了。她们向我叩头感谢后便消失在夜幕之中。在我的‘南京战记’里有一篇写的就是这件事。另外，12月5日凌晨，五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被捕时，因为他们身边带着无线电发报器，被认定是特务，相继遭到了杀害。当时青年的相互友爱和女性的纯真的爱及其崇高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在日记中写道：‘爱的力量比死还大！’
　　我还记录了由于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当地的老百姓失去了工作，断了生计。在邯郸有一家靠妻子和十五岁的少女卖春糊口，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我含着眼泪在日记中记下了黄河大堤被炸后的悲惨情景。不仅是人在杀人，还有那惨不忍睹的成堆白蛆正在活活地咬死老妪的场面。我在为日本军侵略的牺牲品而落泪，然而，自己又是侵略者中的一分子。
　　我是忠于天皇敕谕‘军人天职乃临战当敌，片刻不可忘记武勇二字’的盲从兵；是一个侵略中国的兵；是一个被天皇授予武功超群这一最高荣誉奖——金至鸟鸟勋章的忠实士兵。
　　人类爱和战士的使命感使我产生了疑惑，为此，我写了日记。每次作战结束后就着手下次进攻的准备，部队要休整。
　　我利用休整期间把战场的情况写了下来。因为是匆忙之中写下来的，所以是一个概况。1939年９月我回到了日本。
　　在1940年和1941年，我回顾了战场的情况，并且趁还没有忘记的时候对战地日记进行了整理。
　　因为当时我经营了八个电影院，没有能将日记全部清稿，在清稿日记的开头我写道：我要在这里记下战场上的真实。
　　要记录战场上的美与丑。
　　只以一个人的立场加以如实记录。
　　战争是什么？
　　‘战争’二字就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等惨无人道的众恶之极的概括性代名词。
　　所谓战争，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恶无比的巨大的恶魔口袋，它荼毒生灵，破坏良田，摧毁房屋，恣意暴虐，毁灭文化，使人间变成地狱，导致无数的生灵成了孤魂野鬼。
　　战争的真实情形，……似乎是最大的痛楚，又似乎是无尽的悲痛，还似乎是对永恒怨恨的呐喊的感伤。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3）
我第二次出征的时候，在浙江省宁波市迎来了日本战败投降。我带领部下把我们独立大队的武器弹药装上八艘帆船运往上海。当时，一位尉官以上的中国军官对我说：‘南京交战时，我在下关（中山）码头遭到了日军集体屠杀，因躺在战友们的尸体下装死而死里逃生。夜里悄悄地逃脱出来后与可恨的日本军拼命到今天。一想到当时的仇恨，东军曹！我恨不得把你杀掉扔进黄浦江！但是因为上面有令要以德报怨，所以今天放你一条生路。’他没有对我以牙还牙讨还血债。多亏中国军人的宽大，我才幸运地活到今天。这种‘源源不断、不争先后、大江日夜悠悠流’的大陆民族中国人的宽宏大量，使我感激涕零。想到这些，我觉得日本军不但在军事上吃了败仗，而且在道德上也是败将。中国人对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军以德报怨饶恕了我，我要感谢感激！
　　人类的进步来自于学问，
　　学问、文化产生于文字。
　　汉字是中国教给日本的，
　　日本文化的原点是中国。
　　写字的纸墨也是中国教的。
　　火药也是中国发明的，后又传到日本，而日本却忘恩负义地就用这个火药，来恣意侵略这个火药之师——中国。十五个春秋（1931～1945）里，中国卧薪尝胆取得了最终胜利。
　　应该永世不忘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恩德，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军阀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以牙还牙，而是对我们‘以德报怨’。
　　日清（甲午）战争中，日本占领了台湾，从中国索取了大量的赔款。然而这次日本战败后，中国并没有占领日本一寸土地，没要日本人赔偿一分钱，反而对我们说：‘我们要永远为友好而努力！’这种恩德我们要报。
　　东史郎大声疾呼，要与日本“虚构派”挑起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而战。他说：③
　　“孔子曰：‘过，则勿惮改。’因为我们错了，所以必须反省，切不可成为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遗憾的是至今军国主义阴魂仍然不散的那群家伙竟然控告说：‘东史郎在说日本军的坏话，这是毁坏名誉。’‘不光彩的侵略和残暴的日本军究竟有什么名誉？！’我义正词严地反驳了他们，六年来与他们斗了整整两千个日日夜夜。三百万人出征，而我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一直在与军国主义斗争。
　　在原告的律师事务所里设立了‘纠正南京大屠杀虚构会’，这是原告的目的。因为我坦白了日本军在战争中的残暴行径，他们就威胁和攻击我，把我送上审判台。可是，铁的历史事实不容抵赖，必须反省！妄想抵赖南京大屠杀的卑鄙的军国主义分子拼死地利用审判，其靶子就是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998年3月8日，朱成山馆长和我一致同意将战场日记全卷赠送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且一致同意以中文出版发行，以此使记录着战争实况的　‘东日记’为‘后事之师’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还把当年天皇颁发的金至鸟鸟勋章和瑞宝章、从军章及其证书、签名军旗赠给该馆，以表我的忏悔之心。”
　　东史郎先生讲到这里，仍觉得不足，又强调指出：④
　　“战时，特高警察和宪兵压制国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时至今日那些不醒悟、身着西装但骨子里依然穿着军服的家伙、伪君子还要压制言论自由。
　　战争期间曾屠杀无辜的我，对自己的青春追悔莫及。我曾应召走向战争并豁出性命地拼杀，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六十多年的现在，我正在与那些坚持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人为“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而作斗争。
　　我是以风烛残年站在东京高等法院与日本　‘新纳粹’作斗争的。
　　我东史郎在1987年为战争中的屠杀、不人道行径提供了证言，出版日记。在6年后的1993年，以　‘有损日军名誉，岂有此理’和‘诋毁名誉’罪被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