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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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主妇还要为家庭寻找额外补贴，方式是为他人打扫房间、洗衣、办差、送货（如面包，当时送面包工是大家熟悉的人）以及摆摊卖货。
　　逐渐地，尤其是19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里，具有高度组织化和合乎经济原则的制衣业开始利用这些数量庞大的女性工人。第一批缝纫机是大家非常羡慕的东西，许多家庭主妇都梦想能够拥有自己的辛格牌缝纫机，但这种机器将女人限制在家中，使她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逛街。由于血汗制度泛滥，制造工厂最终战胜了独立的血汗工厂，因为制造工厂的工人数量较多，管理较好，更容易接受公众监督。
　　作为家庭的财政部长，主妇拥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权力。大约在19世纪中叶，许多法国工人开始将自己的工资交给妻子掌管。有时在居民区内可以听到这种与每周发生的交接有关的争吵，但一般来说这应该可以看作是妇女的一大胜利，她们已经厌倦了等待丈夫的施舍。然而，通过控制家庭的财政收入，妇女担负起了开支的责任。虽然她们有权决定买些什么——大型商店非常希望她们能够光临，早期的漂亮广告也希望能吸引她们的眼球，但她们的主要职责是解决贫困问题，如有必要还要牺牲自己的需要以渡过难关。她们将肉和酒这样的男性食物留给一家之长，糖则留给孩子，自己通常只剩下牛奶、咖啡；通常所说的“缝衣女工排骨”其实只是一块布里干酪。
　　然而，这种对于家庭财政小规模的控制赋予了妇女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即使是在今天比较保守的家庭，其家庭主妇也会非常看重。女人还有其他责任，包括呵护身体和心灵。对于工人家庭来说医生是请不起的，除非特殊情况，女人主要利用一些古老的偏方和新出现的卫生科学。“穷人的大夫”拉斯帕伊就建议使用樟脑，他注意到女人在卫生中的传统角色，于是常常向她们提出自己的建议。
　　女性的文化水平在19世纪迅速提高，许多母亲都教孩子识字。女人是连载小说的忠实读者，即使一些大型报纸想压制人们的想象，女人也不会让幻想消失。教会也迎合妇女的需要，许多人都在享受宗教节日的喜悦和教区温暖的社会生活，过着一种积极的宗教生活，而这当然会与持唯物论的丈夫发生一些冲突。
　　家庭主妇说话直截了当，通常是私人和公众生活中的反叛分子，其中许多人为灵魂自由付出了昂贵代价，成为暴力或情感犯罪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流逝，妇女参与公众生活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但又越来越程式化。现在还不清楚现代化是否加强了工人阶级妇女的力量，因为外部力量正从各个方面蚕食着私人空间，而为工人树立的榜样大多也是男性形象，于是妇女在各种互相冲突的角色中间饱受折磨，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地方都在劝告她们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法国总工会便有一张海报，宣传英国式的每周工作时间。一些妇女对于根本不注意她们的工会和政治失去了兴趣。
　　

父母与孩子（1）
19世纪，孩子成为了家庭的中心，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家庭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经济、教育和生活上为孩子进行投资。作为继承人，孩子代表着家庭的未来、家庭本身形象的映射、家庭的梦想及其与时间和死亡做斗争的方式。
　　这种投资——其中之一便是不断提高孩子的教育程度——不一定是给予单个孩子的。司汤达就说他父亲“并不是将我看作一个单独的个体来喜欢的，而是作为一个必须继承家庭名誉的儿子来照顾的（亨利？布律拉尔）。”在法国，群体要优先于个体，“孩子利益”的观念很晚才出现，即使到那时通常也只是将其用于更高层次的集体利益，将孩子视为是社会存在物。
　　实际上，孩子不单是家庭的财富，还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明天的生产者、开创者、市民和士兵。在孩子与家庭之间——尤其是无力照顾自己孩子的贫穷家庭，一大群第三者介入进来：慈善家、医师和政治家，他们决意要保护、教育和管束这些孩子。法国通过的第一条社会立法就以保护孩子为目的：1841年的法律规定了在工厂工作的时间。虽然这条立法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效果，但其象征性的和法律上的意义却非常大，因为它标志着从自由正义向社会正义的转变。
　　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是一个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相遇，有时还会发生冲突的领域，这不仅是一个权力问题，而且还是知识的目标。这些知识是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由医师、心理学家和法理学家发现的，而结果却自相矛盾：它们一方面加强了社会控制，一方面却使童年具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特点。
　　18世纪末，莫厄曾把法国描述成一个很早就发现生育控制“令人苦恼的秘密”的国家，因为法国早期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当时的技术不允许实行“计划”生育，但可以进行限制：出生率从1800年的下降到1910年的19％。人口统计学家对此困扰不已，于是将生育这种个人行为变成了“出生率”这样一个公众性问题。生育孩子是一种自主行为，但自由程度随地区和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别。据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称，这种差别是由家庭结构导致的家长意愿造成的。通常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因素则要受到先前存在的模型影响。1861年，有三个出生率奇低的地区：诺曼底、阿坤廷和香巴尼，然而，每个地区导致低出生率的原因却各不相同。在阿坤廷，一个家庭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是非常普通的，而在诺曼底，极端行为非常普遍，有许多夫妻不生孩子，也有许多夫妻因结婚25年生了9个以上的孩子而获科涅克奖。勒布拉和托德甚至还谈到了“神经质行为”。
　　私生子数量的增加使情况显得更加混乱，爱德华？肖特将其称为性解放的标志。而这种情况似乎有多种解释。勒布拉和托德将北部和东部地区与地中海南部进行了对比，在前一地区，许多私生子通过婚姻得到了认同，而在后一地区，男人只承认孩子而不与其母亲结婚。前者体现出两性更大的平等和女性更多的自由，而后者则体现出大家族至高无上的权威。
　　现在，我们已经不能从历史人口统计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了，而只能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即使是确凿的事实也是如此，更何况是建议性的解释。勒布拉所说的“繁殖秘史”其实是一大堆自相矛盾的理论，其中充斥着社会学、生物学和意识形态决定论，甚至将孩子的出生最终解释成是“父母决定”的结果。另外，在意识形态因素中，个人主义“灾难”也被多次提及，女权主义则经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一种极为粗糙的形式。

父母与孩子（2）
父母在床上所做的决定使两性及爱情中最为隐私的东西暴露在我们面前。毫不奇怪，事实是难以捉摸的，当婚床的秘密被时间流逝和父母及子女的沉默掩盖时尤其如此。很少有孩子知道，自己的出生是一种偶然还是出于真正的需要。
　　但不管如何，结婚的平均年龄在下降，出生率也在下降。无疑，不要孩子的决定来自于一种抚养孩子意味着什么的意识。人们比以前更加悉心地照顾、娇惯和爱护孩子，但孩子的数量减少了。生育是如何控制的人们无从知晓。有些夫妻除了节制以外没有采取任何控制措施；为了避免怀孕，妇女经常“失足摔倒”。*中断将决定权交给了男人，他负有“额外小心”的责任。在富裕的家庭，人们更多地依靠一些从英国或妓院引入的技术，其中之一便是冲洗，这需要源源不断的水源，还产生了妇女洁净器——据说曾因不雅而推迟生产。1906年，自由派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想把生育控制技术教给无产阶级妇女，于是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女同胞们，要学会想做母亲时再做！”并散发避孕套和吸水海绵。他们的宣传经常激怒妇女，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要求，她们对这种干预私人事务的做法极为震惊。一旦发生意外，许多妇女宁可选择流产。流产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城市中已经有几个孩子的妇女；到20世纪之交，流产似乎被作为避孕的一种方法来使用。安格斯？麦克拉仁将流产视为社会底层女权主义的一种体现，或者至少也是不愿生产或杀婴的妇女意愿的体现，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后一种观点在19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但在第二帝国时期则被严厉打击（每年有上千起检举流产的事件发生），于是逐渐消亡了。然而，个别杀婴事件仍然不时出现，主要是一些乡村女佣，她们担心抚养私生子会受到歧视。
　　尽管生育控制技术在19世纪有所发展，避孕方式的缺点还是使“意外”经常发生。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如果生下来了，其未来便会面临极大危险，是被惨遭遗弃，还是被接收为家庭成员，只能由命运来决定了。
　　但是人们还是非常渴望拥有孩子，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或是他们的角色需要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为人父母。对于女人来说，做母亲是生存的原因之一，但男人也有想要孩子的欲望。“没有孩子的女人就是个怪物，”路易丝？巴尔扎克，《两个新娘的回忆》中的女主角这样说道。“我们唯一的天职就是做母亲，”结婚10个月后，卡罗利娜？布拉姆…奥尔维耶在日记中倾诉道：“我伤心的是还没有一个孩子，如果有的话我将会全身心地去爱他，他会使我接受现在的生活。”（1868年1月1日）为了有一个孩子，她不遗余力，包括去医院进行治疗、洗温泉和拜访教皇，教皇的祝福14年后为她带来一个女儿，她为其起名叫玛丽…皮（玛丽？派厄斯），以表示对教皇的敬意（派厄斯是一个意大利教皇的名字——译者注）。居斯塔夫？德？博蒙曾经与托克维尔讨论过妻子的怀孕问题。博蒙非常关心妻子，撰写书籍的事情也放了下来，一方面渴望做父亲，一方面对妻子的痛苦伤心不已：“看到可怜的妻子，有时候我真想把孩子送给魔鬼……然而我却将这件事视为一种幸福，孩子是我们的全部话题和希望。”（1838年6月10日）与母性情感同时，或许相应地，父亲对于“婴儿”的感情也出现了，即使它还是个胎儿，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父母与孩子（3）
渴望拥有孩子的想法并没有使父母去领养别人的孩子，血缘关系仍然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第二帝国使领养制度化，但这个领域的变化，尤其是涉及到家族名字的传承时，还是极为缓慢的。
　　生产完全是个人——女性——的事情，甚至讨论和回忆这件事的方式也是如此（对于女人来说，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手术室就设在家里的床上，或是父母的床上，男人则被排除在外，除了医生。所幸生产已经按照医学程序来进行了，比较富裕的家庭中，越来越多的医生出现在了床边。由于雇用接生婆的费用较低，加上传统习惯，接生婆仍然是主要角色，但其地位却在不断下降。在医院生产是贫穷，甚至是耻辱和孤独的象征，因为乡村未婚女孩到城市生产之后便将孩子遗弃。勒？布雷和托德告诉我们，在法国西部、西南部和中部，“人们对私生子的排斥把母亲们赶到了医院”。直到一战后，人们才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