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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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帽、卡曼纽拉短茄克和宽松的裤子成了共和主义者的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情感。”
从1793年开始，服装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就更多了，以致国民会议不得不重申“装束的自由”。这个法规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因为“没有人会强迫其他人按特别的方式来穿着……冒着被认为是个罪犯的危险”。国家国民会议的决定表明，法令是直接反对那些妇女俱乐部的。那些俱乐部的女会员都戴红色的自由帽，并强迫其他妇女也学她们的样子。按代表们的意见，在革命最激进的时刻，也就是在非基督化的时期，服装的政治化对于推翻已经确定的两性秩序来说是个不小的威胁。法布尔？德格朗林把自由帽与妇女男性化联系在一起：“现在她们要的是红色的自由帽，但她们不会满足于此的，很快她们就会要求带手枪的腰带。”在等待领救济的队伍中，武装起来的妇女就更加危险了，更糟糕的是，她们还开始组建俱乐部。德格朗林接着警告说，“这些俱乐部不是由家庭中的母亲、女儿和姐妹们组成的，而是由女冒险家、中世纪的骑士、解放的妇女和女战士组成的。”代表们的掌声表示他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第二天，代表们就投票反对所有的妇女俱乐部，因为这些俱乐部推翻了“自然”秩序，也就是说它们把妇女从她们专有的家庭身份中“解放”了出来。为了回应市政厅的女代表，两个星期之后肖梅特疾呼道：“妇女们不去虔诚地干好她们的家务和照顾好孩子的童床，而是到公众场所去，在画廊和议会的围栏内发表长篇大论，这得体吗？”根据最激进的雅各宾派的领袖们的意见，妇女是与私人生活相联系的，她们以妇女的身份活跃在公众领域是被大多数男性所反对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4）
尽管，国会会议明确表示支持个人有选择着装的权利，但整个国家在此问题上已越陷越深。自1792年7月5日起，法律规定所有的男性必须戴三色帽，而且自1793年起，不论性别，全体法国公民都必须戴它。1794年5月，国会要求艺术家代表大卫发表他对改进国服的观点和建议，他提供了八个草案图纸，其中包括两套市民制服。他所提出的市民制服与官员制服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两种服装都包括带束腰的开襟短上衣、紧身长袜、短靴或者鞋、无边女帽以及一件半长斗篷。这种服装，既代表了复古和文艺复兴，又有戏剧主题。但是实际上，只有大卫的年轻顾客才穿着这位艺术大师的市民服装。然而，来自广受欢迎的共和国艺术协会的市民服装的创意表明，人们希望消除公众与私人之间的界线。不管是不是士兵，所有的市民都将穿着制服。艺术协会的艺术家坚持认为目前的服装式样与自由民的身份极不相称。他们认为如果个性已经被革命化了，那么服装也需要彻底的革新。如果服装上还存在着社会差异，那么怎么能实现平等？一点也不奇怪，艺术家和立法者都认为妇女的服饰并不是那么重要。按维卡的说法，妇女的着装除了比较过分的手帕以外基本不需要做什么变化，由于她们的作用被限制在私人化范围内，因此也就不需要穿国家的市民服装。
甚至当国家大规模改革和统一男性私人服装时，服装还具有政治意味。热月行动中，年轻的纨绔子弟们戴着白色的亚麻布，攻击那些头发上没有装饰的雅各宾党。纨绔子弟的“牺牲者服装”包括一件圆领上衣，雅致的鞋子，留着长长的鬓角，手里还拿着灌铅的短手杖。总的来说，革命给服饰带来了开放和光明。对妇女来说，这就意味着能越来越多地露出肌肤直至一个记者评论的程度：“有几位女神穿得如此少，如此透明，以至于她们否认会产生独特的满足，那种猜测的满足。”
私人空间中最私密的物品都被印上了革命的热情标记。人们可以在富裕的爱国者家里看到“革命之床”或者“联邦之床”。各种瓷器和彩陶器上都被画上了共和国的图案或者装饰。鼻烟盒、剃须杯、镜子、各种柜子，甚至坐便器都被画上了革命的场景或者具有象征意义的底座。自由、平等、兴旺和胜利都以各种年轻可爱的女神的形象出现在共和国资产阶级的私人空间里。甚至连可怜的裁缝和鞋匠都会用一个革命的日历来预约时间，而在他们家的墙上到处都是共和国的装饰图案、革命者的人像和古代英雄或者是重要的革命事件的历史性场面。当然不可代替的是圣母和圣徒的木刻和雕刻，我们不能肯定通过政治教育，公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私人空间里对公众符号的依赖是建立革命传统的基本要素。而且正是所有的波拿巴画像和各种表现他胜利的画像帮助树立了拿破仑神话。私人空间的重新布置，实际上是表达公众对于革命领袖和追随者政治上的感激之情。
就像在欧洲，许多政治符号侵入到日常的私人生活领域那样，许多私人生活的符号也渗透到了公众领域。比如，本来在熟人之间使用的“你”字就走进了公众领域。1793年10月，共和主义者向国民会议呼吁：“应该不分性别地在语言中使用‘你’字。”他们的理由是，这种用法将“减少傲慢、减少差别、减少敌意、明显增加亲密度、增强人性化的趋势，因此也将更加平等”。代表们拒绝公开使用“你”这种形式，但是在最激进的革命圈内，“你”已经被普遍使用了。在较底层的阶级中，熟人间已经广泛使用“你”字了，但是在公众场合使用还是会造成不良影响，威胁到公众演说的正常规则。更令人震惊的是大量粗俗的词汇进入到公众的书面的政治演说中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5）
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描绘成与理想化妇女相对的倒置形象：是野兽，而不是文明的力量；是*而不是妻子；是生产变形生物的怪兽而不是母亲。她是一个最极端、最不道德的例子，那些革命者害怕妇女们一旦进入公众领域会变得像她一样，这是对女性性别丑恶的诋毁。这种丑恶的诋毁似乎需要通常只在男士衣帽间的故事中才使用的排斥的语言，在公众领域，它被用来破坏高贵、敬重的气氛。
在许多方面，语言反映出公众和私人界线之间的变化。革命化的国家试图通过以法语代替方言和土语的规定来调整私人语言的使用。巴瑞克是这样来解释政府的地位的：“自由民的语言必须是统一的，并且与其他人的语言一致。”公众与私人之间的对抗成了语言上的对抗，新学校，尤其是布列塔尼和阿尔萨斯的学校都被要求教授法语，而且所有的政府法令都用法语出版。因此，在法国的许多地方公众演讲是公有化的，在实践中方言和土语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私有化的。
对一些人来说，创造私人语言是对丧失私人生活的一种补偿。被征召入伍而失去私人生活的士兵创造出了老兵的俚语，这把他们和普通市民区分开来。他们对装备、制服、军队部门、战场情况、报酬，甚至扑克牌中的数字都有他们自己的叫法。他们把德国敌人叫做“酸菜脑袋”，而英国则简单一点叫“该死的”。
在这个混乱的时期，家族的标志生发出颇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当共和国的象征——罗马的自由女神出现在政府的印章、雕像和图案上时，她看上去很抽象，又有些遥远。但在很多图画中，她呈现出年轻女子或者年轻母亲的亲昵。很快，她就以最普通的女孩的名字玛丽安而闻名了。开始的时候人们带着嘲笑意味，但随后人们就非常热爱这个名字了。在妇女缺乏最具体的政治权利的时期，一个女性形象仍然能成为新共和国的偶像。1799年，以拿破仑本人为图像的雕刻使她从争论和分化的深渊里解脱了出来。权力有效地控制着感情，因此它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会为大家所熟悉。
政治演讲和革命时代的图像材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开始，国王被画成一位仁慈的父亲。他能认识到王国内的问题，并在刚成年的儿子的帮助下，把这些问题安排得井井有条。1791年6月，当他试图逃离国家时，这条秘密路线不可能保守住了。现在更加激进的儿子们进一步要求有根本的改变，并最终坚持由他们共同来取代父亲的地位。随后，淘汰专制父亲的要求进一步得到了补充，他们愤怒地反对那位从没被当成母亲的女人。玛丽安的通奸是对国家的侮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得到了一个可怕的下场。革命的兄弟关系替代国王夫妇成为权力的基础，这种关系保护着脆弱的自由和平等的姐妹。在新共和国的代表中再也没有了父亲的形象，而且除了他们小时候的形象之外，母亲也基本上不存在了。父母从这个家庭中消失了，只有兄弟们一起来建立一个新世界和保护他们还年幼的妹妹。偶尔，尤其是在1792年到1793年，妹妹们被描绘成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被认为是需要人来保护的。共和国被大家所爱护，但它还要依靠人民，这个巨大的男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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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1）
革命对私人生活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象征性的”，在政治文化领域上有一定的表现，比如在语言、服装和政治礼仪上。在许多其他领域，革命者的政府直接挑战旧政权的社会机构的权力，比如教会、社团、贵族、乡村社团和众多的家族。而且在挑战的过程中，还为私人勾划出新的空间和私人的权利。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抵抗和含糊不清的地方，而且在政府与其在控制私人生活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基督教教会的斗争中，很明显有许多这方面的问题。天主教是私人经历的信仰方向，也是公众礼仪的趋势；它是个人的集中，也是一个有权力的机构。它是革命中最强烈的公共斗争的中心。按最自由的方式，革命者最初是把他们的政权建立在对宗教忍受的基础之上的。宗教信仰问题是私人的事情。但旧习惯和日益增长的对资金的需求需要一个更为模糊的解决办法：没收教会的土地和取消为神职人员服务的内部机构。就像其他公共官员一样，主教也通过选举产生。另外一系列的革命*需要来自神职人员的誓言和减少他们的数量。为了支持“不服从就是与反革命相联系”的观点，政府增强了对敬神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控制。按1801年的协议，拿破仑宣布了最明显的政府监控，而且让人们认识到政府始终有干涉私人信仰的权力。
虽然许多天主教教民渴望变革，但他们不会轻易默许政府的监控。为了保护他们的教会和他们的礼仪，许多个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第一次接受了政府的规则。按格里高利教皇的看法，机构化的教会是被“愚昧而又极具煽动性的妇女”绞杀的。她们窝藏拒绝宣誓效忠者；帮助秘密地组织群众；鼓励她们的丈夫去向政府请愿，要求在热月革命之后重新开放教会；拒绝通过教区牧师受洗或者结婚；并且当其他努力都失败之后，还以宗教自由的名义发动了暴动。旧时广受欢迎的圣徒又重新流行了起来，特别是在反对革命的地区，同时新的假圣人也被创造了出来。在晚上背诵经文成了政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