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记-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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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掀思想论潮
辛亥革命后，中国舆论界呈现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各党各派都纷纷创办报刊，作为自己的言论基地。这时，报刊如雨后竹笋般层出不穷，《民国杂志》、《少年中国保》、《民国月刊》等成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代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而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家的梁启超当然不会置身世外，成为积极的倡导者、鼓吹者。
1916年8月，梁启超、汤化龙在北京创办《晨报》，着重宣传新文化，塑造蔡锷式的“新青年”，1919年9月1日，新学会主办的《解放与改造》（后改名为《改造》）杂志出版，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从此，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响彻在祖国大地，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而以《新青年》为标志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新思想的启发。就如萧公权所说的那样：“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得著启示。”
巴黎和会结束后，梁启超完成了他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的任务后，继续留在欧洲，四处游历。巴黎数月，流连于风景之中，游隧道，访卢梭故居，“曾乘飞机腾空五百基罗米突，曾登最大之天文台，窥月里山河，土星光环”；历机山绝顶观日出，“彩霞层叠，变幻无朕，少焉一线金光，生于云头，若滚边然，次则大金轮捧初矣。……白云满湖，徐徐而散，壮观又与海上别也”；游罗马胜地，“日日与古为徒，几忘却尚有现代意大利人矣。每日玩奇披僻，晨出暮归，亦颇极老瘁”。 梁启超纵情于山水古迹之中，灵性普洒天地，执笔而兴，“灵府必将起一绝大革命”。
战后的欧洲一片狼藉，城市中几乎没有完整的建筑，处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战场上满是破败的钢盔、军服和武器，无数的坟墓和十字架似乎诉说着战争的残酷，“国破山何在，城春草木深。”人类文明的价值何在？战场上死一般的寂静让他毛骨悚然：但觉得四周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 最可贵的科学发明给这班野兽一般的人拿起来戕害生灵，荒秽土地。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梁启超看到了一种精神：欧洲人从废墟重新站了起来，把热情投入到自己家园的建设中来，而法国亚尔萨斯和洛林两州人民的爱国热诚更是让梁启超一行热泪盈眶。想到中国人失去台湾后，不过三五年就忘之脑后，再无人提起，便倍感痛心，对中国人只有冲动没有情操的爱国感情产生怀疑，“向法国人这种爱法，真可以令我们反省哩。” 梁启超同时还旁听了英国下议院辩论，对英国政治更添好感，议员态度真诚，对反对党的意见也诚心诚意的尊重，且对自己的主张却丝毫不放松，英国议员的素质让他对中国议会的状况感到失望。
这些见闻真可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极富情感的梁启超常常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愤笔疾书；或著文寄往国内的报章杂志；或致信家人；谈自己思想的变化。在给弟弟梁仲策的信中称：“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娇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知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我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这封信写于1919年6月9日；清楚地表明梁启超旅欧刚半年有余；就受欧洲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刺激；心灵深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不过；仍停留在苦思冥想、“酝酿发酵”的思考阶段；难以理出一个头绪来。此后的半年多；他继续结合欧洲的现状和中国的实际；力求寻找新的出路。
但是，欧洲之行最重要的是，梁启超重新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地位。这时的欧洲社会危机四伏，人们精神濒临崩溃，西方人文学者开始对文明产生迷惑，深感失望，甚至宣扬世界末日的到来。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西方学界掀起震动，主张以东方文明来拯救西方文明，悲观的情绪笼罩着整个西方思想界。在与美国著名记者赛蒙氏闲谈时，悲观的论调让梁启超颇为震惊：“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大门，等你们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开始对中国的命运有了新的希望，思想也开始了又一次的转变。“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和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弘扬中国文化，补救西方文明，也是中国人的责任。借用西方人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旧学，这也就是“拿西方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的意义”。通过考察西方，梁启超重新振起了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中国文化成为新的媒介，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梁启超徜徉在欧洲各地，遨游于西方浩渺的知识海洋，吸收着新的思想。而此时，中国国内思想界却又陷入迷茫：“德成而上艺成为下”与“科学万能”两种极端思想泛滥，大多数知识分子需要引进西方文化来拯救国家，但仍然难以割断与中国文化的感情，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左右摇摆。国人只得把目光又一次聚集在还身在欧洲的梁启超身上。
梁启超归来后，整理欧游记录心得，著成《欧游心影录》一书，阐述自己的思想，表明自己对科学的立场，提出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国人本希望梁启超能够为国家指明方向，没想到他却与思想文化界陷入了论战。
欧洲之行，梁启超得到了一个结论：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了，而战争也同样证明了过于推重物质文明必然带来恶果。科学的发展破坏了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学的威力，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而导致精神空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争斗。他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灿烂及哲理的深邃，“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西方文明拥有许多可贵的进步无可厚非，而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盲目崇拜西方则是不必要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首篇中宣传“科学万能论”已经破产，对西方文明的进一步认识使他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他写道：“近年来西洋学者，许多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是有这个资格的。”正是这种认识使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一个大的转变，从而使他能够较全面地看待西方文化。他所说的科学万能论破产并非指西方文明破产，更不是不要科学，相反，他仍然承认西方文化的长处并表达了对欧洲前途的信心。他断言：欧洲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任凭暴风疾雨，是不会动摇的”。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造就了有责任感和创造力的现代国民，因而坚持主张“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
梁启超要弘扬中国文化，发掘中国文化中的精神财富，用以补救西方文明的不足，使之二者达就最完美的融合，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尊崇和对西方文化的理性态度促使梁启超探索将二者融合起来。西方文化的魅力由“赛先生”与“德先生”（“科学”与“民主”）体现出来，而西方学术以“科学精神”为表征。如果中国文化中也有类似的特征，就可以证明中西文化是有共同点，可以沟通、融合。在梁启超看来，清代考据学具有科学精神，能够满足这种文化沟通、融合的需要。
他的思想是中国思想界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对儒家学说和东方文明的强有力的捍卫，也是对五四极端反传统潮流的空前挑战。梁启超对五四后学术界掀起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事”的运动是认同的，他着力于挖掘清代学术的科学精神、以科学标准审视中国文化，并希望中西文化能够相互沟通、比较、融合而得到“淬厉”。
但是，梁启超的观点也引起了胡适等的反对，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文化思想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他说：“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他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要“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情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西方“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只不过是一时的病态心理。然而胡适没有彻底明白梁启超的思想，梁启超始终对西方文明持赞扬的态度，他反对的是西方人过分追求物质文明的做法观念，而不是西方文明，就如这样的比方：西方社会“在物质的组织下，全社会就像一个大机器，一个轮子出了毛病，全副机器摆在那苦痛真说不尽。”
梁启超、胡适等在关于西方文化文体上数度争论，掀起了一股热潮。随后，针对“科学万能与否”的问题，张君励、丁文江、梁启超、胡适、孙伏园、陈独秀、任叔通等大批名人参战其中，形成了一场声势宏伟的空前大规模的论战。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对“科学万能梦”的质疑，成为论战的导火索。他认为，欧洲人作了一个科学万能的大梦，满以为黄金世界指日可待，可是在战争中，甚至科学影子也不见了，心境无限凄惶失望。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励在清华大学做了关于人生观的讲演。4月12日，科学家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向张君励发起进攻。随后，张、丁你来我往，胡适等人也不时参与其中，一时热闹非常。张君励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中国人民应该珍惜自己的精神文明，而丁文江则批评张君励被“玄学鬼”迷住了，指出人生观是受科学方法制约的，在知识领域是万能的，但这并不能成为“科学对战争负责”的借口，最后得出，中国需要“科学神”。
二者的争论激烈尖锐，因为身份的不同产生了不同见解，为了规范他们的论战，作为他们的老师，梁启超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提出了论战基本规则，“第一，我希望问题集中于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第二，我希望措辞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 使得论战激烈不失诚挚，在一团和气而又热烈中进行着。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提倡破除迷信，反对偶像崇拜，然而五四人却又树立了新的迷信、新的偶像，对科学盲目崇拜就成为其中之一。他们把科学当作神灵供奉，当作标签随意乱贴，却不允许有任何人对科学略发微辞。“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然而，梁启超却作出了公然挑战“新偶像”的行动，使得“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被胡适等指责为“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威风”，胡适和其他批评者又一次误解了梁启超。
胡适等的批论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