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记-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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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对德宣战对中国捍卫国家主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梁启超不遗余力推动参战，尽管有许多人认为他是要投靠日本，发展自己的力量，排除异己。可是，当时美国驻华使者芮施恩在他的《使华记》中为梁启超辩解梁启超与当时段祺瑞的参战动机区别时，这样讲道：尽管以曹汝霖、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和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在参战问题上都支持段祺瑞，但“他们彼此都又是对立的”，“梁启超先生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理论家，虽然日本人长期以朋友的态度相待，但他无疑相信自己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准备利用日本人的援助，但决不愿放弃国家的一切基本权利。”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梁启超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参战的确为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有学者这样评价道：“没有8月14日的宣战案，可能就没有1919年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抗议和五四运动的爆发，而没有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巴黎和约，也就没有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的解决。”
7月14日，黎元洪宣布辞职，副总统冯国璋就任总统，梁启超被任命为参政总长。梁启超就职后，清楚地看到政府的财政，比清末更加混乱，外债累累入不敷出，币制紊乱。为了改善这一状况，一上台，梁启超便提出全面改革财政的方案：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
梁启超希望向外国借一笔款项作为整理财政的基金，随后实施一系列这个政策，如发行国内公债，划定中央与地方税范围，裁厘金，简化税则；食盐专卖；田赋按地价册籍制度办理，地价差增税；统一国库；整顿税务机关等，从治标、治本两方面整顿，先治标后治本。
而这时，国内再生波澜。共和政治有了内阁，就不能没有宪法和国会，而原来的国会被张勋强行解散，恢复国会又提上了议程。但是，梁启超认为恢复旧国会必然造成莫大###，拒绝召开旧国会，而主张重新恢复组织临时参议会，这也是揣摩段祺瑞意图后作出的妥协，但他们主要还是认为旧国会束缚了进步党的手脚，希望能够通过改造国会，来达到控制国会的目的，这一主张将《临时约法》产生的国会弃而不用，引起了孙中山等人的不满和反对。
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联合西南军阀向北洋政府进攻。8月11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拥护护法。25日，护法国会议员在粤召开北京会议。9月1日，粤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护法运动进入高潮，从此南北对立局面形成。
段祺瑞面对如此状况，决心武力镇压，统一南方。因此一大部分原计划用于建设、整顿财政的资金，被段祺瑞充作军费，投入到烽火连绵的战争中去了，梁启超一筹莫展，愤然提出辞职，被总统冯国璋执意挽留，只得勉力维持残局。
11月初，国会名单选拔结果，进步党人不过占了三分之一的席位，而段祺瑞的御用党安福系 却占了三分之二。国会大权又旁落段祺瑞之手。梁启超再次落入了北洋军阀之手，原先指点河山的霸气，在北洋军阀面前一吹而散，已无法再在政治漩涡中呆下去了。
11月15日，段祺瑞因在四川、湖南用兵失败，呈请辞职，“全体内阁成员也随之递上辞呈”，冯国璋竭力挽留。但梁启超去意已决，于188日单独再上辞呈，“恳请准予即日免去财政总长本职”， 终获批准。
梁启超再入政坛，除了对德宣战问题取得胜利外，只实现了银行不依赖政府的改革，其他一无所成，所有政治愿望化为一堆泡沫。这时，他才真正明白，只有强权政治才能支配中国！已实无余力足以负荷，悲愤地宣布要告别政坛。
胶东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1917年，梁启超的研究系在国会的竞选中再次落败，受到段祺瑞的安福系排挤，只好结 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认为“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股非我辈之国， 他人之国也。” 然而梁启超并未与政治绝缘，五四运动、国民制宪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都与他有或多或 少的联系，特别是五四运动，就是他直接引发的。
1917年，梁启超摆脱重重压力，采取对段祺瑞的妥协，经过护法运动等等才最终获得了对德宣战的宣言。可是由于段祺瑞政府只顾着借宣战来获得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借机扩充军备，对国际事务一无所为，“一年之岁月竟为内讧消磨以尽。” 梁启超虽然离开了政坛，对政府充 满着不满和失望，但是仍然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前途。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处理各国战后问题的“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 将于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中国北京政府派出以陆征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出访巴黎，希望借这个机会为中国争的在世界上平等独立的地位。
梁启超看透了北洋军阀的真正面目，对政府的外交并不信任，决心要亲自到欧洲、到巴黎去完成救国大业。为了将国内人民组织起来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梁启超、林长民等在经过总统的批准下，在总统府成立了巴黎和会外交委员会，负责巴黎和会的会外事务，林长民任理事长。
为了酬劳梁启超推动对德宣战的功绩，北京政府决定给他一个“欧洲考察团”的名义，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加强交流，进行会外活动。当他讲到出游原因时，说：“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怨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如今外交是完全失望了。” 行前，梁启超会晤大总统和政府官员，拜访英、美、法、日等国公使，并在报界呼吁积极宣传，希望在和会上“不使中国成为日后战争之媒”，获得“中国应有自由发展之权利”。国内思想界对他此行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化私为公”完全代表中国行动。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与张君励、蒋方震、刘崇杰、杨鼎甫四人从上海乘日轮“横滨号”启程，前往欧洲，而丁文江、徐新六另船前往。此行数人，皆各方面专家。途中，梁启超等遍观沿途风情，“印度洋波平如掌，红海毫不苦炎”，每日与启明星同起，置身天光海色，“觉飘飘有出尘想”，习法文，著作论，遍游各国，大开眼界。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当天，在北京大学，“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大会召开，推举梁启超为理事长，由汪大口代理，蔡元培，林长民等为理事，积极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
18日，梁启超等到达巴黎，这时，日本扬言山东问题已由中日两国政府杰洽谈妥，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梁启超听到后，痛心不已，迅速出面辟谣，并将自己在途中所作《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翻译成英、法文字，广为散发，宣传中国要求，表达中国人民和平会议的愿望。随后，梁启超在万国俱乐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发表演讲，面对各国记者，表明中国立场，将中国要求统一的心声传遍世界各地：“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得到了在座各国记者的热烈掌声。同时，梁启超积极同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政府代表、党派领袖会面，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所谓的“和平会议”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一次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梁启超的活动对会议丝毫无补。美、英、法、意、日五列强在会议上激烈争吵，严密封锁消息，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而中国代表团对梁启超等深闭固拒，敷衍应付，梁启超等处境颇为尴尬，身在巴黎，却得不到会议内部消息。这时，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密约，承认日本为德国在山东的合法继承者，传进梁启超等的耳朵，令他们异常愤怒，立即打电报告知外交委员会林长民等，“尚乞政府勿再受人口实。不然千载之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 ，实堪惋惜。”林长民等得知后，立即组织一个国民外交协会，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真正形成外交的后援力量。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会长张骞代表协会致书梁启超，委托他作为该会代表向与会代表承递请愿书，“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予先生者，实无涯既矣”。
日本在会议上不断向英法美等国施加压力，声称若山东问题不解决，将在必要时退出会议，不签订对德合约。几经辩论，英、法、美三国做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中国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宣告失败，梁启超的努力也毁于一旦。4月24日，梁启超提前得到消息，并迅速将其告知国内外交协会，要求“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得到电报后，随即通过外交协会名义决定不签字，并经总统徐世昌同意，急电巴黎中国代表陆征祥，若许以山东权利，请全力抗拒。
4月30日，议定证实后，梁启超立即电告国内。消息于5月1日在《大陆报》上首先刊出，北京、上海人民的爱国激情异常高涨。5月2日，林长民的《外交警报警告国人》新闻稿在《晨报》上发表，高呼“胶东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亡国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青年学生和市民的爱国心被激发出来，推动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5月3日，北京大学的壁报上贴出了十三所院校学生代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当晚，在蔡元培的家中，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酝酿成功了。第二天，北京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五四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大城市爆发开来。
在###的推动下，全国各界纷纷展开各种形式的拒签条约活动，掀起五四运动热潮。然而，北京政府一意孤行，竟然向巴黎发出签字训令，陆征祥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 消息传出，举国震愤。在巴黎梁启超将消息告知在巴黎的留学生，举行抗议。6月28日，合约签订的当天，留学生和当地的中国工人包围中国代表驻地，要求陆征祥拒绝签字。陆征祥等人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合约。这也标志了五四运动开始的群众运动胜利结束。 日本的侵略阴谋终于破产。
3月23日，梁启超关于山东问题的谈话在《申报》上发表，“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就是中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今日中国若放弃前功，有辱国家人格，必须抱定‘拒绝直接交涉的决心’”。1920年1月19日，日本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山东善后问题，要求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这一阴谋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1921年冬至1922年春，中国参加了华盛顿举行的9国会议上，终于收回了青岛及山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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