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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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借口患病不出，静观时局，伺机而动。
陆荣廷与梁启超素未谋面，梁启超通过蔡锷、陈炳坤与陆荣廷联系起来，而陆荣廷也对梁启超极为敬仰，颇为推重，二者迅速接近起来。经过深思熟虑，陆荣廷决定揭竿而起，响应云南起义，并派人赴沪请梁启超入桂共图大业，并说：“只要梁启超早上抵达广西，我陆荣廷当晚即宣布独立。”梁启超听后大喜，欣然应允，立即奔赴广西。
3月4日上午10时，在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的帮助下，梁启超与唐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贯印、唐伯珊7人躲过袁世凯耳目的追踪，乘坐日本邮船“横滨丸”飘然而去。
虽然登上了“横滨丸”，由于袁世凯的侦探无所不在，梁启超为避免暴露，只得整日“蛰伏舱之最下层”，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能“窃蹑舷栏”，仰望夜空，思宇宙之无穷，聆天地之悠悠，大海似乎更加宽阔。漫步于甲板，呼吸着海水的气息，“悟天下之至乐”，顿觉精神进入了另一个境界。梁启超在船上草就“袁氏劝退”，军务院设置诸问题起草通牒、宣言等，用以指导运动的进行。《现代与道德》终卷、《通俗世界全史》第六编半部，“此横滨丸中海行数十日之功课也”。
梁启超逃离上海的同时，袁世凯“即通电两广要隘，梁启超等人将潜行内地，谋为不轨，如查出即扣留，请示办法”越南、香港政府也收到了来电，梁启超的面前张起了一张大网，正等着他的到来，而梁启超只得觅法破网前进，以寻一路通行。
3月7日11时，“横滨丸”抵达香港。有顷“有二英捕及二华捕”上船，诘问一干人等的姓名及来香港目的，甚至对行李也严加搜查，“凡有字纸，必读之数遍”。香港戒严，可见一斑。后“搜出陆荣廷所给护照一张，疑为广西官吏，始舍之而去”，庆幸的是，“梁任公所草起义后讨袁之榭文二，康南海寄陆幹卿之书一，皆未被收去。”
而这时，又传来了不利消息，让梁启超处于两难境地。3日，驻港法领事宣布新章，“无论何国人欲入海防，皆须领护照，每一护照须有两殷实富商家担保，并缴相片二张，且须亲盖手模”。在“谋揭竿事”的时候，梁启超怎样找殷实之商家，又怎能上岸拍小照呢？而若经广东西江入桂，“袁、龙防范甚严”，无疑于羊入虎口，梁启超进退维谷，焦虑让他寝食难安，毕竟护国军仍等着自己去领导，千万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随后，梁启超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唐觉顿等先赴广西，自己另谋他途。8日，唐觉顿、唐伯珊带着梁启超起草的广西独立等文件，乘小轮直奔梧州，蓝志先、吴贯因、黄孟曦上岸投宿在松源旅社。然“香港各旅馆住袁、龙侦探多”，第二日，李根源来访邀二人移住李根源寓所，不多时，“警吏遂来松源旅馆搜索”， 若不及时转移，后果可想而知，不数日，三人先后直入梧州。
横滨丸停泊在九龙，然警吏搜查甚至，只得驶往海中停泊，以避人耳目，由于转乘之“妙山丸”未到，梁启超只得蛰伏舟中，虽父在港病危，亦不敢登岸探视。身体、心情均受到压抑，郁闷、愁思让他的思维甚至有一种“由港直入梧州”的想法即将喷涌而出。
港中党人领袖李根源、杨畅卿等人来访，与梁启超畅谈总统问题及军务院组织事宜，梁启超主张遵照国法，推举黎元洪为总统，后“举国皆言推黎元洪继任，而首倡此议者，则梁任公也。”梁启超在船上将欲入梧州的想法说与众人商讨，遭到同行者坚决反对，只得放弃陆路，仍经海防偷渡入桂。
12日12时，在日友人的帮助下，梁启超、黄溯初乘小轮由横滨丸转乘妙义山丸，即将启航，离开香港，直驶越南洪崎。“妙义山丸”虽然设备极为简陋，然而，船长为梁启超“别治一室”，“三日夜恣徜徉，呼吸海气。”若“横滨丸为缛丽之地狱，此其朴塞之天堂矣。”在这里，《胡国军政府宣言》、《致电使团领事团电》、《尚礼大总统电》及《军务院布告》等等纷纷出炉，黄溯初也起草了军务院组织条例，可谓收获颇丰。15日，妙义山丸至洪崎时，日驻海防之名誉理事横山秉日本政府之命，以游白大龙为名，驾游船携眷数人前来迎接。白大龙为海防附近之海湾，距洪崎仅十余里，水碧沙白，小岛星罗，朝晖夕阳，美观无匹， 梁启超无意中游如斯胜境，只觉神情大爽，情感四溢。夜8日，大雨滂沱之中，梁启超抵达海防，宿于横山之卧室，警吏竟不之知。
17日清晨，横山用汽车将梁启超、黄溯初送至他所办的帽溪牧场，这里在帽溪万山丛中，为敌谍所不能触及。18日，黄溯初冒充日本记者受梁启超所托先赴云南，与唐继尧商讨护国军政府宣言及其他要事，并有《致滇军将士书》托唐继尧转致蔡锷。
蛰居帽溪牧场的十天，成为梁启超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时光。“地卑湿搔缘延榻间以百计”，数日后，“至无完肤”，又一日不御烟卷矣。口渴时，“乃不得涓滴水，一灯如豆，遂有书亦不能读也，”况且油且尽矣。生活艰苦，而生命也遭到袭击，此间有一种病，“由烈日炙脑而生者”，当地人都以黑布裹头以避之，横山告知后，梁启超不以为意，竟罹之。“孑身在荒山中，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灯火尽熄，茶水俱绝”，梁启超甚至认为“此时殆惟求死，并思家人之念亦不暇起矣”，直到第二天，有人来探视，急以一种草药治之，才“霍然若失”，“若更一日不治，则无救矣。”梁启超的生命，差点毁在这山峦重叠，雾障重重的山野之间，病好后，梁启超提笔著成《国民浅训》一书，并作《从军日记》一篇，以纪念从军入桂之旅，一篇篇“宣言”、“通电”如利箭般穿透了袁世凯的心脏。
26日，梁启超离开帽溪，越过“谍骑四布”的越境，于27日午后3时，踏上了深切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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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丑剧落幕
滇南战场再起波澜，北洋军龙觐光所率之粤桂军，大兵压境，形势危急。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一边发表舆论，痛斥袁世凯“内为奸谋，外媚强敌，丧权辱国，怯懦无耻”；使得讨贼之声高涨，一边率军经滇越路至蒙自进军广西，与龙觐光军激战于剥隘、百色、富川。
这时，陆荣廷与袁世凯虚与委蛇，拜受官职，接受饷银、枪支，作为进攻护国军的假相，暗地里与梁启超密谋独立事宜。12日，隐藏于龙觐光军中的桂军将领马济、黄敏成反戈相向，与李烈钧一起生俘龙觐光，取得百色大捷，护国战争的形势为之大变。13日，陆荣廷、梁启超及广西第一二师师长陈炳坤、谭浩明等联名通电袁世凯，要求其即日辞职，“以谢天下”。14日，唐伯珊、汤觉顿携带梁启超起草的广西独立文件抵达梧州，15日，陆荣廷在柳州的行营改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部，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正式通电全国宣布独立。随后，肃清了广西境内袁氏势力。3月27日，梁启超进入镇南关，抵达龙州，“全城爆竹之声，喧闹沸地，聚观者空巷”。。数日后，梁启超登上了前来迎接的南宁都督府第六号巡轮，于4月4日抵达南宁，陆荣廷亲自率军自梧州返南宁曦江口相迎，“两人携手入城，万旗齐飏，万炮齐发，列队肃肃入都督府”。
广西独立，使得滇、桂及川南湘西连成一片，护国军后方得到了巩固，使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反袁斗争进一步高涨，护国军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反袁烈火，如燎原之势，燃遍了西南各地，直逼中原。北洋军阀内部的争夺逐渐公开化，战场上陈宦停战，冯玉祥倒戈反袁，张敬尧也开始动摇以冯国璋为首的北洋军阀实力派，联合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庆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共同联名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共和。袁世凯众亲叛离，被迫撤销帝制，于3月22日向全国公布，83天的洪宪帝制丑剧结束了。
可是，不当皇帝的袁世凯仍然希望能够就任总统。梁启超看穿了袁世凯的阴谋，电告陆荣廷等坚持袁世凯退位，并写了《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翻译成中、英两种文字，翻译成册，散布中外，袁世凯伪造，民意的丑行暴光于光天化日之下，再无立足之地。
护国战争发展到如此地步，若仍欲“逼袁退位”，广东成为必争之地。而此时广东都督龙济光乃袁世凯亲信，百色大捷中被俘的龙觐光正是他的哥哥，若想谋策广东独立，难度可想而知。
龙济光在袁世凯称帝后，受到了恩宠和重用，在广东大行帝制运动，屠杀革命党人，戕害百姓，广东人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自发组织了“屠龙团”，反对龙济光。而护国战争爆发后，陈炯明在惠州附近成立粤军司令部，徐勤以香港、澳门为基地组织广东护国军，朱执信砸南海、顺德等县组成了中华革命军，而广西独立，龙军内部起义不断，各派反龙军对对广州形成包围态势。龙济光面临着兵临城下、众亲叛离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龙济光秉袁世凯旨意宣布假独立，并邀梁启超、陆荣廷派代表前往广东谈判，缓和各军进攻。
各省义军在广东假独立后，继续进攻，决心驱逐龙济光。但是陆荣廷、梁启超等商议后，决定采取妥协手段，开始议和谈判，以避免广东人民遭受战火。
4月12日，龙济光在珠海岛八角亭水上警署，召开会议，讨论民军与龙军的合作问题，汤觉顿作为梁启超、陆荣廷代表参加了会议，同时还有民军总司令徐勤、国民军代表何福桥、广东方面还有海军司令员都督府顾问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光龄、商会团长岑伯铸、龙军代表贺文彪、颜启汉、潘斯凯等。会上，徐勤提议粤省所有军队一律改为护国军，另举司令员问题，这时会议仅仅进行了十五分钟，便陷入了争执。颜启汉拔枪就射，顿时枪声大作，汤觉顿、岑伯铸、谭学夔、王广龄、贺福乔等不幸遇难，徐勤在乱枪中机警逃脱，幸免遇难，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海珠惨案。
海珠惨案发生后，广东各地军民群情激昂，要求进军广州，杀掉龙济光，而梁启超、陆荣廷也率军一万东进，将与龙济光决一死战，面对如此严峻状况，龙济光不得不稍微让步，处决海珠惨案主谋四省禁烟督办蔡乃煌，并派巡按使张鸣岐赴梧州商谈两广“合作”条件，并于其后亲赴肇庆，接受合作条件“龙宜带兵北伐，而以都督让之他人，每日则给龙军饷若干万，并宜交出蔡乃煌及海珠惨案罪首颜启汉等”。
5月1日，两广督司令部成立于肇庆，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统一领导两广的军事行动，团结了各路民军，孤立了龙济光。
龙济光答应合作条件后，陆荣廷率军前往湖南战场，广东方面顿时力量大减，龙济光见梁启超等态度渐趋温和，兵力又不足时，又违背诺言，既不让出都督之位，又不出兵北伐。梁启超无奈之下，只得保留龙的地位，换取一个“北伐宣言”，龙济光答应后又不肯宣言北伐。
龙济光的反复无常，激起了肇庆军人及各地民军的极大愤慨，纷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