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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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的内阁大臣生涯。然而，就在此前，梁启超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决心从改革币制下手来整顿国家财政。上任以后，他将自己的热情，化为一篇篇呕心之作，以图实行新的币制改革方案。他发表《币制条例书》、《整理滥发货币与利用公债》、《币制金融政策》、《银行制度之建设》等文章，尽力整顿租税、银行、公债及货币。他认为“币制之紊乱与银行之制度之不良”是国家财政混乱的原因，若“政府苟能以全副精神，就此两事以图改良，则一二年后，国家之危险，必可去其大半。” 可是在袁世凯的称帝野心下，国家建设根本无从谈起，而梁启超精心制订的币制改革方案也只能是一波泡影，梁启超万般无奈中，屡次提出辞职，在12月27日终被批准离职。
1914年3月18日，约###议召开，会上废除了内阁制的《临时宪法》，代之以总统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根据《约法》成立的参政院代行立法机关职能，并设宪法起草委员会，梁启超被任命为参政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袁世凯继续拉拢梁启超，使他成为复辟帝制的工具。
由于参政院参政全由袁世凯任命，参政院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工具。梁启超这时看清楚了中国时局，明白了自己所矢志追求的民主立宪政体已经破产，遂谢绝任命，宣布脱离政治。“自此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之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隐居于天津海河边的意大利租界内之“饮冰室”。
酝酿
对袁世凯的妥协，梦想拯救国家却换来了无尽的羞辱，梁启超再无意于政坛奔波，而
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从此，他埋头书屋，著书立说，以求学术救国。
从日本归国后，梁启超便开始在天津海河边的意大利租界内（今天津河北区民族路四十六号），建造房屋，安置家人。到1915年，全面竣工。这是两幢西式建筑风格的楼房，它们东西分立，各有特色，靠西边的是意大利建筑师罗尼欧专门为梁启超设计的，地下两层，整座楼房是浅黄色，造型典雅。在以造型别致著称的意大利建筑群中，颇有超凡脱俗之感。室内摆设讲究，设有书房与图书资料室，洋溢着浓厚的书香与温馨。
梁启超在这里，真正脱离了政治烦恼，进行着学术大师的转变，在这里，他才思泉涌，运笔如飞，影响着全中国学术界，成为一代爱国主义宗师。取《庄子&；#8226；人间世》中一句，“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兴”，颇富哲理的语句，梁启超将自己的书屋命名为“饮冰室”，一个影响中国数十年的名字出现了，成为梁启超渊博学识的代名词。
这里虽然没有双涛园的美景，但是它却成为了梁启超一生中最为温暖的家，它不仅是一个学术圣地，更是一个处处洋溢浓浓亲情，其乐融融的幸福大家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成为梁启超耳中无比奇妙的交响乐，让他心旷神怡，妙笔生花。
梁启超这样一位充满政治热情与爱国热情的领袖，却放弃了政治中的北京，而选择了在通商口岸的天津安家；让不少人迷惑不解，包括他年轻的儿子们。一天，正在上中学的颇具强烈民族主义的四子梁思忠鼓足勇气，问到了这个让父亲尴尬的问题，梁启超平和地给孩子们解释到：“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际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之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他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的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的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时时住在它们的旁边。”可见，梁启超开始真正地潜心学术了，对于学术的浓厚兴趣让他不得不关心书籍的安全，这也让他日后躲避袁世凯的暗杀提供了条件，让他的家庭始终在安全和温馨中度过。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3日，袁世凯政府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交战，宣布中立，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日本成为此时中国国内最强大的一支帝国主义势力，并开始妄想独吞中国，争霸亚洲，于是在8月，拒绝中国战区的建议，进攻青岛。
袁世凯看到日本的野心，但他希望能借助日本的力量来进行帝制活动，因此得到在日本政府如中国内乱，“愿助平定”的许诺后，袁世凯对日本开始一味容忍，妥协，退让，甚至出卖主权。9月2日，日本军队在山东半岛北部登陆，沿胶济铁路向德国侵占的山东半岛发动进攻，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随后英军在崂山登陆，协助日军在袁世凯化定的“交战区”内击溃德军。1915年1月18日，日军扩大侵略范围，破例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吞并中国。
阴风飕飕，吹醒了中国人民，激怒了中国人民。 梁启超在“饮冰室”中愤然而起，通过舆论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政府发动猛烈抨击。以“似利箭，如枪弹”的文字痛斥日本侵略野心，谴责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他通过《京报》、《国民报》等报刊接连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外交轨道处之外交》等十数篇，针对日本“保持东亚全局之和平”的谬论进行有力的驳斥，批驳日媒体“中国侮慢日本”、梁启超“忘恩负义”之说，梁启超针锋相对，说道：“我国今日所处何时何处何地；而敢侮人焉？”“侮慢”之说无从谈起，中国数十年来，遭难深重，受侮不少，教训可鉴，日本“保全中国领土”之说又怎能说服中国国民？而且“日本责吾济以安事猜疑”，为何不拿出实际行动来消除中国人之“猜疑”；表明其绝无侵略之心呢？ 梁启超本着爱国之良心，批驳日本侵略者；竟然成了“忘恩负义”，不禁令爱国人士心寒。难道“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耶？”爱国竟然不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不得不令人愤慨！后来日报污蔑“北京报馆20余家，尽为德使所教唆”，甚至成了“德国机关报”，日报竟然认为中国舆论，中国知识界竟然可以被金钱所购买，这是对中国人格的极大侮辱，梁启超忍无可忍，拍案而起，讽刺日本道：“何妨试以此数或倍此数之金钱购买，看看效果如何？”同时警告日军，“中国虽然落后，但反抗侵略的精神不会丢，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梁启超的文字意正辞严，犹如炮弹般射向敌人，表现出中国人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掀起一股反帝反复辟帝制的舆论浪潮。
然而，陷入帝王没梦的袁世凯不再理会梁启超的言论，甚至派人劝阻梁启超不要再浪费笔墨，加快了封帝步伐。1915年起，袁世凯开始发表“授卿令”，恢复封建时代的祭孔典礼，恢复清帝排场，肆意践踏共和成果。
此时，梁启超看到袁世凯倒行逆施行为势在必行，便借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业的机会，以回乡为父亲祝寿为名，“金蝉脱壳”，南下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联合反帝制力量。临行前，他写信给袁世凯详谈国内情形，忠告袁世凯“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愿袁世凯能够悬崖勒马，“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 信中的语言如利剑词锋，似爱似骂，谴责袁世凯强奸民意，倒行逆施，背叛共和，欲毁中国于其手。
4月29日（古历三月十六），是梁启超父亲莲涧先生梁宝瑛的66岁大寿，梁启超于25日（古历三月十二）抵达香港，广东都督龙济光特派军舰迎接。当天晚上回到广州。此时，梁宝瑛已在广州租房居住，也算是在此又安了个小家。29日，梁启超开筵受贺，老人康豫欢悦，全城雷动。两天后，在八旗会馆开筵，演剧侑祝，全省各界名流纷纷前来祝贺，盛况空前，开广州城之先例。老人见儿子荣归故里，为自己祝寿，精神矍铄，高兴异常。5月3日，梁启超乘坐龙济光派来的兵船，返回新会茶坑，同时，租赁紫洞艇四只供亲友乘坐，并以三只小兵轮护送，浩浩荡荡地驶向了童年的乐园——茶坑。
阳春三月，沿途春光明媚，花鸟欢虞，回思童年赶考，少年英姿勃发，“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犹萦在耳，屹立船头，两岸山峰驶过，恍惚间又回到了无邪童年，扬桨击水，激起一阵水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欢愉、亲情似乎让这位历经沧桑的中年人忘记了生命的曲折，生活的悲苦，完全沉浸在这良辰美景当中。
梁启超的归来，让茶坑人兴奋万分，一时茶坑热闹非常。附近河面停泊官绅船只密不透风，梁家宾客盈门，贺仪堆积如山，笑声、谈话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达官贵人均有所馈赠。梁启超在家大宴宾客，欢度数日，气氛热烈。
隆重而顺利的办完寿庆后，正值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通牒，要求在5月9日下午6时以前答复是否承认“二十一条”，袁世凯急于获取日本支持，早登皇位，便令外交部照会日本公使，承认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卖中国主权！
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签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孙中山在日本俄痛斥袁世凯“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决心不使“艰难缔造之民国坐致沉沦”，与人民一起将反帝斗争进行下去。梁启超一边发表言论，讥讽谴责卖国行径，一边积极运动军队以打倒袁世凯。
为了迷惑袁世凯的注意，梁启超来到了杭州西湖湖畔，游富春江，探七里濑，登严子陵钓台，谒谢翱羽墓，美景绕目，应接不暇，置身于“丹枫鸟栖，红叶之艳”之中，心神缥缈，犹如梦境，“闻钱塘湖壮观不减畴景”， 士气大振，颇感振奋。
6月，当袁世凯加紧筹备帝制时，梁启超前往南京与冯国璋见面。冯国璋是袁世凯的手下一员大将，是袁世凯的当然继承者。可是要复辟帝制，皇位由袁世凯的子孙继承，冯国璋当然不会满意，而袁世凯恐怕冯国璋与另一名干将段祺瑞威胁其子孙的皇位，因此，便大力消弱他们的力量，北洋军阀内部裂痕越来越大，矛盾日益加深，这种情况下，梁启超语冯国璋迅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随后二人一起前往北京，探问袁世凯的真实意图，然而袁世凯矢口否认自己有称帝野心，愿意一起维护共和，继续着他的骗术。
7月，袁世凯筹组宪政起草委员会，任命梁启超、杨度等为委员，梁启超敷衍一两次后，“以病电公府请假”， 不再充任袁世凯复辟丑剧的玩物。
随后，袁世凯把帝制筹备搬到了前台。8月，美国人古德诺、日本人贺长雄成为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共和宪法持久论》鼓吹中国益实行君主立宪，。同时，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开始以“筹一国之安”为名，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拥戴袁世凯即位，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迅速形成。
封建专制死灰复燃，民主共和转瞬即逝，“筹安会”一片乌烟瘴气，而舆论界却摄于袁世凯淫威，不敢出声，不敢言语，一片沉闷，世人的目光又凝聚在梁启超这个言论界骄子身上。重病卧床的梁启超见状，一跃而起，连夜草就《异哉所谓国体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