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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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政变计划
立宪运动展开后，社会各阶层逐渐强化了法制观念和权利意念，民智大开，这一切让梁启超欣慰不已，由于运动形式的发展，国会请愿同志会决定解散。组织帝国宪政会作为将来“政党之预备”。梁启超建议并指挥了其组织政党事宜。
国内的形势越来越有生气，可是国外形势却不尽人意，康有为等一批书生经商遭受种种打击。内部同志裂痕渐大导致了心存芥蒂，所有事业无一不运行艰难。更由于国内运动消耗其大，经济状况顿时窘迫不已，事业遭受毁灭性破坏。
1911年3月，台湾爱国青年林献堂热情邀请梁启超访台，梁启超经过一番熟虑后决定前往台湾考察“宪政”，并为立宪事业筹集善款，24日，梁启超偕同汤觉顿，女儿梁思顺乘日本轮船“笠岛丸”离开了横滨，25日舟泊马关，27日顺渑台界而南，28日抵台湾鸡笼山（即今基隆）。一路上梁启超伤愁悲哀，海鸥掠过天空，留下一丝愁绪，海涛拍岸，往事却不敢回首。回想台湾举人涕泣请命，似乎听到了台湾父老在日本铁蹄下的挣扎呻吟；在船上听到林献堂的问候，恍惚间闻到了台湾人民渴盼亲人的呼唤。
“再入鸡笼，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梁启超初登基隆，便品尝到殖民地苛政下的滋味。游台北、台中、台南等地，梁启超目睹了台湾人民“身无完裙居无屋”“饿殍阗路歧”辛酸悲痛涌上心头，满腹悲愤，自然流露，汇聚成一首首动人心弦的诗句；“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最是夕阳无限好，残红苍莽接中原”，将台湾人民与祖国紧密相连，血肉相融。台湾美景罪人，却处处流露悲痛与思念，“绵绵列蚰烟如织，暖暖平畴翠玉流，好似扶助千步蹬，依稀风景似扬州。”字里行间无处不是血，无处不是泪。
所到之处，日本特务无处不在，严密监视，让梁启超行动颇为不便，言论受到抑制。与这些特务相比，台湾父老却情深似海，热情如火，梁启超的爱国情丝不时受到触动，感情自然流露，竟使日警也潸然泪下，令人动容。
游历一月，梁启超的感情无时不处于奔放，情感四溢。国内形势的突变，使得梁启超不得不满怀惆怅告别了返回日本。
“赞歧丸”航行在中国海域，梁启超凭舷眺望，祖国近在咫尺，自己“南飞鸟鹊怨无枝”，巨浪澎湃，哀伤、怨恨袭上心头，回程着受伤愁悲哀的诗句：
千古伤心地，畏人成薄游，山河老旧影，花鸟入深仇。
入境今何世，吾生淹此流，无家更安住，随意弄扁舟。
慈禧太后死后，社会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澎湃，革命派起义不断，宫廷也争斗不止。这时，宫廷内部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载沣为首，一派以载涛、载洵为首，两者争斗不止，载涛等与欲以立宪来从载沣等人手中夺取政权，于是迅速与梁启超等联络起来，欲以“全力扶循禁卫军，使之成为心腹，然后一举彼举而廓清之。”
此时梁启超正梦想国会，追求议会政治。1911年6月4日，在他的指导下，原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帝国宪政会、湖北宪政筹备委员会等立宪团体集聚北京，召开大会，成立国会性质的宪友会，在徐佛苏、雷奋、孙洪伊等人的领导下，在各省建立分会，成为立宪派统一的全国性政党。梁启超的《中国政党之将来》、《政党与政治上的信条》成为宪友会活动的指示塔，引导着立宪派走向国会的胜利。
可是，清廷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大行暴政，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饥民不断暴动起义，而此时革命派也逐步扩大了声势。梁启超敏锐地看到，清政府末日即将来临，须立即整顿国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加快了他的宫廷政变计划。
就在这时，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随后，各地纷纷响应，形成一股席卷全国的革命洪流，革命派声势大振。10月14日，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要求下重新起用袁世凯，令其率兵镇压。革命派与袁世凯无论谁掌控全局，都必定不利于立宪运动的发展，梁启超决定发动宫廷政变计划。
宫廷政变计划以推翻载沣统治的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为目的，一面是利用禁卫军发动宫廷政变，一面是策动北方新军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举行兵变，里应外合，推翻奕歆，召开国会，以咨议局、咨议院议员为国会议员，一举实现君主立宪，奠定大业，完成“中国存亡最后之一着”。缜密的计划让梁启超满怀希望，颇为振奋，特别是军队的合作让梁启超信心大增，以为该计划天衣无缝。可是，人算终不如天算，在这关头，袁世凯出手了。
袁世凯在受任湖广总督后，并不积极镇压革命，还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解除党禁，总揽兵权，逐渐掌握了清廷实权。
10月29日，北京新军首领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在滦州发动兵谏，奏请政府批准“请愿纲领十二条”，要求解除奕歆内阁，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起草宪法等等。第二天，鉴于国内严峻形势，清廷不得不向立宪派妥协，宣布解除党禁，任命袁世凯为新的内阁总理，立刻组织责任内阁。
党禁已开，梁启超感到形势一片光明，甚至已经开始详细谋划了政变胜利后的应变方针政策。此时，袁世凯观望不前，新的内阁尚未成立，而革命派虽然形势大好。但还是不足以威胁北京城，况且各省均为咨议局立宪派人士控制。梁启超决定在袁世凯前赶往北京，夺取政权，成就大业。
11月6日，梁启超化名陈用乘日本天草号轮船，直奔大连，途经黄海，感触良深，追忆往昔，不胜感慨。矗立甲板，仰望夜空，繁星点点，心思飞向了远方：
瀛海团团月，相望几百回，即看枯影瘦，长是露中开。照梦成深仇，窥愁又独来，十年往还路，为汝一徘徊。
9日，“天草丸”抵达大连。熊希龄派李彬士迎梁启超入住太和旅店。此前梁启超在途中已发布“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大方针，指导政变有计划地进行。可是，北京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暗杀的消息如一记闷棍击打了梁启超的大脑，政变计划未行先失大将。尽管这样，形势已经逼迫梁启超只能沿着设计好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但是他的心中已经悄悄浮起了阴云。当夜，梁启超乘坐汽车前往奉天谒见蓝天蔚，商讨大事。
然梁启超归国的消息不知如何所泄，已“久已播扬，内地亦举国咸知矣”，梁启超一路“警察护从，言辞甚恭”。11日晨，梁启超抵达奉天郊外，随后进入日本驻奉天领事馆。就在这时，新军第三十镇统制张绍曾被解释兵权，蓝天蔚“滦州兵谏”失败的消息传来，梁启超顿感形势大为不利。
而此时，袁世凯如猛虎下山，气势逼人，处处占尽先机，狠打梁启超的“七寸”。13日，袁世凯抵京组阁，梁启超在与袁世凯的正面斗争中大失威风，只得在友人的催促下，慌忙逃离祖国，重返日本。至此，梁启超策划的政变计划彻底破产。
追求立宪梦想
宫廷政变计划的失败，使得梁启超彻底失败。在与革命派和袁世凯的斗争中，梁启超成为了最大的输家，然而在共和制度面前，梁启超依然没有放弃立宪思想，他开始梦想在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下实现自己的立宪梦想。
武昌起义后，革命派虽然生机勃勃，但是并没能掌控各省实权，反而是享有地位、声望、号召力的立宪派迅速控制了时局，成为了革命的主人。 立宪派利用咨议局为阵地和平转移政权，稳定了时局，起到了安定社会的作用。随后，全国14省宣布独立，咨议局成为当时政府的实际领导者。
此时，梁启超隐居于“双涛园”之留春别墅，徜徉在松涛柏林中，独思天地悠悠，领悟生灵哲思。面对祖国的###，梁启超清醒地看到，中国急需建立一个顽强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引导国家走向和平宁静。针对国内的情形，梁启超随即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肯定革命并提出建设中国新政体的方案。他在文中认真分析了各种西方先进政体，并相互比较，作出中国适合英国“虚君共和”政体的结论。他认为，在专制成风、奴性十足的中国社会，实行美式共和制，必然导致军阀混战不止，百姓流离失所的惨况出现，中国必定不能重归平静。梁启超的这种避免惨剧的设想是符合政治学原理，符合亚、非、拉后进国家民主进程共同规律的，可是在民主共和大行其道的时代，这种思想只能是落后，不得人心的。于是，在向南北议和代表进言时处处碰壁，遭受惨败。
虽然“虚君共和”理论没有市场，梁启超仍然相信在共和政体下追求立宪政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911年12月，革命派和袁世凯展开了议和谈判。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进京组阁后，颁布了各项大臣，梁启超被任命为法律副大臣。袁世凯极力恭维梁启超“抱爱国之伟想，具觉世之苦心”，希望他能“祈今神州之陆沉，悯生灵之涂炭”，归国就职，以“同扶宗邦”。梁启超分析国内情形，认为还不是归国时机，坚辞不就。不过，由于他希望借助袁世凯的武力财力来实现君主立宪，而袁世凯又颇希望梁启超能够归国在舆论上支持自己掌控全国，二者随后接触频繁起来，逐渐走在了一起。
同时，梁启超推行“慰革”方针，希望得到革命派的谅解与信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布《临时宪法》，准备在中国实行美式共和，并且加快了同袁世凯的议和谈判，国内共和形势已经不可逆转，梁启超闻之倍感失意，无奈之下只好支持共和，以谋共和制下的立宪政体。4月，梁启超发表《中国立国大方针》评价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赞颂革命共和派。梁启超的表态引起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欢迎，黄兴、章太炎也开始联络梁启超，并表示欢迎其归国领导建设，汪精卫写信对论争时得罪“先生”道歉，颂其“以积学养望，同以指导国民为念如先生者”。梁启超与革命派的“一笑泯恩仇”，引起了康有为的不满和恐慌，康有为频频作书训斥梁启超，以使其“浪子回头”。可是在时代脚步面前，梁启超顺应潮流，与康有为落后的思想彻底决裂。与此同时，汤化龙、林长民等应时势需要，联合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合并为民主党，选举梁启超为领袖，梁启超的归国条件完全成熟。
1912年11月8日，在各政党的呼吁下，在全国国民的期盼下，梁启超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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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四处奔走，梁启超归国问题提上了日程。1912年11月，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踏上了开往中国的客轮。
“望归国，望了十几年”如今归国，恐仍不得安宁，鲜花美誉，明枪暗箭将一并袭来，虽“登舟吸纳海风，宿疾全愈，胃愈壮”，心情大爽，可是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浪，梁启超“亦觉体中不适”，“闷守小室中，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