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大记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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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哎，对。（笑）有的时候就喊起来了。把我们这里的小姑娘＇3＇ 给吵醒了。
布票不知道给恕�
苏：1978年那时候，还发布票吧。
李：是的。其实呀，我不知道布票是怎么发的，布票也不知道给恕恕５比徊计笨隙ǚ⒏伊耍皇俏也辉趺垂芗依锏氖拢膊恢谰咛甯怂…。听我家的工作人员说，都给了老家的人，主要是耀邦湖南老家的人。
苏：那时候的布票可是好东西呀。那您自己的衣服怎么置办？
李：咳，这无所谓的。那时候也不讲究，反正有衣服穿就行。
苏：您都穿什么呢？
李：我的衣服一般都是我母亲做的，连我穿的棉鞋都是我母亲做的，还有棉袄、对襟衣服呀，我母亲很勤俭，很能干。那时候，我们都是缝缝补补又三年嘛。 。。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4）
苏：我听说有一年，胡耀邦同志都当总书记了，1983年还是1984年，您还去改衣服。
李：哦，好像是去国棉一厂请陈师傅，陈师傅是瘸子，但手艺很好，我请他用耀邦的衣服给我改了两三套衣服。我穿了有一段时间。前几年送人了。
苏：这么一算，穿了20多年啊。
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苏：您生活真节俭。
李：家里人多，有时候钱还不够花，我还找单位借过钱呢。
苏：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大概是1973年，那时我担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副书记，分管生产。我母亲去世了，办丧事急着用钱，家里没多少积蓄，只好找单位借钱。我找到同事多年的财务处长柯鉴明，我向他说我借钱，他以为我开玩笑，说：“借啥钱，报项目就有钱。” 我说我是私人借钱，家里急用。他起初不相信，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大官家里怎么会没钱呐。事实是耀邦爱看书，又好交朋友，家里人也多，没事时我们两人的工资凑合着够花，但家里确实没多少积蓄。后来我向他说明情况，他很热情，说要为我写申请，申请家庭生活困难补助。我想，我哪能占公家的便宜呢！最后借了单位互助金700块，年底还清了。
苏：您存折里一般有多少钱呀？
李：没多少，最多三四百。有一年，我的存折找不着了，这可是我唯一的存款呀。我只好拿着纺织局党委开的证明去银行挂失，存折里有400块钱，家用够花一阵子的。给我办理挂失的银行工作人员还不信我是李昭呢。
苏：哪一年的事？
李：好像是1982年。
苏：那时候您都是总书记夫人了，换了我，我也不信，您才这么点钱。
李：400块钱可不少，当初还救过一个小孩子的急。上个世纪70年代初，耀邦刚从干校回来，我也刚解放、恢复工作不久，有一位北京市公安局的王金锐同志受了批斗，生活很困难，他6岁的小女儿又得了急性肾炎，必须住院。我们积蓄不多，就把仅有的400块钱给了王金锐，让他赶紧送孩子住院治疗。孩子后来病好了，王金锐领着孩子来看我们。耀邦说：“不要提什么帮助的话，恕欣眩匦囊幌率怯Ω玫模惶嵴庑！币钊ナ酪院螅踅鹑裼执⒆永纯次遥苁嵌院⒆铀担骸笆呛⒗钅棠贪镏四悖蝗唬阋残砘畈坏浇裉欤阌涝恫荒芡呛⒗钅棠獭！蔽掖蚨纤幕埃灰偬嵴庑灰⒆由辖钤谔熘橐簿透咝肆恕�
苏：我听说您每月自己掏钱交汽油费？
李：我现在记性不太好，具体的事情不太清楚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徐海峡、杜玉芬，他们记的事情比我多、也比我清楚。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纺织局的局级干部是没有专车的，市委很多局级干部也没有专车，我们下厂工作，都是几个人坐一部车。纺织局为了安全，特意安排专车给我坐，我想我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每个月就交汽油费，大概是5块钱吧。那时工资不高，物价低，油价更低。当时杜玉芬是局党委机要秘书，这个钱是杜玉芬每个月帮我从工资里扣，她说给我交了19个月，从1981年12月到1983年7月，刚好交到我退居二线。
苏：您真是有浴颉�
李：对自己严格点好。就应该是这样。
带头退居二线
苏：您刚才讲到1983年退居二线，那时候好像有一拨老同志离退休。
李：那时候，按照邓小平关于干部“四化”＇5＇的精神，耀邦在具体推动干部年轻化这项工作时，希望一些老同志退下来，遇到点阻力。他回家动员我，让我带个头。我回去就和纺织局说了，这时刚好中央和各省成立顾问委员会，我就进了北京市顾委，退居了二线。
苏：事实证明，这是很高明的。既让年轻干部出头，又发挥老同志作用，顾全了多方面。不过，您才61岁，在当时的老同志里边，是很年轻的。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耀邦要我带头，我就带头退。他那时工作很困难，我得支持他。那时北京的纺织又正处在顶峰时期，我也比较放心。1978年，尽管我们还在用布票、粮票，但这时候，北京市的轻工业算是发展很快的。当时北京市正抓轻工业，轻工业也好抓，它的效益很快，看得见。 。。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5）
苏：我看到一组数据，1978、1979年，北京市对那些浴衔蘩丛础⒉肺尴贰⒅柿看巍⒑哪芨摺⒊て诳魉鸬钠笠担屑苹⒂胁街璧亟懈牟⒆⒌髡⒑喜ⅲ狈⒄谷嗣袢粘Ｉ钣闷返纳Ｕ獯喂ひ档髡跸猿尚В�1979年，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重工业增长速度（轻工业增长，重工业增长9％）。
李：轻工业一抓就有效。1981年，有些地方开始部分取消布票，有些地方从人均每年一张布票涨到两张布票。到1983年，北京市全部取消布票，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群众穿衣难的问题在这一年成功了。
苏：从1954年到1983年，布票的历史是30年，您在北京市搞纺织工业的历史也刚好差不多是30年。
穿衣难、做衣难由来已久
苏：1978年，北京市民有“五难”＇5＇，其中一个就是“做衣难”，这个问题是1983年解决的？
李：差不多。说起这个“做衣难”呀，话就长了。“做衣难”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主要是因为浴先狈ΑＣ挥性…料，就没有布料，也就做不了衣服。为了解决浴系奈侍猓细鍪兰臀辶甏颐且恢痹谂ΑＩ敖憔突嵊黾芏嘞窆勰钛健⒓际跹健⒃…料呀的问题，因此很多东西都要跟上。所以，穿衣难、做衣难由来已久。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做的努力完全没有成绩。
苏：对啊。我知道国棉一厂、二厂、三厂都很有名。一厂出了全国著名“的确良”衬衣；二厂、三厂开发、出口棉涤纶和人造棉等等。
李：我们的衬衫最初叫“冰山”牌，后来觉得“冰山”牌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好，于是就改名叫“的确良”了，那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说法：“的确良，的—确—良。”说明我们的衬衫做的是不错的。后来又改名，北京嘛，要取个能代表北京的名字，于是就改名为“天坛”牌衬衫。一厂尽甘蔚氖苑氖灾雠鞑迹倬…北京印染厂加工成漂白布，由大华衬衫厂、北京衬衫厂生产出成品。
苏：您当年穿过这个衬衫么？
李：我没穿。当时我们主要是做宣传，送了一些衬衫给一些领导和新闻人士。
苏：反响怎么样？
李：这些领导和新闻人士反响都很好。我们的衬衣质量好，另外，我们的价钱也不是太高，好像是12块钱一件。
苏：“文革”一来，大家都不搞生产了，“做衣难”的问题到1978年就凸显了？
李：当时问题是比较严重，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普通群众的需求满足不了，连出国人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置装都很困难。上上下下对北京的意见都很大。
这个问题是个历史问题。建国初期我们就开始在想办法，可北京一带不怎么产棉花，上世纪50年代北京郊区曾有10万亩棉田，可产出的棉花质量不好、又少，就改产了。之后，北京的纺织系统每年需要国家调拨10万吨棉、毛、麻、丝等浴希痈鞯氐髟说奖本坏┑鞑唤矗蛘呙蘼榧醪闹低尘鸵醪蛲２１本┓闹梢运凳俏廾字丁�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我们厂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用棉秆皮，就是棉花秆上包着的皮。那时候已尽挥忻藁耍挥性…料了呀，只好用棉秆皮。把这个先馈⑾锤删弧⑴萑恚俅蛏ⅲ谜飧鲎髟…料进行生产。这个也没多少呀，因为没有浴希本┕抟怀Щ挂欢裙乇展�3000多工人分散到北京市各行各业。我被调到市纺织工业局。
为了解决浴侠眩以…试图“就地取材”，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到郊区平谷、怀柔、大兴等地调查研究，还曾尽ス磐饭笛颍涫狄膊恢缸潘耍皇鞘裁窗旆ǘ嫉孟胂耄话旆ㄑ健Ｎ颐欠⒍钡嘏┟裱颍绞焙蛟偈展貉蛎峁Ｕ飧鲅虺ご罅耍慊沟冒颜庑┭蛎某上撸庥钟幸惶坠ば颍恕＝饩霾涣巳鄙僭…料的燃眉之急。
人称“化纤局长”
苏：您是怎样想到发展化纤工业的？
李：浴鲜贾帐歉鑫侍庋健１本┎徊藁ǎ抑缓昧硐氚旆ā８菸鞣椒⒋锕业木…验，发展化纤是解决城市纺织浴县逊Φ暮冒旆āＮ蚁耄本┦刈叛嗌绞嗪玫奶跫剑∥蚁露ň鲂母慊耍⒄够说南敕ㄒ部伤凳怯衫匆丫谩�1970年，刚恢复工作没多久，我就开始做起来了。当时是既没有资金，又没有太多专业人才，我就组织几个人做小实验。慢慢地摸索着做，条件具备后，我们又引进先进的化纤设备、技术，提出搞现代化。那时候，人们搞四个现代化的热情很高，都想着夺回十年“文革”浪费的时间和损失。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6）
苏：您被人叫做“拼命三郎”，估计这时候更拼了。
李：那时候想夺回损失的人很多，“拼命三郎”也就很多。我们的领导，北京市副市长、尽魅握排砭褪浅隽嗣摹捌疵伞保颐茄谷挝裱沟猛χ氐摹�
1978年，为了将化纤厂纳入国家计划之内，我带着人亲自跑部门，找领导、找国家计委，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的肯定和认可。后又找万里和纺织部的领导，还找北京市管商业和工业的王磊、叶林两位同志，找叶林的次数最多。北京市的市长会议还专门讨论北京的化纤发展，会议一致同意上马化纤厂，并发了通知。我们还得到了北京市计委、建委、规划局等单位的积极支持，没有这些领导和单位的支持，北京的化纤也很难办起来。结果不仅建立了四个化纤企业，还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形成了年产5万吨化纤的生产能力，初步结束了无米之炊的局面。
苏：他们这么支持您，是不是看在胡耀邦同志的面子呀？
李：很多人都以为我打着耀邦的牌子，报批项目时审查就容易多了。其实不是的。我没有找过上面的人批过条子，主要是找管理部门的具体办事人员，同他们商量，请他们帮忙，他们就告诉我一些方法、规矩和注意事项，这样审批起来反而快得多。最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