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大记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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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太阳能项目的效果怎么样？
白：北京的太阳能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小成绩的。龚堡来了后，我对他说：网罗人才，开展科研。那时候中央机关人才多，我们通过解决这些人才的两地问题，开绿灯把他们的另一半都调来北京安排工作，吸纳了不少人才。从1977年开始筹建，到1979年正式成立北京太阳能研究所，我们从六人发展到了四五十人。
1978年5月，我离开市科技局，调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并参加常委。但我仍然关心科技事业、关心新能源。后来北京市批了资金给太阳能所买地、搞基建。1981年动工，1982年却停了。龚堡写信给胡耀邦，反映太阳能所就3000平米的房子，搞科研用的，还是开发新能源的，搞不懂为什么停工了。胡耀邦很快就把信批给了北京市市长焦若愚，焦市长很快把龚堡找去了解情况，一个星期后又去工地看，他对新能源也很感兴趣，立即指示：开工！1982年底，房子就竣工了。
苏：看来领导们挺支持新能源开发。
白：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太阳能研究所，国家科委也很支持，项目上、尽焉隙己苤С治颐恰�1982年，我们与西德研究技术部合作了一个项目，也得到包括国家科委在内的许多单位的大力支持。项目是两国在大兴的一个村子搞一个新能源示范村，效果不错。新能源就是沼气、太阳能，我们以前的沼气池都是一家一户、比较小规模的，这次是大规模的沼气池。太阳能就是利用太阳能源转化为民用的光和热供发电取暖用。这个示范村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借鉴，北京太阳能所借鉴这里面的一个技术，开发了一个炉子，效率高，没污染，卖得很好。
太阳能所在科研的同时，在生产、推广上费了不少心思，1984年成立了推广部。北京市尽苤С炙牵邓歉诵∑健⒛羧僬榱轿还伊斓既说募依镒吧狭颂裟苋人鳎涝毕丛栌茫芊奖恪Ｄ鞘焙蛘飧鋈人髀舻煤芎茫蛑背闪擞〕眉盖虻睦蟀 �
苏；我在不少地方也能看到一些太阳能的产品，现在北京太阳能所的情况怎么样？
白：太阳能所也快30年了，正如改革开放本身，它不断壮大，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有遗憾，这一技术在北京没有推广开来。有专家说，主要是北京的楼层太高，水上不去。在外地，很多地方却用得很好。
北京太阳能研究所是我国最大的太阳能专业研究开发机构，也是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的依托单位。“桑普”这一品牌就是这个研究所搞出来的。有个被媒体称为“桑普——中国太阳能第一楼”的办公大楼，是北京市发改委的奥运示范先导项目的一部分，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也使中国太阳能综合利用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苏：总的说来，您对1978年以来这30年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感受？
白：1978年5月，我从科技局调到市政府。从我认识的人、接触的人、熟悉的人中，对改革开放这30年，我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扬声。为什么是一片赞扬声？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尽拔幕蟾锩闭馐旰平俚模颐钦庑┤舜�1966年开始低头弯腰，接受批判，组织上不安排工作，思想上极其苦闷，那样的岁月真是不堪回首。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我们非常珍惜这个政治大环境。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社会、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些人不仅组织上、思想上自由多了，工作也好做一些了，人和人的关系也好处多了。
（苏峰、徐成吉根据白介夫同志口述及材料整理。）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1）
两封信之前还写过两次信
苏峰（以下简称苏）：刘老，您好！您在1975…1978年的遭遇很曲折，很能折射当时的一些情况，请您谈一谈。
刘冰（以下简称刘）：好的。两封信的事情我在《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书中有详细记载，今天简要谈一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对“文革”中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想不通，曾尽飨⒅茏芾砗椭醒胛母镄垂拧５谝淮问�1966年10月写给毛主席的信，没有回音。第二次是1967年2月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信由何东昌执笔，我和高沂、胡健、艾知生几次讨论修改，因为高沂当时已调任高教部副部长，所以他没署名，署名的是我、何东昌、胡健和艾知生四人。当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一批老帅们在中央会议上拧庵醒胛母锏热耍恢醒胛母镂芪岸履媪鳌薄Ｎ颐堑男琶挥械玫街醒氲幕卮穑幢蛔素岽蟾坏仍旆磁伞Ｎ颐撬母鲆簿捅淮蛭扒寤暗摹履媪鳌保獾轿扌葜沟牟锌崤贰�
我是1969年6月1日“解放”的，据说当时毛主席想“解放”一批干部。因清华是毛主席抓的点，5月份清华开大会，宣布“解放”我。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有一篇文章，标题上没我名字，里面也没明指我，但说的人就是我，报道中说，我是跟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密切接触，但还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是犯了错误的好人。因此，宣布我“解放”，恢复了我的工作。后来王纯告诉我，说他看了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说：我一看报纸，就知道说的是你，看到你“解放”了，我想我也不远了。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都看恕拿稚媳ㄖ搅嗣挥校暇退得鞑畈欢唷敖夥拧绷恕�
苏：您“解放”后仍然在清华任党委副书记。
刘：是。此时的清华大学为迟群、谢静宜所操纵。这两位自诩为毛主席的“兵”，先是排挤清华大学的张荣温、刘承能，打倒何东昌、艾知生，后又成为“中央领导”、“批林批孔”的“大红人”。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叶帅等老同志重掌国家权力。此时的谢静宜炙手可热，先是中央委员，又是人大常委，而迟群却什么都没有。他在清华园里“发了疯”。先是咒骂当选的老同志，然后是躺倒不工作，大剂量吃安眠药睡大觉，醒了之后在床上吸烟，烧坏两床公家的被子。后又到处转悠，把肋骨摔断了。有一次，吃完安眠药，突然不见了，北大、清华出动20多人才在北大的公路边找到他。他还是觉得“憋气”，回到城里的四合院，发火、发拧ざ鳌；氐窖：螅阍诜孔永锛绦钅铩０滋觳怀雒牛砩习压ぷ魅嗽敝值氖卟硕及蔚簦煌Ｄ痔凇Ｓ幸淮尉勾车饺ＶР渴榧腔嵋樯下宜祷啊�
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
刘：迟群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让学校的干部群众思想开始乱起来。这时，驻清华的“支左”军宣队代表、校党委副书记惠宪均以及工宣队代表、校党委副书记柳一安和军代表、党委常委吕方正三位同志决定向毛主席反映迟群的问题。他们信任我，和我一谈，我们四个人就决定联名写信。
苏：这封信是1975年8月13日写的。
刘：是的。主要反映迟群五个方面的问题：有政治野心；毫无党的观念；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人唯亲，违反党的干部政策；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信写好了，怎么给毛主席？我这次吸取教训了，不敢直接寄给主席，那样会落入谢静宜、毛远新和健嗟氖种小Ｈ绻弥鞒值持醒搿⒐裨喝粘９ぷ鞯牡诵∑酵咀唬鸵欢晃侍饬耍】墒窃趺锤∑酵荆�
我想起了为人耿直、乐于助人的胡耀邦同志。我和耀邦是在1951年冬认识的，那时他已准备来团中央工作，在他主持的一次大会上，我们认识了。耀邦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时候，我任共青团河南省书记。1953年他点名把我调到团中央。他是一个很坦诚的人，一个爱好学习的领导干部。1969年我恢复工作后，我和胡健也曾去看望他，时间大概是1972年，那时候林彪已尽晕冶恕Ｎ颐橇┒际谴油胖醒胱角寤ぷ鞯模≡…在中央团校工作。我们去看胡耀邦同志的时候，他正在看列宁的《论无产阶级的左派幼稚病》，上面很多圈圈点点，做了很多笔记。我就说：“耀邦同志，你真爱学习。”他说：“没事，不看书，干什么？”他还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一次对干部的迫害是最严重的。”他指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干部的迫害。然后，耀邦问我：“迟群、谢静宜这两个年轻人怎么样呀？”我说：“这两个年轻人一般。”那时候，其实我对迟、谢已尽锌捶ǎ共幌窈罄纯吹媚敲醋肌Ｊ椤“⊥xt小说上传分享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2）
1975年8月，我去送信的时候，在他家等了他一会，他们夫妻俩礼拜天都不在家，李昭同志当时在北京市纺织局，也很忙，两人都上班。家里的老保姆招待我喝水，在他的书房兼客厅等他回来。我发现他书桌上很多书，毛主席的，马克思的，圈圈点点。我发现凡是划圈、划杠的，都是有关科学方面的论著，那时他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过了好一会，耀邦回来了，“咦？刘冰来了呀。”“我等你呀，等了好久。怎么礼拜天还上班。”“礼拜天有工作就上班嘛。”然后，他问我：“什么事？”我就跟他说了有关迟群、谢静宜的事情。
他问我：“你带信来了吗？”我说：“带了。”他说：“给我看看。”他看完后，说：”你写到迟群吃安眠药，‘乱蹦乱跳’，你要实事求是，“乱蹦乱跳”这样的形容词，你写它干什么？我说：“这是事实，不是形容词，他就是“乱蹦乱跳”了。”他说：“哦，是事实，那就留着吧。”他表示了支持，但因为不在一个系统，他没有帮我转信。
苏：胡耀邦没有给您转信，后来呢？
刘：后来，我从惠宪钧那里惊喜地发现担任邓小平住宅警卫工作的部队就是惠宪均浴谑Σ康牟慷印５诙欤菹芫诟檬Σ文背さ陌镏拢潘痛锞溃赖碧炀妥说诵∑降拿厥椤Ｎぷ橹绦颍盘旌螅液突菹芫吹奖本┦形蚴形平套樽槌ばびⅰ⒕砘惚顺偃骸⑿痪惨说奈侍狻Ｐび⒑途砣惹檎写宋颐牵颐前研沤桓牵胨亲桓形谝皇榧俏獾拢⒁笪獾陆蛹颐牵硎揪埠蛲ㄖ�
信给了之后，我们和迟群、谢静宜的斗争也就开始公开化了。时间从8月、9月，一直到了10月。中央和市委都没有回音，而迟群及其爪牙对我们的“动作”却越来越多。10月13日，我和惠宪均、柳一安三人又写了一份信（吕方正已回部队），但署名还是我们四人。送信仍按浴吹陌旆ǎ芯雷厥椋幌氲剑厥楦嫠呔溃骸罢饫锊皇招帕耍盟前研潘凸裨骸！闭庋颐侵缓昧硐氚旆ā�
我想起时任###副部长的李琦，我们抗战时期是同在太行山的老战友，比较了解。我找到李琦，说明缘由。李琦请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将信转给了邓小平。
根据组织程序，几天后，我和惠宪均又去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