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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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戴季陶的学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校长胡伟克见他生活实在不便，便将他们夫妇接到杭州苋桥小住，并派人多方照顾。好长一段时间后，赵夫人病情好转，戴季陶身体也渐康复，睡眠与饮食俱已恢复正常。他不便再打扰学生，而且也留恋牧歌生活的孝园，于是，向胡伟克辞别，又回到南京孝园别墅。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淮海战役也快结束，人民解放军正陈兵千里长江，南京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一片混乱。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政权的倒台已无法挽回，不肯在军事和经济上再大量援蒋，企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于是便授意国民党内其他派别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台。这样，让蒋介石辞职，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逐渐公开化了。在形势与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迫不得已，只得同意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然后争取时间以利再战。对于和谈，应该说，戴季陶从内心是不感兴趣的。还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企图在和谈的幌子下准备内战，戴季陶就坚决反对。可现在，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而相反的是，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内政、外交等各方面都陷入空前的危机，整个蒋家王朝面临最后灭亡。戴季陶，这位蒋介石的大谋士，国民党的忠实文臣，既反对与共产党和谈，又想不出什么绝妙的好计，以挽救当前的危局。因此，面对“和谈”的声浪，他只好以病为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理论家戴季陶（2）
这一年的11月13日，国民党的另一忠实文臣陈布雷自杀而死，戴季陶听到消息后
十分悲痛，“哽咽半晌，不发一言”。他想起在上海办报时与陈布雷的友谊，想起这多年两人的交往，也想到陈布雷为国民党政权鞍前马后，劳碌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顾影自怜，大有兔死狐悲之感。虽然如此，他还故作镇静，当有人问他对陈布雷自戕的看法时，他装腔作势地说：“照佛家道理，是不许可的。”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自杀之举。
年底，国民党内外形势已是江河日下，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中央计议，在适当时候，将政府南迁广州。这一决定在南京城里引起了一片波澜，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如惊弓之鸟，匆匆打点行装，准备随时逃往广州。
这时，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打电报给戴季陶，邀他到广州小住。同时，宋子文还命粤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何树祥亲自面谒戴季陶，反复劝说他，请他速作决定，在近期成行。
除广州外，戴季陶当时可去的地方还有两个：一是台湾；一是四川。对于台湾，他态度很鲜明，坚决不去。虽然当时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纷纷往那儿跑，但他却不愿意去那个孤岛。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劝他到台湾去时，戴季陶不假思索地说：“不必！”四川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可以回去的，但此时，他又不愿作为乱世败将逃回家乡。几个地方相比，他较愿意去广州，那里有他曾惨淡经营的中山大学，他曾与孙中山一起，在那儿奋斗了很长时间。因而，广东能像故乡一样唤起他浓厚的感情。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偕夫人赵淑文及随员乘美龄号专机飞往广州。当飞机徐
徐起飞时，他不无伤感地眺望金陵古城，但见苍山如黛，冬日似血，长江无语东流；从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那数以千计的小洋楼，绝大部分是国民党达官要们的住宅，现在已是十室九空；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方，“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行人稀少，街道冷落。这六朝形胜之地，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朝气，到处笼罩着一种寂寞清冷的气氛。戴季陶看到这幅破败景象，不禁吟起了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词来，心想，现在该是七代了。想到这里，他不觉心里一沉，整个身体就像一下子坠入一片万劫难逃的汪洋苦海中，看不到生机，望不见彼岸。
戴季陶到广州后，开始住在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招待所迎宾馆，到后来又转往更为幽静舒适的东园宾馆，备受礼待。戴季陶由于病情愈加严重，不常外出。他的神经痛病不时而发，发作时疼痛难忍，没有办法，只得服安眠药片，使其昏沉入睡，即使不发作时，行动也须人扶持。
虽然如此，他始终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心。1949年2月8日，他居然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迁广州后的第一次中常会。他在记录本上签名时，手抖得十分厉害，额上不时冒出阵阵冷汗，但他还是坚持开会；在与人谈话时，竟有些语无伦次。他明显感到失去了控制力。他的身体、精神衰弱到了极点，就像一匹拉着破车的老马，走到了穷途末路，也走得精疲力绝。
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作战，国民党政府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术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匆匆如丧家之犬，纷纷逃往海外，逃往台湾，广州城里已是风雨飘摇。
这时，又有人来劝戴季陶，希望他去台湾。对于这个问题，戴季陶仍和以前一样，十分坚决，他把手一挥说：“不必去！”他不想离开大陆，他不想抛骨异乡。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会得到中国，戴季陶不再怀疑了。共产党会怎样处置他呢？他倒是考虑了的，他以前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接触过共产党，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都有过一些交往，他不相信共产党会把他怎样，再说，他老了，而且是病残之躯。此时的戴季陶很想家乡，这种思念家乡的情感比任何时候都强烈，那川江蜀道，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他坚持要回四川去。他儿子戴安国多次劝说也无效果，只好遵命，为他准备好了去成都的专机。但时运不佳，偏偏连日气候恶劣，飞机无法起飞，只好一等再等，想等天气好后再飞回四川。
理论家戴季陶（3）
2月11日，戴季陶神经痛病再度发作，这次比历次都要厉害，巨疼难忍。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之声不绝于耳，至深夜微微入睡，但到12日凌晨又疼醒。他便叫人烤面包来吃，送来五块，他只吃了三块半，便疼得再不能下咽。他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便拿来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然后拉过被子，昏昏沉沉地睡下。
早晨8时，家人到他的房间，不闻声息，便觉有异，急启帐幔，见戴季陶面色灰白，知道不妙，忙叫来医生，进行急救。医生为其注射、洗肠，但为时已晚，戴季陶的脉搏已停止了跳动，再也无法救治。1949年2月12日10时40分，戴季陶逝世于广州东园，终年59岁。这位“###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物最终走向了死亡。
关于戴季陶的死，一般说法是自杀，现在看来，自杀的可能性较小，误服安眠药过量而致死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第一，戴季陶以前曾几次有过错服安眠药过量，而被抢救过来的先例，这次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第二，如果是自杀，像戴季陶这样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一定会如陈布雷一样写下遗书，留下遗言的，但戴却没有，说明他是没有准备去死的；第三，当时他是要回四川的，并且已经订好了专机，作好了回川的各种准备，不可能突然自杀；第四，死前无任何异常举动；第五，戴季陶与赵夫人感情深厚，当时赵夫人患中风刚脱离险象，偏痹尚未复原，极需人照顾，他不会自杀先赵夫人而去。当然，此时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局将发生重大的转换，戴季陶本身病情的不断加重、病痛的长期折磨等诸种因素，也会导致戴季陶自杀，这种可能，还是有的。
戴季陶可以说死得不是时候，当时，国民党正处于失败的前夜，党政要员都在为逃往台湾、应付各种事务而疲于奔命，没有谁来多理会这位“党国元勋”的突然死去。在戴季陶临终前，国民党高级人物中，仅于右任来了一下，因他要赶飞机去南京，也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戴季陶逝世的当天下午3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的第178次常会上，由秘书长郑
彦棻报告戴逝世的经过，会议决定成立治丧委员会，由孙科任主任委员。14日，治丧委员会例行公事地简单举行大殓后，便匆匆了结此事。
至于戴季陶的把兄弟，称戴为“畏友良师”的蒋介石，虽然“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也只是迟到3月31日才发出明令褒扬，谓戴季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云云。
戴季陶大殓后，由其长子戴安国护送灵柩直飞成都。4月3日，与原夫人钮有恒合
葬于成都郊外西枣子巷黄太夫人墓地。
戴季陶死了，应该说，他是带着遗憾死的，是死而有憾。他曾亲笔书写过陈其美的一副挽联，联云：“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戴季陶在辛亥革命的年代，在追随孙中山的岁月，曾做过争光日月的事业。即使在国民党的政权里，也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但俯仰无愧天人吗？他是有愧的，他不能真正地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重，对共产党怀有偏见，在关键时刻不仅不能与共产党合作，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站在了共产党和人民的对立面，顽固地###、反人民、反革命。所以，他始终不能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受到人民的拥护，在全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最后众叛亲离，归于失败的原因所在。值得庆幸的是，戴季陶在人民解放战争高歌猛进的时刻，没有远走台湾孤岛，而把他的躯体留在了大陆，留给了生他养他的四川大地，没有“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遗恨。从这点来说，戴季陶倒是没有太多的遗憾。
财神爷孔祥熙（1）
1947年秋天，正是秋风惨淡秋草黄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进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在前线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整个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此时，上海虹桥机场上，一行人急匆匆赶到。为首一人矮矮胖胖，雍容华贵，派头十足，他，就是蒋介石的连襟，刚刚卸下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号称中国第二大富翁的孔祥熙。他准备乘飞机前往美国。秋天的上海，细雨霏霏，到机场为孔祥熙送行的人不多，而且主要是金融界人士。此等场面，与他没下台时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再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