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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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有时对侍从室工作，对宣传工作有批评和要求，陈布雷也奉若圣旨，不胜惶恐之至；对蒋介石的荣辱也非常关心。
如1944年4月27日日记中：“……四时参加特别小组会议，检讨宣传业务，出席者十四人，张部长报告毕，总裁作结论指示宣传方面之缺点，谓最大之病在精神上受人胁制，不能坚持党与主义之立场，尤以戏剧、电影漫无别择，引为痛心，语极悲痛，六时卅分散会归，反躬自责，不怡者久之……”因为宣传方面陈布雷主管，所以他“反躬自责不怡者久之”。8月23日日记中对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表示是攻击领袖：“……阅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所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长约三万余言，任意诋毁，殊堪痛愤，中共近月来竟直接攻击委座，想见其企图之恶毒矣……”，8月26日日记，陈布雷又记：“……读8月2日解放日报范文澜之论文，与陈伯达所作‘评中国之命运’，同为直接攻击委员长之文字，###态度突变至此，显冀独立一帜，与本党正式抗衡，此必有国际背景，不可谓与苏日问题无关也……”，陈布雷多病痛，蒋氏夫妇均十分关心，9月3日日记中：“……委座来余室中小坐，殷殷询病状，嘱不可误服药而去……”又，9月4日日记：“……委座此次对余病状特表关切，嘱令今日勿工作，且讶余为何不检血液……六时，委座下山赴渝，命余且留山中休息一天，甚体恤周至，真令人感激无似矣……。”1944年3月3日蒋介石又“痛言党内宣传之不充实，无气力，言之甚为忧愤，观其容态，殊悒悒不怡，既而约余外出散步十分钟，在山下新舍小憩，与余所言多沉痛之语，一时后始回官邸午餐餐罢，略坐，殊觉无言可以慰藉之，乃辞别返室……”。陈布雷正在为蒋介石起草《精神总动员纪念广播词》，3月11日将二改稿送蒋介石，“……委座将广播稿修改发下，再为整理，即复缮写，十一时毕，山舍清静，十二时孙哲生院长奉约来山，余陪之小坐，即到官邸谈对苏外交等各事，午餐已二时，餐毕送其下山，委座又将广播稿发下，竟将广文中段完全抽去，而以五年前颁发之纲领嵌入，意在唤起各方注意，然文气夹杂甚矣，小睡未熟，五时许，自诚等将稿抄记，为略阅之，不暇详对也……”，文章改来改去，“文气夹杂甚矣”，陈布雷不免发点小牢骚，但是陈布雷是忠实于蒋介石的，3月21日日记：“……午餐后不复睡，杂阅书报自遣，得沦波书，论新闻检查事，‘新华日报’有‘甲申三百年’文字，意欲煽惑暴动，此等文乃不扣禁，实新检之失职也……”郭沫若之《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共产党把其定为警戒文，而陈布雷却把其作为“煽惑暴动，”可见其思想与蒋介石之一体深矣！而陈布雷对蒋于己之关切真是念念不忘，7月29日一天他阅读文件和修改（起草）大量文件后，“……流汗工作至黄昏始止，然余念委座对季陶所言，布雷最劳苦之语，则又自愧无以副其实也……”（7月29日日记）。对蒋介石改文稿，一改再改，陈布雷是最感头痛之事，9月3日日记记：“……九时卅分，委座约谈交下开幕词稿命再整理补充，又指改易次序，受命而退，……十二时卅分委座始来阅……三时卅分起改开幕词，若拆开再拼凑即与重撰无异，心甚烦闷，最后往请示，奉谕次，仍须补充，其时脑筋涨痛，以车至复兴关，周游而归……九时后修改文字，十一时卅分毕事，十二时就寝。”9月12日日记又记：“……四弟携来张部长治中拟稿之关于中共问题商谈经过书面报告之件，……此件重要，觉非先为商核不可，……阅读张部长之报告稿，文长一万六千字，其中包含文件十一件，觉脉络要点尚欠分明，然时间甚紧，只能说明部分为删其较刺目之字面，并于结语中为加入一段，说明军令政令统一之必要，政府对于民主自由之态度及仍不放弃期待之意，既成后，于十一时到行政院谒委座面陈，谈十五分钟而退回寓已十二时矣，”陈布雷下午又处理了许多事，“四时卅分，委座约谈，交下张拟之报告，命加入前文一段，余再四陈述不必加，且实有困难，但委座坚以为非加不可，且中间有商改之处，即往访文白谈五十分钟……”，陈布雷真是头痛极了，“余实疲乱不能运思，拟以此繁杂之件嘱希圣起初稿。”陈布雷只好一推了之，这恐怕是第一次。10月10日为了蒋介石一篇广播稿“……至夜十时，委座电话络绎不断指示追改文稿凡八次……”，11月10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委座约往谈，交下文稿，面示修改之点，修改处虽不多，然余此文乃一个中心主意到底，而委座欲于每段加一子题，其难实无以复加……”，陈布雷在日记中不得不叫出“其难实无以复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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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已有及早引退与隐遁之想（1）
陈布雷在陪都重庆后期（自1943年到抗战胜利），一方面是为了抗战，一方面是为了报蒋知遇之恩，带病工作，内心仍极痛苦和矛盾，时时作引退和隐遁之想，而且经常自责自问，回顾从政几十年之心境，在日记中杂感、回溯最最明显。
如1943年7月20日有一“杂感补记”颇详而真实：“余体质荏弱，学问无根底，而性情过执，感觉敏锐，且行动最苦羁束，不能堪紧张繁复之生活，及自十六年一至南京以后，以深感自身决不宜于政治上作事，而以因缘牵率，终不能重归我新闻记者之旧业，自二十一年到南昌，次年受任侍从室职务，初虽不惯，后亦安之，自谓此职较之其他独当一面之职务于我尚属比较相宜，且介公左右，有一比较淡薄而无企图之人，以文字给乎其间，或亦有此必要，而我能有所裨补，然自三十一年以后，抗战局势日益开展，已自觉此职非余所宜久任，以魄力不足学问不足，而体格精神更不足也，入今年来则自觉不适宜之点更多，其最大症结为接触承办之事务单位日多，一般同志之作风喜向外铺张，而余为主张收敛范围，趋于平实之一人，此于调协见解，不免劳而无功德，徒然结怨，再则介公以精勤惕厉之心，入本年来屡次暗示扩张侍从室之业务，且从种种方面督率侍从室向愈紧张愈繁复之途径以趋紧张，已非所胜，而繁复纷冗，治事益棼，更为余内心所不敢苟同者，此数月间内心痛苦，要以此事为最甚，辄复记之。”1944年10月10日日记中陈布雷又作了一简短回顾：“……今日为国庆日……念光阴迅速，匆匆三十二年，当武昌起义之时，余适在天铎报，少年意气凌厉，曾撰《谈鄂》十篇，鼓吹革命，以此因缘，许身党国，今建国之业未就，而余已年逾五十，居机要之职位，无丝毫之贡献，不禁感慨系之……”。陈布雷在自我回顾自我反省同时也常常摘录一些别人著作中之心得体会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修身，如1944年4月7日日记中就摘录了黄岩柯君之著作《修省杂纪》并自我说些心得。“△天下无苦境，亦无逆境，问其人能否顺受，能否利用。△病从劳来，则纵以逸；病从逸来，则故使劳；病从悲起，则慰以快，（余以为病从忧生）宜养以宽；病从静得，则处为闹；病从闹发，则处以静，（余以为病从闲，即空虚寂寞而仍放不下繁思杂虑，得宜药以事。无论看书、作文、访友，乃至写信均可，使此心有所寄托而凝聚）。△人生之所以不能无疾病者，一由于醉梦富贵心，二由于怕老病死心，三由于荒嬉贪嗔心（余于一、二两者庶几可免，惟名心太切，执著太过，要好之心太强，而力不足以副所愿，则戒之应在贪嗔心也）△最能透明事理处，在每天黎明两小时。△四时花木，四时风景，四时食物，以及人生过程皆造化所以赐人，日新情趣能领略之，都为乐境。”7月7日陈布雷在记下了一身之病后说：“……五十三年不应自叹哀老，以此三年间，实已年不如年矣……”陈布雷连纪念典礼也请假未去了。7月10日，他在日记中自嘲自解了一番：“……今日心神怡定，不看书不访友，亦不作他事，惟与家人闲谈，游行田野间，以畅胸臆，自念在此战时，余之处境远较他人为忧裕，而公私之际，自问亦能依原则做人，不改十余年之初衷，天之待余不薄，余之自待亦应黾勉勿辍也……”1945年陈布雷在休养中，年初就写了《新春杂记》，洋洋二千言，直抒心胸，袒露心迹，这杂记最能说明问题。
新春杂记
△余今年五十有六矣，检点往事，去日苦多，读书无成，作事无恒，修身立志，亦未能刚毅自强，而浪窃虚声，蹉跎遂至此日，古人有言，壮不如人，余今且老矣，时事日艰，工作日繁，如何能作此负荷乎！
△世上誉毁，只宜作参考自省之资，至于个性长短则如昔贤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惟疾病亦然，人之病弱，决不能以貌测，譬如我等神经哀弱者，有的未尝不面色充盈，然而脑力竟有不能使用者。自本年一月以来，常患脑眩目昏之症，脑力衰竭常如无源之水，往往写一短文对纸茫然，久久不就而且思虑不能集中，记忆力亦锐就减退，余之基本工作，在于整理文字，长此以往，何能胜记室之任。
陈布雷已有及早引退与隐遁之想（2）
△世人视我为愚人亦可，诋我为孤僻为骄傲亦可，甚至斥我为庸妄亦无不可，然切不可以清静宁谧誉我，盖此正我之短处，若问何以能宁静，能淡泊无竞，则请试观学校内家庭内之弱儿，往往驯谨无华，故此仅为我幼年时代身体衰弱所养成之一种习性而已。如有人问我自视为何等人，我只有一语曰“草草劳人”。
我之入侍从室，十年以来，不敢言劳，不敢乞退，乃实践我民国十七年对蒋公“只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之宿诺，我自视只为一个秘书，只为供文字之役之一记室而已。然他人之看法或不然，忆季陶在数年前对余与张文白言君二人乃一将一相，余以为戏言。及去夏在黄山，季公又为此言，论古人为相之道，余闻之几如惊天霹雳，若侍从室之地位与职责真为如此，则余谬尸要位，旷职误事之处必擢发难数矣。
△今春某日委座在官邸约餐亦有“侍从室应积极尽辅弼之责”之语，然则，委座近来之重视侍从室，又适与戴君季陶看法相近矣，顾舍何人哉，余岂能胜此重荷乎？
△自去年春间国外舆论受###影响而有显著之变迁后，我中枢对国事之措置更觉艰难，自此迄今又一年矣，以我国当前之人力，悉力以从事抗战尚且不遑，而何堪更加以政治上外交上之应付耶？余亦备位中枢之一人，预计今年一年内，有第六次代表大会，有四届参政会之###，又须举行极关重要之国民大会，此皆需有周详之准备与各方面之配合而听命于领袖之决定者，然余于此配合之道，实又无以为计也。
△近来党内最大症结，即为意志不能协同，认识不能一致，彼恶意者分化吾人，谓为“改革派”、“改良派”、“保持现状派”乃至所谓“左派”、“右派”，固不值一哂。然实际上确有两种相异之看法，一种见解为“巩固根本为重”，一种见解为“适应环境为志”，此二者实皆有理由，但如只知巩固根本之重要而无作法，或只知适应环境之重要而放弃立场，则两皆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