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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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日记中陈布雷拟新生活运动3周年纪念广播稿又发作：“此等文字工作，最易落窠臼，用思甚苦……”陈布雷身体也支持不住，2月23日日记中云：“……十二时面请蒋先生给病假两天，以连日实感精神太倦也，蒋先生似不愿予请假，勉之，”过了二天，2月26日“头晕仍剧，且骨痛未已，然假期已满，不愿再续……”2月28日“……夜应蒋先生召商半月记文字，并有所指示，10时归寓，觉眩晕未已……”大概，陈布雷身心确实疲惫之至，又萌引退之念，4月9日日记中明载：“……今日神思忽忽不乐，又萌引退之念，盖侍从室环境特殊，余来此二年余，对国事迄无深切之情，彼等待人均抱敬而远之之态度，而余于彼等亦常觉格格不相入，盖大多数人言不及义，思不及义，唯知以挈较权利为急务，稍便则酒食征逐，只要瞒得过首领而已，余虽抑志相从，推诚相与，然征逐既非所喜，随和亦不能无限度，故终不能相水乳也……”，这时陈布雷又随蒋介石到了溪口，蒋经国也回到溪口了，蒋介卿要出丧，陈布雷为蒋介石写祭兄文，4月15日，蒋介卿出殡后，4月18日又随蒋介石赴杭，4月22日记又露出退意，云：“午后无事在寓，与允默商进退问题，颇思俟委员长病愈，摆脱侍从室职务，以既管理不善即应引咎，而让贤也……”4月24日日记中记：“……余连日心情不佳，幸而滞留杭州，尚可不发神经病，此种痛苦，非同病者不能知也……并校定西安事变半月记与回忆录之文字……”奇怪得很，从1月写西安半月记已完稿，到4月还在校改，心中一直想引退，5月1日日记中又记：“……十一时到大哥家午餐。与大姐等谈家常，近日，予心境不舒畅，坐立行止，觉一无是处……”5月5日日记中记“四弟来谈……觉心中苦闷实甚，在兄弟之前又欲稍露词色……”5月6日于是又请病假5天，5月7日日记中提到知友采访“对余之健康个性与工作困难问题均以无法解决……”5月12日日记中记得更明白：“……抑郁焦躁之病态又显露无遗，傍晚五妹挈细儿来寓相视，劝余决心引退……”陈布雷在5月22日日记中最后讲明：“午后，又试为文字工作，乃竟不能下笔，苦闷之至，焦急之至……余病实伏于西安事变时透支，精神太过，今乃觉之……”可是西安半月记还要改，5月23日日记中记：“七时卅分起，覆阅西安事变回忆录，将文中语意之不妥者标出修改之，得十八条。”5月26日日记中又云：“……今日精神又不佳，心思极不宁……不思饮食，即纸烟亦觉无味，六弟来谈劝余往沪上休息，以为较之蛰居京寓当胜一筹，然予自知此疾非移地所能瘳，须待其自愈也。”5月27日日记：“……午后力子先生来谈甚久，以静心澄虑相劝，知其意终不能行，奈何奈何，今日觉彷徨更甚……”5月29日日记中记“……自牯岭来电话，西安半月记暂缓发售，夜心绪不佳……”5月30日记：“……午后电委员长商西安半月记事，仍请及早指定一发售之确期……”说来十分奇怪，这本仅万字的西安半月记写就不过一二天，而出版一拖四个多月，而陈布雷心理状态极复杂，不断出现引退之念，又有难言之隐，内心痛苦与矛盾跃然于纸上。
在病痛和苦痛中决计随蒋抗日（1）
陈布雷跟上蒋介石有21年时间，前10年开始是作为客卿身份，从1934年开始，作为侍从室主任，可谓形影不离，但是这21年中最为重要的是抗战八年从南京而武汉，1938年下半年起武汉失陷，就随侍蒋介石到重庆一直到抗战胜利。1937年初到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西安事变刚刚结束，蒋介石被逼抗日，蒋介石和其所属部队在正面战场确也抗击过日寇，特别是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陈布雷这人确实也是爱国的，所以在他为蒋介石所撰写的文告中，抗日热情，奔泻千里，也使蒋介石成为世界瞩目和全国军民拥戴的抗战领袖。
1937年的6月1日，陈布雷在日记中有记载云：“余自四月初迄今，身心交病，已近两月，当去年西安事变发生，家人即以余工作太劳为忧，乃自委员长由洛到东后，受命治事，较前加繁而并不感觉特别疲劳，盖当时神经兴奋，他事均不遑计耳，此次突然颓丧，且恢复如此之难，均出意计之外，今既发现非常贫血，即应针对此症而下救治，连日注射药剂，似已渐渐生效，听其自然，唯当忍耐持久，以观其后，盖摆脱既不可能，即当屏除杂念，听其自然或较有益也……”这段日记披露了陈布雷的身体确实病得不轻，但“摆脱既不可能，即当屏除杂念，听其自然”语，当不仅指病身，亦有摆脱政治圈子之意。因为，他对蒋介石知遇之恩念念不忘，所以抱病从政，何以见得，6月3日日记中有记：“……自卅日起病体似显有进步，血色转和，精神亦佳，乃最近二三天又转劣，骨病较甚，意绪甚恶，休假已久，何能再续，心烦不止……”但是他在妻子王允默帮助下“继续摘剪报纸上之材料，自晨九时至午后五时始将三、四、五三个月之旧报整理毕，再为归类粘存于参考册内……所剪存者大抵为（一）演词（二）要电（三）经济建设事项（四）国民大会事项（五）中国问题（六）英美中心之国际关系（七）德义轴心之国际关系（八）灾况等等……”工作是够辛勤的，“夜接学素函荻浪函附下委员长手函一件惓惓相念，真不知何以报之”，蒋介石一纸手纸，陈布雷怀“何以报之”之心，于是又抱病“屏除杂念”，奋身相从了。陈布雷当时是在杭州休养，6月5日陈立夫去看望他，6月5日日记有记载：“……十一时，立夫来谈，询予病状，切劝绝对静养，勿萦心于外物之变迁，谓烦恼何人皆有，贵在善自排遣，我等既无特殊嗜好之娱乐，则应别求心思之寄托之所，或思索真理，或研究问题，均可使当前扰我心曲之烦恼暂时退避，因述彼近年竭力阐明唯生哲学者，诚知不免僭妄，然亦痛苦中强自排遣之一方法，劝予亦作而行之，并述其对于建立民生哲学之理想，谈约二小时而去，接谦夫函，贻予以《圣经》上之二语，谓“Peace lgine unto fovene theqhenoild giueik！”“Let ie．tce oqraid，”6月6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下：“……接牯岭委员长来电，复余支电，嘱令安心静养，既感其意，亦复自愧，盖余之大病即在‘不能心安’之四字，每思克治，而不久即故态复萌，行年五十……殆将以悔吝终其身耳，可悲可叹……”6月8日日记载：“……午后疲惫抑郁，坐立不安，苦痛之至，允默以为不可使蒋先生久待，乃由默函蒋夫人告不能即行之故……”陈布雷在休养中思想翻来覆去，斗争十分激烈，也十分痛苦，然其对救国之法却极关心，6月9日他接待裴复恒，记下裴君“……近两年专心办学，极肯用真实工夫，为余谈其办学之心得及对现时教育之意见，有极警切中肯者，如谓目前第一需要在训练各种技术人材，……从此着手而从实质上将国家现代化！则理论左右之争，绝不值得重视而将自然消灭也，此语真有见地……”陈布雷非常赞赏科技救国的做法，对于政治上之纷扰内心是反感的，而他的大哥、四弟也一再劝其继续休养，如6月10日日记中记：“……九时，谦夫先生来访，坚劝余以身体为重，应立下决心，请一较长期之休假，不宜因循忍耐以自贻误，彼此次接两函知病状如此，极不安，故特由沪来京专为此事，向余切劝，并携来大哥一函有‘弟宜直告介公，请三个月之病假，方是疗养办法，若带病苦干，真是与生命相搏，决非介公所待弟之意，介公若知弟真病如此，必不相强也’之语，手足朋友之关切，殊令余感动……”6月11日日记中载：“……接四弟来信，劝予向委员长直陈病况，请假二三月，移地疗养，其惓惓想念之情欲言又止之意，充溢于字里行间，五妹亦函允默，询余病状，骨肉关切至此，而余终无法以慰……”陈布雷在杭州因病体和工作之苦，正在矛盾中，而蒋介石已派他任庐山训练团之团附了，6月12日日记中载：“卢参谋集贤自牯岭来，携来学素函及铁城、辞修各一电，知余被派为第一期训练团团附——又携来蒋夫人所赠之回忆录英文本一册，蒋夫人并有覆允默函，嘱余安心静养，勿亟亟去牯，且谓委员长已知余病中之情况，决可相谅云云。午后小睡一小时，读回忆录之英文本，描写生动，理致清晰，自是佳著，然措辞有太激直处，对西安事变中军政当局采取严峻政策不无指责过当，是其疵病耳……”可见宋美龄对西安事变中某些人是有很大看法的，且公诸于众，不过，陈布雷却认为是“指责过当”。
在病痛和苦痛中决计随蒋抗日（2）
陈布雷还是准备上庐山，6月19日日记中记：“晨6时醒，忽然杂念纷起，觉非即去牯岭不可，百计镇静，不能入睡，七时十五分，接学素来函谓余病殆由忧患所致，为根本治疗（一）唯有积极兴奋（二）则决然引退，如两者均不可能，则将始之终之为忧患所困而不能自拔矣。其言极不确当，即覆彼一函，告以检验后之病状，以山中事繁，拟即扶病来牯，进退问题，当俟暑期终了后考虑之……今日精神极苦闷极彷徨，忽忽若有所亡，又郁闷难忍，如此下去，真成心疾矣，奈何奈何……”
但是陈布雷毕竟是爱国的，他对日本之野心表示极大之关注与警惕，6月21日日记中载：“……阅报载近卫内阁，将对川越茂归任新训令仍以广田三原则为出发点，先谋中日间为悬案之解决，将先从易解决者，如某项交通问题及华北经济开发着手云云，各报登此消息，均不免作悲观之猜测，以余观之，殆为日方事前一种试探，故略放此项消息也，自西安事变结束后，日方高唱‘对华新认识’。而实际则为静观主义。静观者何。即欲觑我之隙而猛以乘之也。国人一面苟安，一面虚怯。乃竟以为日本将自动转换方向，此本乐观太甚。宜其又有今日之悲观矣！”
陈布雷是7月2日登上三北公司轮船，下午1时抵九江，7月3日上山的，7月7日参加训练团第二总队升旗典礼，还作了精神讲话，题为“我们受训后如何达成救国建国之任务。”他在当天日记中记下参加听讲者约1084人。7月8日记下：“……接王外长电话，昨晚我卢沟桥驻军突被日军进袭云云，即报告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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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谈话会：《最后关头》（1）
陈布雷给蒋介石编了《西安半月记》后，又生了病，就在杭州休养，偕夫人王允默游览湖山，心境稍稍宽怡，但是接到第二处内人员的来函，告以人事倾轧之情，心里又不痛快起来。5月20日回到南京，续假休养。6月中旬，蒋介石在接见陈布雷时说：
“布雷先生，你为我写的《西安半月记》，很好。国外都有登载的，使人明了事实真相，夫人也很满意。我拟去庐山，你在7月里也来庐山吧。庐山要举行一个学术界名流的谈话会，谈话会不设秘书处，由中政会正副秘书长张群、曾仲鸣负责。你不必劳心。你一定要去的，也可以带夫人去，顺便可以避暑，休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