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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

陈布雷大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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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吾人更有进者,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之交际,此后必益求辑睦。深望各国既表同意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视前有加。当民国改建一切未备之时,务守镇静之态,以俟其成。且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盖此改建之大业,固诸友邦当日所劝告吾民,而满清政府未之能用者也。
  吾中华民国全体今布此和平善意之宣言书于世界,更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盖当世最大最高之任务,实无过于此也。
  王宠惠先生为孙中山赏识的党员,精通法律,中、英文俱佳。孙中山于民国纪元前八年4月,在美国纽约以英文撰发《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一文,为王宠惠先生翻译,文极流利。今见年方22岁,杭州高等学堂正科毕业,初入报界的青年记者陈布雷有此译笔,自很满意。
  陈布雷后终被排挤而去。谓在《天铎报》任事五月,酬薄事多,只为兴趣关系,毫不计较;而年少锋芒显露,不自敛抑,渐为李怀霜所忌。李怀霜是时功名心热,奔走于黄克强处甚勤,必深晚一时后始到社,酒食徵逐,所志日荒,陈布雷不喜其所为。一日,李突邀陈至其室,言社中经济困难,君之月薪,只能发30元,其余10元,将填给股票,陈答应。又数日乃遣人示意,谓论说一栏宜以庄乘黄为主撰,陈君但撰短评可也。陈布雷知不可留,即日收拾行装,辞职归里。半年之报馆生活,暂告结束,离开了《天铎报》。
  他将还乡离沪时,戴季陶与周浩方创办《民权报》。姚雨平、叶楚伦办《太平洋报》。邓家彦、邵元冲、宁调元创《民国新闻》,均有约他相助之意。陈陶遗与其友人雷季兴正接盘《申报》,亦约他入馆任撰译。陈自思民国成立,此后报纸,宜鼓吹建设,非可长以摧陷廓清之偏锋论调炫众而导乱,故仅允陈陶遗为担任西报翻译。另一原因,是家乡长辈,认为十里洋场繁华世界的上海,不适宜于青年独居,劝陈依仁和陈的舅父,勿再让陈布雷留沪作记者。陈依仁坚信自己长子能慎独,勿涉于邪。时适宁波一批教育界和地方士绅,发起创办私立效实中学,知陈布雷不作记者,遂聘请任课,陈布雷应聘。至于《申报》译述记者应聘与否,经请示父陈依仁,得到同意,始去函陈陶遗。此是兼职,按期将译稿寄《申报》;《申报》以外国报刊五六种寄赠,作为报酬。1912年(民国元年)陈布雷23岁,开始在宁波效实中学教书。初任教职,他亦颇有兴味;但兴趣仍在新闻事业,故阅览英、法文书报最勤。课余每三日必译稿一篇,寄登上海《申报》,署名“曰彦”,至暑假后始停寄。自民国元年到民国九年,陈布雷家居、教书兼治家产。9年间,父故妻亡,家事烦忙,生活至为黯淡。民九上半年,陈布雷兼任宁波《四明日报》撰述,每日上午在效实中学授课,下午到报社写短评一二则,“随感录”六七百字,日日如此。他的老师兼姊丈冯君木先生,最喜读其所写“随感录”,谓“笔墨与思想,均非海内报纸所多见”。他自己说:“实溢情之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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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商报》撰评论
1920年6月,他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赴沪任《韦氏大字典》编译。工作余事,喜阅哲学及时事之书籍,亦常与人通信论学。妻亡哀伤之后,改换环境,心情渐舒,生活安定。民国八年,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开幕,国人无不关心时局。我拒签对德和约,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激起“五四运动”。国人求“新闻渴”之饱饮外,“求知欲”更切。上海有宁波同乡赵家艺与应季审发起创办《商报》。出资者广东汤节之。资本不多,却能罗致人才,于民国九年冬开始筹备,民国十年元旦创刊。编辑部阵容:总编辑:陈屺怀;编辑主任:陈布雷;电讯编辑:潘公展;本埠新闻主编:前为沈仲华,后为朱宗良。编辑有邓逸虎、陈铁生等。两陈兄弟为民初《天铎报》主将,“布雷”已闻名。入《商报》后以“畏垒”笔名撰刊评论,光芒四射,震动报坛。其文见报,人皆争诵。潘公展用最新、最经济编法,有条不紊的分列要闻与电讯,有系统的处理新闻,版面醒人耳目。而本埠新闻增多,尤为沪市读者所喜阅。《商报》辟“商业金融”栏,由潘更生、冯柳堂主编,内容较《时事新报》之“工商之友”充实,除刊价目表外,每日有关于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专稿。上至国际金融,汇兑贸易,下至商品买卖,货物价格,无不详载。此外《商报》驻外特派员王新命、龙德柏,均为一时之选。惟一缺点为副刊“商余”落伍。编辑者为原编小型报的张丹斧。在小型报上,其文字能叫座,但在《商报》版面上,殊不配陈布雷大江东去式的评论,或娓娓动听的短篇。后虽改由王钝根、陈小菊(即陈建雷)等主编,但“商余”作风不变,不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或许是汤节之的“生意眼”,以为《商报》读者商界人多,商人忙做生意,无得闲看如小型报的消闲副刊,能增加报份。但与新闻言论版殊不调和。因此,《商报》的读者商界少,反而知识分子与青年人多。《商报》有人才,有特色,故颇招同业之嫉视,多方百计,加以阻碍。上海《新闻报》于《商报》出版后,曾派人全部收购,沉之黄浦江。后为汤节之侦知,遂制搪磁《商报》招牌数十,竖于各香烟摊上,各摊每日送报若干份,听其销售,于是《商报》之名大噪,销路打开。
  陈布雷入《商报》,恢复其极为醉心的新闻事业,再作记者,自称为“余正式任报馆工作第二期之开始”。但“数月后,觉邝、陈诸人,思想太陈旧,对编辑方针不了解,颇苦之”。
  翌年,《商报》基础渐立,销行日广。陈布雷与两潘(公展、更生)夙夜孜孜,以充实内容、改革版面为事。每周撰评论五篇,星期日撰短评一篇。星期日社论栏改刊《每周大事述评》,由潘公展执笔。陈布雷谦谓:“余自以学识寡陋,深自韬匿。社交宴会,不常出席,即同业之间,亦鲜过从,故沪上报界,罕有知《商报》编辑部何人主持者”。与上次在《天铎报》时期与报界、文化界人士多有往还,且喜向人请教,大不相同。但因与《中华新报》旬日笔战,以文字结交张季鸾。于右任办《民立报》时期,张季鸾任日文编译,未以文章与国人相见,当初尚不知名;但有才气、富活力,亟思自创局面,有所表现。经数年之奔走筹备,卒创办《中华新报》。编辑部有谈善吾、杨尘因及旧《民信报》一部分人。张季鸾擅口才、广交游,与政治舞台人物,多有接触,于国内外时局形势极了解,故其论评,时有独到处。张因读《商报》与《中华新报》反复辩难的文章,许为论坛寂寞中突起的异军。转辗询问,始知布雷之真名。陈布雷“某日特往访,自此遂订交焉”。此后张北上办《大公报》,与陈友情益沣。《中华新报》报龄约十年,以营业不振,1924年民十三年冬宣告停刊。吴稚晖所著《脞客座谈话》先在该报连载,后即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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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军阀争主权(1)
倒军阀,争主权,陈畏垒倡“全民革命”
  上海当时各报评论未有署名制。《商报》原决定不署名,因执笔者虽为个人,而文字内容则代表整个报社意见,故采各国报纸新制,评论不署名。在其时中国报界,则为新创。社会不察,以为《商报》无社论专人,无自撰之社评,于是《商报》不得已,亦署名以从俗。陈布雷乃以“畏垒”署名,自1923年(民国十二年)初始。
  1924年(民国十三年),《商报》出版已满三年,渐有声誉。陈布雷说:“余等益奋发自爱,公展、更生诸君,皆事繁酬菲,而每日到社未尝稍懈,同人相处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积极,在望平街中为仅见。余是时撰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读者常有投书慰勉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对《商报》尤爱护倍至,每值新年增刊,一经去函征文,无不应者,益信耕耘必有收获也。”是年齐、卢战起。《商报》立场,鲜明的反对曹锟贿选。第一版全版用大号字排印,下印曹锟照片,称之为“捐班总统”。对齐、卢之战,袒浙抑苏。卢永祥一蹶不振,孙传芳引兵入浙,《商报》又一贯反孙。在政治立场上,《商报》与广州国民党遥相呼应,如出一辙。曹锟被逐,段祺瑞入京为执政,北京政局,似一时颇有澄清之现象,陈布雷与报社同仁,咸感兴奋,对执政府措施,时时著论,以善意而严正之词评之。是年7月,陈布雷在《商报》本埠新闻栏论评激烈,被工部局控告而受审于会审公廨,几受缧绁之灾,卒以克威律师之辩护,罚金了事。同受审者,有《中华新报》及《民国日报》。
  病逝后的孙中山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商报》著论哀悼。上海《时事新报》同日有论评,竟谓“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于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陈布雷大为不满,次日著“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以反应。《时事新报》无词以答。《时事新报》之前身为《时事报》,创刊于民元前五年(光绪卅三年,公元1907年)12月,后与《舆论日报》合并,改名《舆论时报》。1911年4月,改称《时事新报》。初为维新派机关报;入民国后一变而为进步党机关报,常有反对国民党的言论;北伐后该报又投入新财团之怀抱,立场不一贯。抗战时迁渝出版,胜利后复员上海。上海解放,停刊。
  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商报》每日撰论指引各界行动,监督政府交涉。首先主张缩小对象,俾罢工工人,生活不生困难;继于交涉中主张以惩凶及保障为第一任务,应拒绝接受赔偿金。因此,交涉使许秋帆竟不敢遽然接受英方75000元之支票。
  当时陈布雷的四弟陈训慈正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兼顾老家家务,陈布雷给他四弟写家信时,也透露了他的一腔爱国之忱:
  ……以上把目前要讲的家务琐事大略讲完。最后要告弟知道者,兄写这封信,是在极繁乱悲痛的心境下写的。这回学生运动,英捕竟开枪杀人!远道闻者尚且发指,何况我们亲在上海目击喋血前后之种种悲惨情形呢?兄近日要哭,直弄到无处哭。有时也想,并哭的自由也没有吗?无宁冒险放声一哭。但幕后又似有声音传来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家里!你是人家的雇佣!怎么能要哭便哭!”呜呼四弟,如兄者已近中年,残血犹热,这真是人生未有之痛楚呢!上海民众颇有觉醒,而总商会诸人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窃恐祸犹未已,流血者亦正未有艾。速告琯卿赶快进行爱国之宣传。呜呼四弟,人间何世?痛!痛!!痛!!!
  孙中山遗嘱这封家书,与当时他在《商报》期间写的社论相印证,足可见其反帝反军阀以及同情工农立场相当鲜明。信中所提到的李琯卿也在宁波办《四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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